巧渡金沙江是紅軍長征中著名的戰例，是中央紅軍長征取得戰略轉移決定性勝利的重要標志。1965年，親歷長征的蕭華將軍在所作的《長征組歌》中豪邁地寫道：“戰士雙腳走天下，四渡赤水出奇兵。烏江天險重飛渡，兵臨貴陽逼昆明。敵人棄甲丟煙槍，我軍乘勝趕路程。調虎離山襲金沙，毛主席用兵真如神”。這段歌詞生動地展現了中央紅軍巧渡金沙江的光輝歷史。那麼，中央紅軍巧渡金沙江到底“巧”在哪裡呢？

巧在“四渡赤水出奇兵”

戰略問題，關系到紅軍的生死存亡。中央紅軍巧渡金沙江是一次大的戰略行動，其源頭要從四渡赤水說起，主要體現在戰略上的神機妙算和出敵不意，它不僅是一次戰術上的成功范例，也是戰略上扭轉乾坤的重大勝利。

中共中央、中革軍委率中央紅軍從江西出發開始長征后，為了擺脫數十萬國民黨中央軍和地方軍閥的圍追堵截，多次調整戰略方針，改變戰略部署。紅軍在湘江戰役的慘烈犧牲，使黨中央和廣大紅軍指戰員意識到事態的嚴重性，血的教訓迫使黨和紅軍領導人經過反復討論甚至激烈爭論，最終取消原定到湘西與紅二、紅六軍團會合的計劃，避免了鑽進敵軍更大包圍圈遭受更大損失的危險。

1935年1月，中央紅軍進入黔北地區，召開了著名的遵義會議，停止了“左”傾教條主義領導人的軍事指揮權，重新確立毛澤東在黨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遵義會議制定了中央紅軍北渡長江的戰略計劃。由於蔣介石派重兵在長江沿線防堵，紅軍被迫改變行動方向。為粉碎蔣介石欲將紅軍殲滅於川黔滇地區的計劃，毛澤東以高超的軍事指揮藝術，指揮中央紅軍上演了四渡赤水的歷史大戲，為紅軍巧渡金沙江創造了必要條件。

遵義會議后，在毛澤東等人正確軍事路線的領導下，中央紅軍以靈活機動的運動戰調動敵軍，部隊由被動挨打轉為主動出擊。1935年1月29日，由於土城戰斗失利，中革軍委命令中央紅軍分三路縱隊，一渡赤水河，向川南古藺、敘永地區前進。蔣介石重新調整兵力部署，調動湘、川、黔、滇、桂五省軍閥和國民黨中央軍，企圖在川南聚殲紅軍。為迅速脫離當前之敵，中革軍委電令各軍團向川南的敘永和雲南扎西一帶集結。隨后，中央紅軍主力陸續進入滇東北的威信縣境內。2月5日至10日，中共中央先后在威信縣境內召開了政治局常委會議、政治局會議和政治局擴大會議等3次重要會議，史稱扎西會議。扎西會議是遵義會議的繼續，對實現黨和紅軍的戰略轉變起到了重要作用。

1935年2月11日，根據扎西會議制定的新的戰略方針和中革軍委的命令，中央紅軍開始從扎西地區揮師東進。2月18日至21日，中央紅軍分別從太平渡、二郎灘等地二渡赤水，重入貴州，奇襲婁山關，再佔遵義城，殲敵2個師又8個團，取得長征以來最大的一次勝利。3月16日至17日，中央紅軍由茅台及其附近地區三渡赤水，重入川南。之后突然揮師東進，折返貴州。3月21日至22日，中央紅軍由二郎灘、太平渡等地四渡赤水。接著，南渡烏江，徹底打亂了蔣介石的部署。

在四渡赤水戰略行動中，面對錯綜復雜的局面，為擺脫敵人重兵的圍追堵截，中央紅軍採取靈活機動的運動戰，在一定程度上拉開了紅軍與敵人的距離。四渡赤水，成為毛澤東軍事指揮中的得意之筆，成為中央紅軍西進雲南、巧渡金沙江的先決條件。

巧在“調出滇軍就是勝利”

“調出滇軍就是勝利”這句話見於1959年10月劉伯承《回顧長征》一文，文章說：1935年3月底，紅軍南渡烏江，直逼貴陽。“這時候，蔣介石正親自在貴陽督戰，慌忙調雲南軍閥部隊來‘保駕’……在部署這次行動時，毛主席曾說：‘只要能將滇軍調出來，就是勝利。’果然，敵人完全按照毛主席的指揮行動了”。的確，中央紅軍之所以能夠從雲南境內渡過金沙江，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滇軍主力不在雲南，致使雲南兵力空虛，紅軍趁機向雲南進軍，為巧渡金沙江創造了條件。但滇軍入黔的時間不是1935年三四月間，早在1935年1月底，雲南軍閥龍雲為防止紅軍入滇，就派孫渡率滇軍主力開往雲貴接壤的貴州畢節、威寧一帶防堵紅軍。

3月31日，中央紅軍南渡烏江，巧妙地跳出了蔣介石苦心經營的包圍圈，將幾十萬國民黨軍甩在了烏江以北地區。為達到紅軍西進雲南的目的，毛澤東再次採取了聲東擊西的戰術，派小部兵力佯攻貴陽。此時駐守貴陽及其附近的敵軍隻有一個師。紅軍突然兵臨貴陽，嚇壞了正在貴陽督戰的蔣介石，他急電駐大定的滇軍孫渡縱隊限期東進集結貴陽。孫渡率滇軍急行軍三四天走了200公裡趕到貴陽，才使蔣介石鬆了一口氣。滇軍在貴州省內的進一步東調，離雲南更遠了，為中央紅軍西進雲南創造了有利時機和局面，這就實現了毛澤東“只要能將滇軍調出來，就是勝利”的戰略謀劃。

1935年4月上旬，正當國民黨軍紛紛向貴陽以東集中之際，中央紅軍突然由清水江地區急轉南下，之后兵分兩路，由貴陽、龍裡之間突破敵人防線，越過湘黔公路，甩開敵人，以平均每天60公裡的急行軍，向雲南方向疾進。蔣介石企圖圍殲紅軍於黔東的計劃又一次落空。4月23日，中央紅軍主力分3路從貴州進入雲南平彝（今富源）縣境，使蔣介石和龍雲防堵紅軍入滇的圖謀化成泡影。

巧在“龍雲獻圖”定方向

中央紅軍第二次進入雲南后，鑒於敵人瘋狂追堵，中共中央決定迅速脫離追敵，向沾益、曲靖方向前進，4月25日，中革軍委發出《關於消滅沾益曲靖白水之敵的指示》。紅軍主力隨即向沾益、曲靖集結。此時，敵人集中了70個團以上的兵力追擊紅軍，而曲靖地區不便於進行大規模的機動作戰。面對急劇變化的軍情，中革軍委決定採納紅一軍團軍團長林彪、政委聶榮臻的建議，抓住雲南兵力空虛、金沙江兩岸防守不力的有利時機，爭取迅速渡過金沙江，轉入川西建立蘇區根據地。

當時，中革軍委由於沒有雲南地圖，對雲南的地形道路很陌生。因此，紅軍每到一地，都要找當地熟悉情況的老百姓了解路線、裡程及地形等，再繪制出部隊的行軍路線圖。這樣繪制出來的路線圖肯定不准確，使部隊走了不少冤枉路。鑒於此，早在紅軍還未進入雲南之前，中革軍委主席朱德就向各軍團領導人發出《關於我軍過北盤江后搜集雲南情報材料的指示》，指出搜集的內容包括軍事、政治、經濟及社會情況，特別是雲南地圖、地理及報紙，並要求各軍團應派得力軍政人員隨先遣部隊沿途搜集，凡搜集到的情報、圖書、報紙應速送軍委。各軍團按《指示》的精神積極開展了此項工作，卻一直未找到雲南地圖。

1935年4月27日，紅軍中央縱隊到達曲靖城北的西山鄉一帶。紅軍進軍神速，使敵始料不及。當天下午，當軍委四局管理科科長劉金定、中央縱隊作戰科參謀呂黎平和偵察隊隊長陳育才率先遣分隊沿滇黔公路行進到曲靖西山鄉關下村時，發現有一輛汽車從昆明方向疾馳而來。他們迅速指揮部隊就近隱蔽於公路北側的水溝裡，待汽車駛近發現系敵軍車后，便向汽車射擊、喊話，逼迫汽車停下后將車包圍起來，當即俘虜了敵駕駛員及軍官各一名，繳獲了雲南十萬分之一比例的軍用地圖20余份、雲南白藥1000多包，另外還有宣威火腿等物資。經提審敵軍官后得知，蔣介石命令前敵總指揮薛岳率軍入滇“追剿”紅軍，薛岳因無雲南詳細地圖，特派副官入滇向國民黨雲南省政府主席兼“追剿”軍第二路軍總司令龍雲索要。龍雲原本打算派飛機送去，因飛行員忽然生病，故改用汽車急送。想不到龍雲送給薛岳的禮物竟在滇黔公路上被紅軍奪取，這正是紅軍渡金沙江急需的物品。先遣分隊立即將繳獲的雲南軍用地圖送到中革軍委。周恩來風趣地說：三國時劉備入川由張鬆獻地圖，助劉備成就事業。此番紅軍長征入滇，則由“龍雲獻地圖”。當天下午，朱德把繳獲雲南軍用地圖這一喜訊電告了各軍團負責人。

當晚，中共中央及中革軍委領導人根據繳獲的軍用地圖研究了下一步行動，作出了立即西轉、爭取迅速渡過金沙江的戰略決策。

巧在“調虎離山襲金沙”

1935年4月28日，中央縱隊抵達尋甸縣魯口哨，中革軍委在這裡首次作出搶渡金沙江的戰略部署。之后，根據敵情變化和金沙江渡口情況，又3次調整戰略部署。隨即，中革軍委指揮中央紅軍各部抓住有利時機，以背水一戰的勇氣和鋼鐵般的意志，展開了搶渡金沙江的英雄壯舉。

中央紅軍二進雲南，威震雲南全省。由於滇軍主力調往貴州，並且被紅軍甩在后面，昆明城內及其周邊兵力十分薄弱，而蔣介石派出追擊紅軍的部隊距紅軍有三天以上的路程。龍雲為保住昆明，一面電催尚在曲靖以東的孫渡縱隊取捷徑直赴昆明，一面調集雲南各地民團防守昆明城，並緊急請求蔣介石派飛機馳援。這樣就進一步削弱了滇北各地和金沙江南岸的防御力量，為紅軍搶渡金沙江、北上川西創造了有利條件。

中央紅軍轉兵向西，從滇東向滇中地區進發。為了進一步調動敵人，巧渡金沙江，毛澤東採取調虎離山之計，指揮紅軍給龍雲擺下迷魂陣。中革軍委命紅一軍團直搗昆明的兩個外圍據點嵩明縣城和楊林兵站，造成威逼昆明之勢。紅軍先頭部隊挺進離昆明僅有15公裡的大板橋一帶，故意大造聲勢，並調查到昆明的路線、裡程及沿途情況。紅軍還利用抓獲的敵偽人員打電話到昆明，報告紅軍正向昆明進發的消息，造成敵人以為紅軍馬上要進攻昆明的錯覺，迫使龍雲將所有部隊向昆明靠攏，金沙江南岸的防守更加空虛，給紅軍北渡金沙江造成有利態勢。

按照中革軍委的戰略部署，中央紅軍以紅三軍團為右縱隊，紅一軍團為左縱隊，中央縱隊及紅五軍團為中路縱隊，長期擔任牽敵任務、獨立作戰的紅九軍團向滇東北方向，分4路急速向金沙江前進，展開了搶佔金沙江渡口的軍事行動。紅軍指戰員以一往無前的英雄氣概，分別搶佔祿勸縣皎平渡和洪門渡、元謀縣龍街渡、東川樹桔渡。隨即爭分奪秒尋找船隻，不舍晝夜擺渡過江。經過7天7夜連續奮戰，中央紅軍3萬人馬分別從祿勸皎平渡、洪門渡、魯車渡和東川樹桔渡等渡口全部渡過金沙江，終於實現了遵義會議作出的北渡長江的戰略計劃，跳出了數十萬敵人圍追堵截的包圍圈，粉碎了敵人企圖聚殲紅軍於雲南金沙江南岸的陰謀，取得戰略轉移中具有決定意義的重要勝利。時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兼渡江司令部政委的陳雲稱：“紅軍之渡金沙江為自離江西以來，最險要亦最得意之事。”毋庸置疑，中央紅軍勝利渡過金沙江，不僅贏得了北上抗日的戰略主動權，而且為奪取長征的最后勝利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余紅 作者單位：雲南省委黨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