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核准追訴低齡未成年人嚴重暴力犯罪34人。3月8日上午提請十四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審議的最高人民檢察院工作報告中，首次對這一數據進行披露。

　　報告還提到，2024年，全國檢察機關起訴未成年人犯罪5.7萬人。一些政協委員在小組討論中表示，這一數字應當引起對懲治和預防未成年人犯罪的高度重視。

　　對惡性犯罪沒有懲罰就沒有警示

　　談起“兩高”報告都點名的初中生殺害同學埋尸案，全國政協委員，國務院參事室黨組書記、主任高雨依然印象深刻。在這起案件中，主犯被依法頂格判處無期徒刑，同案未參與犯罪預謀和加害行為的被告人，依法不予刑事處罰，由相關部門專門矯治教育。這是我國首次對不滿十四周歲的未成年罪犯頂格判罰。

　　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張軍日前接受採訪時表示，人民法院要根據未成年人犯罪的新態勢新情況，依法懲處未成年人犯罪，絕不因犯罪人未成年就片面強調從寬、該罰不罰。“年少不是‘免罪金牌’，沒有懲罰就沒有警示。”張軍說，對主觀惡性深、情節惡劣、危害嚴重，特別是屢教不改的，堅決依法懲治。

　　“法治教育一定要和懲處結合起來，要讓未成年人看到，一旦這麼做了，后果是什麼。”高雨說。

　　在全國人大代表、北京金誠同達（西安）律師事務所主任方燕看來，這一判決既堅持了對惡性犯罪的剛性懲戒，又避免“一刀切”株連，符合“教育為主、懲罰為輔”的未成年人司法原則。

　　“未成年人確實跟成年人不一樣，要保護，但對未成年人的惡性犯罪，還是要嚴厲打擊。如何更好把握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取得最好的社會治理效果，需要好好總結。”全國政協委員、廣東國鼎律師事務所主任朱列玉告訴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朱列玉表示，一些未成年人犯罪的受害人也是未成年人，如果保護加害方，受害方接受不了，也有損公平正義。

　　朱列玉建議，對未成年人侵害未成年人的犯罪，也應依法懲戒，而非片面從寬處罰。

　　最高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宮鳴日前介紹，針對未成年人犯罪新形勢和未成年人檢察工作新要求，最高檢提出“預防就是保護，懲治也是挽救”的理念，明確檢察機關辦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當寬則寬，該嚴則嚴，依法履行法定職責，一體推進未成年人犯罪預防懲治、未成年被害人保護救助、權益維護、社會治理等各項工作，努力預防和減少未成年人犯罪，堅決遏制未成年人犯罪上升勢頭。

　　抓早抓小防止校園欺凌升級為惡性犯罪事件

　　“預防和減少未成年人犯罪，需要抓早抓小、關注重點人群、多部門協作綜合施策。”最高檢未成年人檢察廳廳長缐杰曾表示。

　　“可以從治理校園欺凌入手，小的不要拖大，大的不要拖‘炸’。”高雨關注校園欺凌問題已有多年，“要弄清楚什麼原因造成了這些對同齡人的殘害”。

　　全國政協委員、寧夏律師協會會長劉建國近年來重點關注未成年人犯罪預防領域。過去一年，他走訪了40多所學校和近20家司法機關，與200多名社工、家長和青少年深入交流。他介紹，校園欺凌治理滯后，往往升級成惡性犯罪事件。

　　就校園欺凌防治，教育部等十一部門聯合頒布了《加強中小學生欺凌綜合治理方案》，明確在學生欺凌綜合治理工作中十一個部門和學校的職責，明確教育行政部門作為牽頭單位負責對學生欺凌治理進行組織、指導、協調和監督。

　　但通過走訪調研，劉建國發現，教育部門基於其職能屬性限制，組織統籌各單位開展工作局限性較大。解決這一問題，需要各部門有效聯動，信息共享，形成合力。

　　“許多欺凌事件因‘難以啟齒’被掩蓋，法治介入是關鍵。”全國政協委員、民盟上海市委專職副主委曹阿民長期關注青少年成長問題。他指出，當前校園欺凌事件處理依賴校方自查，缺乏司法聯動機制。他呼吁法院、檢察院設立專項通道，對欺凌案件優先受理、依法嚴懲，同時通過發布典型案例形成震懾，“法治不能止於事后追責，更應前置到預防和教育中。”

　　劉建國在調研中發現，有7個省份的未成年人犯罪呈下降趨勢，而它們在防治校園欺凌及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方面有一個共同點，均由黨委政法委牽頭組織各部門開展工作。為此他建議，建立政法委牽頭、教育主辦、司法保障、其他部門支持的協作機制，統籌開展校園欺凌防治及未成年人犯罪預防工作。

　　在劉建國看來，學校應將校園欺凌防范教育納入常規教學計劃，形成系統化、持續性的教育體系，要通過多元化的教學手段，深入淺出地向學生普及校園欺凌的概念、類型、識別方法及預防措施。

　　“特別是要使‘讓教育者先受教’的理念扎根於教師和家長的心中，讓一些學校修正以往‘捂蓋子’‘和稀泥’的糾紛化解理念，隻有教育者懂法，才能有效化解糾紛、排解矛盾，預防校園欺凌的演化升級。”劉建國說。

　　改善未成年人成長的外部環境

　　“一些未成年人犯罪的苗頭，早在他們瀏覽不良信息、在校園遭受欺凌卻無人干預時就已埋下。”結合調研成果，曹阿民告訴中青報·中青網記者，預防未成年人犯罪不能止於事后懲戒，更需從網絡淨化、心理干預、家校共治等源頭入手，切斷“問題滋生鏈條”。

　　“有的孩子10多歲就會上一些不良網站，接觸的信息遠超家長想象。”曹阿民在調研中發現，部分營利性網絡平台利用算法向青少年推送暴力、色情內容，甚至以“游戲化”包裝不良行為。

　　他援引數據稱，較多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存在未成年人不正常接觸網絡不良信息的問題，“一些孩子最初只是好奇，但在群體裹挾下逐漸走向極端。”

　　“有些孩子看著不出門，實際已經通過網絡和一些有不良行為的人連接起來。”劉建國也發現。

　　曹阿民呼吁加強技術監管，網信、公安部門應建立未成年人網絡行為監測系統，利用實名制數據識別敏感聊天內容，並向學校和家長自動預警。“例如，當聊天中出現‘打架教程’‘盜竊挑戰’等關鍵詞時，平台必須強制攔截並上報。”

　　曹阿民還發現，學業壓力、家庭矛盾與青春期心理波動疊加，易引發自殘、暴力等行為。“許多家庭將心理問題視為恥辱，拒絕專業干預，導致小隱患釀成大禍。”他建議，衛生健康部門與學校合作建立心理健康“雙篩機制”，同時完善心理干預和隱私保護，避免學生因信息泄露遭歧視。

　　更好發揮專門學校的專業作用

　　最高檢在報告中提出，強化未成年人犯罪預防和治理，協同加強專門教育、專門矯治教育。根據此前公布的數據，31個省份已實現專門學校建設全覆蓋。

　　方燕介紹，專門教育是對有嚴重不良行為未成年人進行教育和矯治的重要保護處分措施，旨在為行為偏差的未成年人提供針對性教育，目的是助其糾正錯誤行為、回歸社會。通過個性化教育矯治方案，幫助他們樹立正確“三觀”。

　　然而，她在調研中發現，專門學校建設存在各地不均衡、專門矯治場所欠缺、教師資源不足、經費保障不到位等問題。一些學校缺乏有效監督和考核機制，導致教育教學質量不高。一些學校因場地限制，無法提供充足空間與設施開展矯治教育，致使部分有嚴重不良行為的未成年人得不到及時有效矯治，也給招生和管理帶來困難，難以做到應收盡收。

　　為此，方燕在今年全國兩會上提出了一份關於進一步加強專門學校建設和專門教育的建議。

　　“全國現有專門學校相較於每年涉罪未成年人群體數量可謂杯水車薪，且校內兼具教育學、心理學、司法知識的專業教師不足20%，多數學校依賴普通教師轉崗。”劉建國建議，增加專門學校建設經費，合理布局專門學校，滿足實際需求，同時加強專門學校師資隊伍建設，引進專業人才，探索科學有效的教育矯治方法，支持網絡建設建立全國統一的行為評估與矯治效果數據庫，實時監測分析矯治效果。

　　全國人大代表、河北省滄州市第十六中學黨支部書記兼校長唐景麗注意到，今年2月，國務院辦公廳已下發相關辦法，為專門學校和專門教育提供了國家層面的政策依據。

　　“省級及以下相關部門針對該辦法的配套細則和標准尚未出台，與基層學校在實際運行中所需要的可操作性細則、標准之間，仍存在較大差距，應盡快依據辦法抓緊制定實施細則和保障機制，從而保障專門學校實現良性規范發展。”唐景麗建議。(記者 劉言 邱晨輝 秦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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