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雲南省昆明市東川區支教的那些日子，我常常站在講台上，望著窗外連綿的大山出神。山是真高，雲在半山腰纏著，山頂的積雪即便是春天也不肯化盡。我問班上的孩子：“你們知道那山上發生過什麼嗎？”他們搖頭。這些孩子每天對著山，山裡的故事卻被風吹散了。

　　東川是有故事的。這地方素有“天南銅都”的美譽。新中國成立之初，東川銅礦被列為國家“一五”計劃重點建設項目，數萬名建設者從四面八方趕來，在海拔3000多米的落雪山上扎下營盤。那時候條件差啊，工人們頂著高原反應豎起大井架，開展“萬人探礦”，硬是在石頭縫裡，摳出了支撐新中國工業發展的寶貴礦產。

　　可孩子們不知道。他們知道短視頻平台上的網紅，知道縣城哪家奶茶好喝，卻不知道離他們不過幾十裡的山上，曾有過那樣驚天動地的奮斗。這不是他們的錯，是那些歷史睡著了。鄉村學校思政課的難處就在這裡，教材上寫的都是大事、要事，可跟孩子們眼前的生活隔著一層。講改革開放，講脫貧攻堅，孩子們也覺得那是在說別人家的事，跟父輩走過的泥巴路、山坡上的羊群沒啥關系。

　　那堂課上，我試著把落雪山的故事講給他們聽。下課鈴響了，眼保健操的音樂跟著響起來，按理說這時候孩子們該閉眼揉穴位了，可全班沒一個人動。四五十雙眼睛齊刷刷盯著我。我隻好扯著嗓子，壓過廣播，把故事講完。那一刻我覺得，這不就是喚醒嗎——用真切的事實去撞開他們的心門。紅色文化不是飄在天上的道理，是實實在在發生過的故事，有地名可查、有人名可問、有舊物可看。一旦把這些東西擺到孩子面前，他們就知道，原來歷史就藏在自己每天路過的山坡上、田埂邊。

　　光靠一兩個支教老師零敲碎打地講，終究不成氣候。我們開始琢磨，怎麼把這些沉睡的資源系統性地刨出來，讓它們正兒八經地走進課堂。那陣子，我跑了好幾趟檔案館，翻那些發脆的案卷﹔走訪退休多年的老工人，聽他們用濃重的方言講當年的故事。我把這些記下來，整理成教案，再上課時就覺得底氣足了——每一個地名、每一個人名后面都站著真人真事。孩子們聽著也覺得親切，原來書上說的“艱苦創業”不是虛詞，就是他們爺爺輩在山裡流的汗、出的力。

　　同時，我們也在想辦法把外面的紅色資源引進來。西部孩子多數沒出過遠門，天安門、人民英雄紀念碑這些地方隻在課本插圖上見過。我們搞了個“紅銅新火”團課，用多媒體把大山外的畫面投到屏幕上，孩子們第一次看見那麼宏偉的場景，教室裡安靜得能聽見呼吸聲。

　　最讓我難忘的，不只是課堂上的熱鬧。我們班有兩三個孩子，課余時間自己捧起了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起初我挺意外，后來他們越聚越多，晚自習結束后就擠到我值班的小屋裡讀。書不夠，就用八開紙打印成大字版，幾個人圍著一份傳看，紙邊寫滿批注。有的書翻得散了架，我給北京的學校寫信求援，募集了一批新書寄過來。包裹拆開那天，孩子們把書一本本碼到架子上。此后每天下了晚自習，他們就自己來，有的直接坐在地上看，誰也不說話，就那麼安安靜靜地讀。我站在門口看著，心裡忽然很踏實——不是誰逼著他們學，是他們自己覺著那些道理跟自己有關，願意花時間去啃、去想、去追問。

　　我也明白，這種深度浸潤眼下還太依賴支教老師個人。一旦我們走了，讀書會還能不能繼續？團課還能不能按時辦下去？所以必須在機制上下功夫。我們跟當地團組織合作，把“紅銅新火”做成品牌課，定好每期的主題和主講人，讓校地共建的資源有固定渠道往下走﹔讀書會也建了屆次交接的規矩，高年級帶低年級，骨干分子一屆一屆傳下去。這樣就算人換了，事不黃。

　　讓思政課在西部大地上活起來，關鍵在“喚醒”二字。那些紅色資源就像深埋地下的礦藏，不會自己開口說話，俯下身去挖掘，沉下心來擦拭，用孩子能懂的語言講出來。這活兒急不得，得像春雨潤田，一點一滴地滲，終歸會有豐碩的收獲。

　　（作者系中國青年志願者第27屆研究生支教團成員，首都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2026級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