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濤教授的新著《禮治三千年：制作與因革中的法理》（以下簡稱《禮治三千年》），立足於深厚的經史傳統，對中華禮治體系展開了兼具現代學理深度與歷史縱貫性的系統闡釋。其副標題“制作與因革中的法理”，清晰彰顯了作者承前啟后的學術追求與融通古今的治學視野。

盡管該書由作者多年論文結集而成，其問題意識卻一以貫之。正如作者所喻，其立意在於“在兩大學術傳統的大峽谷間架起一座橋梁”，即通過現代學術話語，將古代經典著述中蘊含的思致脈絡與制度意蘊加以推演與彰顯。貫穿全書的核心議題，正是如何實現傳統資源的現代轉化與接續發展。這一核心關切，使得分散的篇章凝聚成有機的整體。

禮治傳統在漫長的歷史演進中，通過不斷地因革損益，逐漸積澱為中國社會深層文化結構的重要組成部分，並在現代社會的轉型過程中展現出其韌性與適應性。

在具體研究路徑上，顧濤教授展現出獨特的學術個性。他自述其治學路徑由小學而經學而史學，廣泛涉獵人文社科多領域。全書四編圍繞現代家庭婚姻、社群鄉裡、風俗法度等議題，審慎穿行於經史典籍之間，展現出從現實問題出發的智識探索。作者強調，“禮”作為包羅萬象的復合體，急需納入現代學術體系中進行整合性研究。

在研究方法上，作者提出“禮學”研究不應止步於表層的禮儀考察，而應深入其背后的制度邏輯與社會機理。他將禮學喻為一座冰山：禮儀僅為水面之上的可見部分，真正的學術目標在於深入水下，探析其深層機制與邏輯。這一研究方法強調，制度的生命力在於突破儀節與法條的表層，逐層深入揭示其解決社會矛盾的機制與邏輯。

這種由點及面、貫通古今的深入剖析，始終依托於一個廣闊的研究視野。在思想史與制度史交織、政治史與社會史並進的框架中，《周禮》《通典》《史記》等經典中的疑難問題得以層層剖析，禮制演進中的“蟬蛻化”“鳩佔化”等現象亦獲得清晰闡釋。

《禮治三千年》在理論方向上標舉“法理”，而其所論法理乃是能與禮治傳統相接榫的廣義法理，涵括政治理論、社會理論、經濟理論、文化哲學等多維內容。正是在此廣口徑下，我們方能充分理解前輩學人對現代學術奠基的貢獻——他們通過審慎辨析中國禮法傳統與外來政法思想的異同，開啟了經世傳統初步的社會科學化。 （作者：任 鋒，系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政治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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