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深化協同推進降碳、減污、擴綠、增長

2025年春節期間,雲南昆明滇池綠道外海段一期正式對公眾開放。新華社發
重慶市渝北區長安汽車數智工廠總裝車間的自動化生產作業現場。新華社發
河北省平山縣西柏坡鎮北庄村的屋頂光伏發電板。新華社發
【研究報告】
中國式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提出,必須完善生態文明制度體系,協同推進降碳、減污、擴綠、增長,積極應對氣候變化,加快完善落實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理念的體制機制。這是在黨的二十大提出“協同推進降碳、減污、擴綠、增長”后的進一步部署安排,為更好統籌生態文明建設和經濟社會發展指明了方向。新時代新征程,要充分認識“協同推進降碳、減污、擴綠、增長”在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過程中的重要意義和作用,完整、准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實現生態系統與經濟系統的相互促進,以生態與產業深度融合推動高質量發展。
協同推進降碳、減污、擴綠、增長取得顯著進展
新時代以來,我國以更高站位、更寬視野、更大力度來謀劃和推進新征程生態環境保護工作,全力推動生態環境根本好轉。在此基礎上,近年來全國各地積極探索協同推進降碳、減污、擴綠、增長的實踐路徑,促進生態資源產業化轉化,通過綠色低碳轉型實現了發展“含綠量”和生態“含金量”的同步提升。
推動生態環境修復取得明顯成效。各地深入推進藍天保衛戰、碧水保衛戰、淨土保衛戰,使“天更藍、水更清、地更綠”成為現實。2024年,全國地級及以上城市PM2.5平均濃度為29.3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2.7%,連續5年穩定達標。全國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預計達到92%,重點建設用地安全利用得到有效保障。全國地表水優良水質斷面比例達到90.4%,同比上升1個百分點,首次超過90%,近岸海域水質優良比例為83.7%,均提前達到“十四五”規劃目標,彰顯我國美麗中國建設的顯著成效。
統籌推進產業生態化與生態產業化。產業生態化是對傳統產業的生產方式、產業結構、流通和消費方式進行生態化改造,生態產業化則是通過產業集聚和聯動、優化配置各類資源要素等方式實現生態資源保值增值,兩者協同推進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近年來,我國在實現經濟中高速增長的同時,能耗強度不斷下降,有效抑制了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長。目前我國已建成全球規模最大的碳市場,各地依托資源稟賦,積極探索產業生態化、生態產業化新路徑,推進生態環境導向的開發模式(EOD)創新。2020年以來共有239個EOD項目進入生態環保金融支持項目儲備庫,截至2023年底已有83個EOD項目獲得金融機構支持。放眼全國,經濟發展和生態環境保護協同成效逐步顯現。
加快完善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機制。各地積極實踐探索,打通瓶頸制約,不斷拓展生態產品價值實現路徑,推動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機制建設取得豐碩成果。我國全面完成第三次全國國土調查工作,著力破解生態產品“底數不清”問題。全國林下經濟經營和利用林地面積超過6億畝,年均產值超過1萬億元,3400多萬林農受益﹔出台全國生態旅游發展規劃,打造旅游與康養休閑融合發展的生態旅游開發模式,建設110家國家生態旅游示范區,加強經營開發,著力破解生態產品“交易難”問題。一場點“綠”成“金”的創新實踐正在全國加速落地。
加快推進清潔能源高效利用。2023年,我國清潔能源佔比大幅提高。水電、風電、太陽能發電、生物質發電裝機量居世界第一,建成全球規模最大的清潔發電體系。在清潔能源消費方面,煤炭消費佔一次能源消費的比重從十年前的67.4%下降到2023年的55.3%﹔截至2023年底累計淘汰高排放車輛超過4000萬輛,新能源公交車佔比提高到80%以上。各地探索形成了多種“清潔能源+生態治理”協同方案,實現了清潔能源利用、生態環境治理、多方主體增收的多重成效。
正確認識和把握協同推進中面臨的矛盾和問題
隨著生態文明建設深入推進,基於系統觀點協同推進降碳、減污、擴綠、增長日益形成共識。然而,協同推進降碳、減污、擴綠、增長是一個長期過程,當前在實施路徑、治理體系、價值理念等方面還面臨一些問題,需要在理論創新與實踐突破的基礎上,通過進一步深化體制機制改革予以破解。
正確認識協同推進中面臨的結構性壓力。當前,我國產業結構高耗能、高碳排放特征仍然突出,扎實推動經濟持續向好帶來的污染物減排壓力長期存在。在“雙碳”目標約束下,我國能源結構由可控連續的煤電裝機佔主導逐步向穩定性偏弱的新能源發電裝機佔主導轉變,對新能源體系和新型電力系統的安全性和可持續性提出了更高要求。
協同推進的實施路徑有待進一步細化。不同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和產業結構不同,碳排放總量、碳排放強度存在較大差異:經濟發達地區,特別是以工業為主的地區,較為集中地形成了總量較高的溫室氣體排放﹔經濟欠發達和農業為主的地區雖然碳排放量較低,但經濟增長需求加大了這些地區對電力、石油、天然氣等能源的需求,碳排放強度較高,迫切需要因地制宜探索形成新的發展路徑。此外,生態產品價值實現路徑及生態資產管理模式亟待完善,一些地區生態產品開發項目忽視了自身資源稟賦的獨特性,盲目復制其他地方經驗也帶來同質化或低效益等問題。
協同推進的治理體系還需健全。在當前協同推進降碳、減污、擴綠、增長的過程中,市場化手段運用還需進一步加強,協同推進的相關機制仍然相對孤立,各地政府在生態保護、降碳減污等考核評價中,往往會採用“一票否決”機制,難以在多重目標中實現動態平衡。由於生態產品特有的公共物品屬性和外部性,資源環境要素價格形成機制仍需進一步健全完善,政府與市場協同發力的需求非常緊迫。同時,協同推進的法律法規有待完善。亟須加快制定和完善相應的法律法規,與相關產業發展規劃進行銜接,緩解協同推進的發展壓力。此外,公眾對協同推進的重要性認識不足,生態產品和服務價值在公眾中的認可度仍然較低。
構建降碳、減污、擴綠、增長協同推進的體制機制
協同推進降碳、減污、擴綠、增長是一項系統工程,必須遵循經濟發展和生態保護的客觀規律,站在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高度謀劃發展,將其納入生態文明建設整體布局和經濟社會發展全局,構建整體協同推進的體制機制。
統籌兼顧,強化協同推進的頂層設計。實現高質量發展,既要守好綠水青山“金飯碗”,也要走好產業與生態協同“共富路”。在國土空間規劃中,堅持分類指導與重點突破相結合的原則,確保協同推進項目設計的系統性。加強各部門規劃編制,提升各領域、各類型規劃間的適配度,建立動態調整機制。加強不同項目間協調力度,統籌優化同質同類項目,防止項目碎片化,保障項目設計的完整性。加快構建碳排放統計核算體系、產品碳標識認証制度、產品碳足跡管理體系等,分領域分行業實施節能降碳專項行動,實現“降碳—增長”協同推進。探索建立統一規劃、協同管理、合作共建、利益共享的邊界毗鄰地區合作發展新機制,實現“減污—增長”協同推進。深化落實資源有償使用制度,以自然資源交易平台為抓手,推動資源使用權的公開、公平、公正交易,鼓勵和支持生態產品的交易和流通,實現“擴綠—增長”協同推進。構建生態保護修復綜合監管系統,全面加強生態產業項目實施動態監管和驗收管理。制定具有綜合性和系統性的評價體系,推動開展產業項目的環境適應性評價,並將協同推進任務的完成情況納入各級政府和企業的績效評價考核體系。
因地制宜,實施分區域差異化精准管控。靶向治療、精准施策,把該保護的區域劃出來,把發展同保護矛盾突出的區域識別出來,實施分區域差異化精准管控的環境管理制度。全面開展多領域多層次減污降碳協同創新,積極推進傳統產業綠色低碳轉型升級和清潔生產改造,引導重點行業向環境容量大、市場需求旺盛、市場保障條件好的地區科學布局、有序轉移。此外,健全法律體系和統一的環境政策標准。針對區域特性,制定專門的規章制度,進一步明晰協同治理方式、運作機制、保障措施、法律責任等,夯實協同保護的法治基礎。
雙管齊下,推動有為政府和有效市場更好結合。將政府主導的外部約束通過價格機制轉化為各微觀主體綠色轉型的內生動力,以此推動有為政府和有效市場更好結合。進一步發展全國碳市場,穩步擴大行業覆蓋范圍,豐富交易品種和方式,建設完善全國溫室氣體自願減排交易市場。探索構建生態環境導向的開發模式,為社會資本和金融機構參與創造條件,實現產業發展和生態保護融合共生,形成多方合力。加快建立針對企業、居民或村集體的碳賬戶與生態賬戶,以用能權交易、碳排放權交易、排污權交易、碳匯交易、生態信用交易等市場化手段,協同推進生態環境治理與經濟高質量發展。實施全面節約戰略,推進節能、節水、節地、節材、節礦,擴大水資源費改稅。構建主體多元、功能協調、相互配套的生態產品價值實現市場體系,盡快探索完善門類齊全的生態產品交易市場機制。制定科學合理的生態補償標准,確保補償金額能夠覆蓋生態保護者的成本,加大財政投入力度,引導社會資本參與生態補償,形成多元化的補償資金來源。
廣泛動員,激發全社會參與專業協作。革新以GDP為核心的經濟社會發展評價體系,將生態文明建設成效納入黨政領導干部績效評估並進行離任審計,引導樹立正確的發展觀、政績觀。營造全方位、全領域、全時段綠色高質量發展宣傳的濃厚氛圍,推動宣傳進社區、進企業、進農村,實現基層全覆蓋。通過就業、參股、分紅等方式,充分調動群眾參與生態經濟開發的意願,探索總結“資源變資產、資金變股金、農民變股東”的實踐經驗。大力推動綠色城市、森林城市、無廢城市建設,深入開展綠色社區、綠色學校創建行動,進一步匯聚美麗中國建設的磅礡偉力。 (作者:薛永基,系北京林業大學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研究院副院長、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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