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的白馬雪山。李瑞璇/攝

　　溫室中的滇重樓。李瑞璇/攝

　　墊紫草。高少羽供圖

　　人工氣候室內部。李瑞璇/攝

　　在麗江高山植物園，來自全國各地的植物愛好者絡繹不絕。隨著登山步道的延伸，一片茂盛的森林映入眼帘，遠處是連綿起伏的雪山。

　　很多人來此旅游，隻為一覽美景，但有一個人，對於園中每棵樹木的位置，“甚至比對自己家東西擺放的位置還熟悉”。麗江高山植物園有個“隱藏身份”，就是中國科學院昆明植物研究所雲南麗江森林生物多樣性國家野外科學觀測研究站（以下簡稱“麗江站”），而前面所說的這個人，就是在站中工作的工程師范中玉。

　　日前，在國際生物多樣性日到來之際，中青報·中青網記者跟隨范中玉所在的科研團隊，走訪昆明市、迪慶藏族自治州、麗江市等多個地方。這些在高山、森林中穿梭的科研人員，幾乎每個人身上都有故事：他們之間流傳著“沒有被螞蟥吸過的植物獵人不是真正的獵人”的說法，有被命運的齒輪改變、愛上植物的年輕人，還有“與狼為伴”的科學家……他們遠離城市的喧囂，追尋自己的熱愛與內心的寧靜，守護著滇西北植物家底。

　　植物“守護者”

　　在滇西北雪山深處，坐落著10個植物引種保育及栽培溫室，植物在這裡靜靜生長著。麗江站副站長許琨總會到雪山上尋找植物物種，像收集“手辦”一樣，將其帶回溫室進行保存、引種馴化等工作。

　　他還會將培育技術和幼苗無償分享給當地民眾：一來讓罕見物種“飛入尋常百姓家”，讓這些植物更好地“繁殖”，讓民眾不知不覺加入滇西北生物多樣性保護行列﹔二來讓人學會技術、培育物種並進行售賣，可以提高當地民眾的收入水平。

　　藜蘆科植物滇重樓便是許琨成功“推銷”出去的“手辦”之一。作為藥用植物，滇重樓是雲南白藥的重要成分，很多人曾上山去挖野生滇重樓，威脅到它的生存，野生滇重樓一度成為《世界自然保護聯盟瀕危物種紅色名錄》中的近危植物。

　　“保護一種植物的最好方式就是把它‘用起來’，植物的量達到一定程度之后，就不會存在很快消失的風險。”許琨說，他和相關技術團隊經過研究，將滇重樓的萌發時間從兩年半縮短為半年，再通過與相關部門合作將栽培技術提供給民眾，越來越多的人培育滇重樓並獲利，滇重樓的數量也隨之上漲。

　　類似的案例還有很多。麗江站自建站以來已開展觀測12年，獲得了大量一手觀測數據，收集保存了滇西北地區2600余種（種子1600余種，活體1000余種）重要野生植物種質資源，建立了較為完善的種質資源收集、保存和繁育平台。同時，麗江站每年接待國內外科研機構或團隊600余人次，每年來站訪問人員平均2000人次。

　　事實上，滇重樓所在的溫室，是麗江站“最容易搞定的植物”聚集地——普通種子萌發室。

　　據許琨介紹，麗江站將植物培養分為普通種子萌發、高標溫室、人工氣候室、組織培養室4個等級，培養難度也逐級遞升。

　　走進高標溫室，可以看到可控溫、控光的設備，這裡培養的植物相比於普通種子萌發室“較難伺候”。

　　對於“最難搞定”的植物，許琨會將其放入組織培養室，它不僅能控溫、控濕，還能控光、控氣，同時它的成本也是最高的。

　　“這裡像植物生產線一樣，也可以稱為‘植物工廠’。”許琨說。

　　面對這“幾板斧”，大部分植物都會“繳械投降”，乖乖抽枝發芽，但也有少數“頑固派”植物，仍然拒絕發芽，許琨便將它們拿出來專門研究。

　　在這樣的培養體系下，很多植物從“幼兒園”的種子形態，到“畢業”的成熟形態都很順利，“隨著科技的發展，條件越來越好，‘畢不了業’的概率也越來越低了。”許琨說。

　　除了與植物“斗智斗勇”，這些科研人員還需要面對高山上復雜多變的自然環境。在野外台站流傳著一句話，“沒有被螞蟥吸過的植物獵人不是真正的獵人”，許琨他們出野外除了要面對螞蟥，還要面對高海拔缺氧、野外攀登、極端天氣等多項挑戰，經過多年的歷練，作為“獵人”的許琨擁有著豐富的野外經驗，面對極端情況也能“應對自如”。

　　“科研人員對大自然總是抱著敬畏的態度。”許琨說，對滇西北來說，隨便去哪裡“一不小心”海拔就會超過4000米，這讓他感到人類在自然面前的渺小。

　　“把家底摸清楚”

　　迪慶白馬雪山高山冰緣生態系統野外觀測研究站（以下簡稱“白馬站”），是雲南省目前海拔最高的科學觀測研究站，站區海拔3800-4300米，部分監測樣地海拔近5000米。

　　“我們可以看到，樹木長到這裡就長不上去了。”白馬站常務副站長、中國科學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員楊揚指著一片稀疏的樹木群落說，取而代之的是杜鵑灌叢與草甸交錯的植被景觀。

　　高山冰緣帶指永久雪線以下、高山草甸以上的狹窄區域，是草本植物分布的海拔上限，楊揚主要關注的是這一區域豐富多樣的植物特化結構及其適應現象。通過20多年的研究，楊揚發現，植物為了在這樣的極端生境中生存，用了各種各樣的方法和策略。“我們就想知道它是怎麼在高山冰緣帶這一‘不毛之地’存活下來的。”楊揚說。

　　同時，以高山冰緣帶為代表的高寒生態系統，也是對於全球氣候變暖最為敏感的區域。楊揚解釋，如果非洲熱帶地區氣溫上升1-2攝氏度，對植物影響可能不是特別明顯，但是如果在高寒地區氣溫上升1-2攝氏度，積雪融化的時間就會大幅提前，可能使植物過早地暴露於夜間極端低溫的威脅中。

　　關注全球氣候變暖背景，高寒生境植物的應對策略，也是白馬站的重點監測方向和研究領域。

　　多年的研究也取得了一些顯著成果。楊揚舉了個例子：眾所周知，寒冷區域樹木構成通常以落葉和針葉種類為主，但在以白馬雪山為代表的滇西北和橫斷山高海拔地區，卻發現了“本不應該出現”的黃背櫟和櫟葉杜鵑等常綠硬葉或闊葉樹木。經過長期的物候監測和科學研究，研究者發現上述樹木具有很強的耐凍性。

　　它們是如何抵御寒冷的？楊揚介紹，這些高山冰緣植物往往“長得很特別”。比如苞葉雪蓮為了躲避低溫的傷害，會將花序包裹在由半透明苞片相互重疊形成的類似溫室一樣的特化結構中﹔水母雪兔子會長出很厚實的被毛，被毛可以把花序包裹起來，“就像我們人穿了羽絨服一樣”。

　　不過，有時植物調整自身的速度，遠比不上氣候變暖的速度。當氣候變暖過程被按下“加速鍵”，一些低海拔或中海拔的植物，將會爬升到高海拔的區域，並且佔領高海拔地區植物的生存空間，“一兩百年后我們所看到的這些邊緣植物，都將面臨滅絕”。

　　楊揚希望通過科學的研究方式，為白馬雪山以及更多受氣候變化影響的雪山“發聲”，為這樣的局面敲響警鐘。通過白馬站的研究，為今后預警機制的建立提供相應理論支撐，同時，通過“摸清白馬雪山植物多樣性家底”了解植物多樣性的形成過程，有利於國家相關部門更好地制定保護政策。

　　中國科學院昆明植物所黨委書記、副所長李宏偉認為，“摸清家底才能更好地守護家底”。在他看來，目前昆明植物所以及下屬的麗江站、白馬站實施參與的國家重大研究計劃，麗江站、白馬站平日進行的植物資源基礎調查、植物標本收集等工作，都是為了“把家底摸清楚”，以便於更好完善雲南生物多樣性保護方案。

　　“這些研究成果都為國家的經濟社會發展、百姓生命健康、搶佔科技制高點等作出了重要貢獻。”李宏偉說。

　　隨著白馬站的建立，科研人員的科研工作半徑擴大了，白馬雪山及其周邊區域也不斷有新物種被發現。以白馬雪山命名的“白馬薺”，就是該地區特有的植物種類，具有重要的科學研究和觀賞價值。“新物種的發現，從側面反映我們還有很多知識需要更新。”楊揚說。

　　採訪時，突然下起了冰雹，楊揚將自己的沖鋒衣緊了緊，“一山有四季，十裡不同天”，他對這樣的天氣變化早已習以為常。他解釋，白馬雪山處於高海拔區域，所以它有“四季如春，全年皆冬”的特點，在任何時間點，都有可能出現極端天氣。

　　“我很喜歡一句話，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擔當。”楊揚說，在白馬站建立之前，很多科研人員去野外考察，一去就是七八個月，還要面對相當於低海拔地區百分之七八十的氧氣含量。目前的硬件條件相對而言已經有了很大提升，楊揚希望，這種科學精神能夠在年輕的科研工作者身上傳承下去。

　　與植物為伍的理由

　　“我認為有必要做一些別人沒有做過的事情。”出生於1999年的高少羽，正在中國科學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就讀植物學專業研究生，他用實際行動詮釋著這句話。

　　在復旦大學就讀本科時，一次偶然的機會，讓高少羽接觸到高山植物，通過與多位高山植物學老師交流，他認識了楊揚。

　　白馬站的野外調研工作，讓高少羽有了精神層面的滿足，隨著深入了解各種各樣的植物，他發現“這種感覺越來越好”。

　　白馬雪山多變的環境、人跡罕至的流石灘，常讓高少羽醉心其中。他印象最深刻的是，大雨過后天氣突然晴朗，在夕陽光線下植物的倒影慢慢傾斜，背后是巍峨的白馬雪山，“我們可以見識到許多普通游客從未見過的景象”。

　　收集植物“手辦”也是讓高少羽最有成就感的地方之一。

　　他的朋友圈背景是一些藍色的小花，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花，高少羽足足追尋了3年。

　　它們是高山植物中的墊狀植物墊紫草，生活在海拔5000多米的流石灘上，每年四五月開花。

　　“2021年白馬站天氣不合適沒有上去、2022年到達時它的花期已經結束，直到2023年我才見到這種植物。”高少羽記錄了追尋墊紫草的整個過程。

　　追尋的意義是什麼？高少羽認為，每個物種在上億年的進化過程中，都有屬於自己的進化歷史，背后承載著各種有趣的故事，人類需要保護它們，留存一段地球和生物的記憶。

　　他計劃將白馬雪山的冰緣帶植物整理成一本書，記錄雪山物種資料，讓更多人了解、保護冰緣帶。

　　同樣因為熱愛而投身野外科學觀測的還有范中玉，由於一年中大部分的時間待在野外，常被愛人數落：“天天在林子裡跑，孩子生病也照顧不了。”但在他看來，這件事很有意義，通過一手的監測數據為科研和長期的國家任務做准備，“我做了10年，未來還會一直做下去”。

　　“有些人為了生存而進行科研，有些人為了熱愛而進行科研，有些人將其視為自己的事業。”楊揚認為三者都沒有錯，重要的是將科研轉化為知識，將知識傳播給大眾。於自己而言，楊揚覺得21年來在野外與植物相伴的生活讓他得以擺脫城市的喧囂，獲得心靈上的寧靜。

　　“能在野外台站待下去的科學家，一定具有對科學的興趣和情懷。”李宏偉說，很多人到野外台站兩三天可能會“興奮、激動”，但長期待下去卻需要堅毅的精神和對科學的責任心。

　　李宏偉告訴記者，新中國成立以來犧牲在植物學一線的科學家不少於50人，每個人都有許多精彩的故事。即使這個時代中很多人以工作崗位、環境等作為找工作的前提，但現在仍有相當一部分人堅守在科學的第一線，懷揣著科學夢想走入無人區，為科學事業努力著，貢獻自己的青春熱血甚至生命。（見習記者 李瑞璇 記者 樊未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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