閱讀黃庭堅的《山谷集》，我們會發現從元祐后期到南遷黔南、戎州期間，山谷詩的創作呈現出一種以經典為詩料進行說理的傾向。“詩料”源自書本或是現實，表現在作法上就是“用事”或者“直寫”。兩者相反相成，不可偏廢。用事過度則易因饾饤而使主旨晦昧、意脈破碎，目擊直書則易使詩歌滑易，直白少味。北宋詩壇的蘇、黃二家，蘇詩時有后一種弊端，黃詩則傾向於前一類。金代王若虛《滹南詩話》批評黃詩“鋪張學問以為富，點化陳腐以為新，而渾然天成、如肺肝中流出者不足”。准以此評，首當其沖的便是山谷的這一類“理語”詩。

其中大部分是從經子典籍中擇取蘊含義理的詞句、事類，將之綴入五六七言的形式裡，借以闡說儒家立身行事為學之道。這類作品每多格言警句。但若就傳統標准來看，往往會如王若虛所言，事象多而碎，不夠渾成。如《頤軒詩》其一：“金石不隨波，鬆竹知歲寒。冥此芸芸境，回向自心觀。”其六：“涇流不濁渭，種桃無李實。養心去塵緣，光明生虛室。”金石、鬆竹、涇渭、桃李等事物並無必然現實關聯，意象支離瑣碎，無法使讀者感知到一個完整的視覺畫面。但嚴肅的道德說教需要的是清晰的理路，在審美性上不必苛求，況且山谷在此前及此后也並非沒有情、景、事、理完美融合的作品。就此二詩而論，詩人要揭明的是須認明心源，以為本知，對於外界塵俗的緇染要堅決摒除之。而前一詩是從內在的持守出發而論﹔后一首講清心寡欲、分別諸塵緣，是從對外的角度而論的。二詩結構相近，都是前兩句用事類喻理，后兩句勸誡﹔主旨一致，而在立意上互為補充，實在是一組精妙的格言詩。

黃庭堅的心性論哲學體系就是由這類詩作來闡釋和演繹的。山谷有他獨特的一套見解，所論既共同指向一個中心，又能互為補充說明。比如他在一詩中說：“喜與嗔同本，嗔時喜自俱。”於另一詩裡又說：“狙公倒七芋，勿用嗔喜對。”這兩處用的都是《庄子·齊物論》中“狙公賦芋，朝三暮四”的故事，但強調的側重點有異，前者闡其理，后者明其用。我們讀這兩句，像是獲覽了山谷本人的讀《庄子》的札記或曰箋釋，道理簡單卻深刻，是原書所未載的。

對於這類詩作，王若虛認為它“如肺肝中流出者不足”，葉夢得也批評道“何用事此死聲活氣語也”，我們對二人意見不敢苟同。譬如上文所分析的兩句，展示出的就是山谷經歷了宦海風波、體驗了人生沉浮之后，所練就的一種順逆之境交現於前而喜怒之形不現於色的姿態，這是他忠厚樂易、篤行仁義的最佳注腳。此類看似枯燥的理語，背后是山谷親身的經歷與隨之不斷深刻著的體會。比如他在戎州時勸勉黃斌老清心寡欲、慎於食色的幾句：“外物攻伐人，鐘鼓作聲氣。待渠弓箭盡，我自味無味。”這讓我們想到黃氏在青年時代任葉尉時發表的那番言論：“夫不塞不流，不止不行，此物之情也。故極道狹邪游冶之樂、江湖契闊之愁，至蕭然疲役，不可支持，乃反之以正雲。”（《再和元禮春懷十首序》）可見他對黃斌老的勸誡，依據的是自身生活經驗。我們讀著山谷詩集中這類朴素的理語，不難懷想他隱藏在詩句背后的閱歷和感慨。

黃庭堅並未任由他理語詩中的這種“朴素”發展下去。首先，這類作品並未成為他創作的主流。比如他作六首《頤軒詩》的同時，也有《寺齋睡起二首》《記夢》那樣或疏俊、或綺麗的作品。根據我們上文提到的一些理語詩可以看出，他的這類詩作多屬於勸勉后進的酬贈類，正需要經典中這類精警的格言來作“詩料”，但也並非徑直搬來。如上所舉，“金石”“鬆柏”的謂語是“不隨”“不知”，這就使冷冰冰的外物被賦予了主觀的價值判斷，具有了高尚的人格。並且山谷理語詩的寫作，愈到后來愈注重其藝術性，而非熱衷於講習性理之學的士人們那些枯燥、槎枒、淺露的說理韻語可比。

山谷的這類詩作集中出現在元祐后期至謫居黔、戎的數年間，此段時間恰與他的“廢詩期”相合。這幾年由於諸多不可避免的外部因素，他的生活處境甚為艱難，尤其是遭貶以后。若將與他經歷相近的蘇軾兄弟的書寫謫居生活的詩作拿來比較，就會發現，他創作中這種純作理語、不涉及日常瑣碎的書寫傾向還是比較突出的。那麼我們如何來認識和評價他這類作品的意義？

首先，他此時的生活狀態並非溪山鬆風之間的高士，而是“已為黔中老農耳”。他一方面“杖藜草履，林下與老農漁父游”，一方面也接受地方官員的府會酒筵邀約。雖經歷豐富，詩歌創作卻暫停下來。這些日常生活中的瑣屑雜事，山谷並非不關心，而是根據所要表達的內容進行了文體選擇，以其他文體記日常，以詩歌講道德。比如填詞憶念遠在萬裡外的家人，作書與人談論日常柴米、養生之道等。並且他的這些“理語”並非與生活細事無關，反倒正是源於日常、有為而發的，比如上文提到勸誡黃斌老的那兩句“外物攻伐人，鐘鼓作聲氣”，以及“宴安衽席間，蛟鱷垂涎地”，用的是《左傳》中“衽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為之戒者，過也”的語典，講的是關乎日用的常理。

值得關注的是部分作品詩題與序言的關系。例如《頤軒詩》以短小的六首絕句羅列出修身養德的格言，卻以數百字的小序從內、外兩方面引証論說“盡性”乃頤養之要訣。若將詩序中豐富而形象的故事化入詩作中，理、事結合，夾敘夾議，或許詩歌的面貌會有所不同。黃氏有意將那些形象可感的、宜作為“肌理”的事類抽取出來，而把詩作濃縮為純任理語、鏗然有聲的道德格言。山谷在《次韻楊明叔四首》前的詩序裡說：“文章者，道之器也，言者，行之枝葉也。故次韻作四詩報之，耕禮義之田而深其耒。”在山谷心目中，這一類創作也應屬於道德履踐的范疇，應當高明嚴肅而切於實用。遷謫期間集中出現的純作理語的格言詩，正是萬裡投荒、潛伏林泉的黃庭堅約己修身、持守本心的宣言。他謫居黔南，嘗作書與秦觀共勉道：“古之人不得躬行於高明之勢，則心亨於寂寞之宅﹔功名之途不能使萬夫舉首，則言行之實必能與日月爭光。”（《與太虛書》）后因避嫌徙居戎州，在生存境況最艱難的時候又寄書友人，重申此理：“古之人不從流俗之波，自放於深山窮谷，非為山川之美與不交世事無憂患而已，蓋欲深明己事，關百聖而不愧，質鬼神而無疑，故於彼有所不願耳。”（《答王子厚書》）他書信中所說“己事”，也就是融攝三家、關乎本體的心性之學。並且，他的這套理論認為心性修養不僅要驗之行事，且須發為文章。故而在他的格言詩中，“文”與“行”常常是結合在一起的：“文章瑞世驚人，學行刳心潤身。”“行要爭光日月，詩須皆可弦歌。”既重視道德心性，同時並未像理學家那樣忽視詩文創作﹔並且為了“道”的更為明晰深刻，愈發追求“器”的高妙精美。譬如此處征引的兩句六言詩，前一例刻意用了個生硬的“刳”字，讀來令人駭愕，但也因此反收精警動人之效。后一例打破六言詩慣常二字一頓的呆板句式，轉用古文句法，於拗折之中現出鏗鏘之致。

黃庭堅不認同“熙寧、元豐間大儒”的空談性命之學，因為其遠離日用人倫而顯得空虛﹔同時也反對“后生玩華藻，照影空沒世”的矜詡文辭風習，因為那多半是不能夠直指本心的綺語浪言。他在遷謫期間所作的這類理語詩，既有切於日用的觀照，也能摒棄浮華直造其理，但又保持並發揮了詩歌應具的藝術性。這類作品既是他忠厚堅毅品節的自然流露和藝術演繹，又是對所歷所感的沉潛和反思。山谷此后詩作中，無論是對日常中事情物理的摹寫發揮，還是對重大朝事政局變動的議論評價，都是以這類理語詩所參與建構的心性之學為根基的。 （作者：趙旭，系西南交通大學人文學院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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