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濟渠是隋唐時期南北大運河中較早開鑿的一條。以當時東都洛陽為中心，永濟渠、通濟渠、山陽瀆和江南河溝通了海河、黃河、淮河、長江和錢塘江五大水系。從洛陽、開封，可沿水路到江淮。其中山陽瀆和江南河一直沿用下來。圖為清代徐揚的《姑蘇繁華圖》局部，描繪了江南運河經過的蘇州景象。

唐開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李白游歷江淮，途中寫下了《淮陰書懷寄王宋城》：“予為楚壯士，不是魯諸生。有德必報之，千金恥為輕。緬書羈孤意，遠寄棹歌聲。”詩歌中流淌的不僅是蜀地的豪情，更有運河滋養的江南韻致。

毫無疑問，大運河是解讀李白詩歌地理與精神軌跡的重要密碼。

隋大業元年（公元605年），煬帝開通濟渠。渠水繞宋城東南而過，再往東有泗水自魯南山地蜿蜒而來，與通濟渠並行不悖，共同南流。

李白，這位仗劍去國的詩仙，其生命軌跡始終與運河的水波交織——江南河的柔波孕育了他詩中的煙雨，通濟渠的帆影見証了他醉酒的狂歌。“十五好劍術，三十成文章”的謫仙人，其詩歌中流淌的不僅是蜀地的豪情，更有運河滋養的江南韻致。

唐開元十二年（公元724年），“仍憐故鄉水，萬裡送行舟。”24歲的李白離開蜀地，“仗劍去國，辭親遠游”。出游金陵途中，他取道廬山，沿著長江一路東下，或許在運河碼頭的酒肆裡寫下“飛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銀河落九天”的豪語﹔當他被賜金放還，又循著江南河的水路，“且放白鹿青崖間，須行即騎訪名山”。運河的波濤裡，既倒映著他“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的傲骨，也承載著他“俱懷逸興壯思飛，欲上青天攬明月”的抱負。

毫無疑問，隋唐大運河是解讀李白詩歌地理與精神軌跡的重要密碼。

而今更憶西江月

江南河，這條蜿蜒於吳越腹地的水脈，以最溫柔的筆觸勾勒出中國南方的神韻。它宛如一條溫婉的絲帶，連接著長江與錢塘江，流經江蘇、浙江，串聯起長江的浩蕩與錢塘的潮涌，在姑蘇園林的粉牆外低吟，於越州的石拱橋下淺唱。這裡的水鄉風光，如夢如幻，每一寸土地都散發著獨特的韻味﹔這裡人文薈萃，古老的文化傳承與繁榮的市井生活相互交織，構成了一幅絢麗多彩的畫卷。

李白與這條水道的相遇，恰似青蓮邂逅清溪。在他的“鏡湖三百裡，菡萏發荷花”的詩句裡，流淌著江南河賦予的靈性。江南河，是李白詩歌創作的靈感源泉，心靈的棲息之地。

“五岳尋仙不辭遠”的謫仙，在江南河畔找到了心靈的歸處。運河碼頭的酒旗、水榭的琴音、夜泊的漁火，都化作他筆下“淥水淨素月，月明白鷺飛”的意境。

開元十四年（公元726年），李白即將離開金陵（今江蘇南京）東游揚州時，寫下《金陵酒肆留別》：“風吹柳花滿店香，吳姬壓酒喚客嘗。金陵子弟來相送，欲行不行各盡觴。請君試問東流水，別意與之誰短長？”創作這首詩時，李白剛剛26歲，正值青春華茂，他留別的不是一兩個知己，而是一群青年朋友，所以他的離別詩並無愁緒，隻有別意，流暢俊逸、清新明快。那飄落的柳絮裡，分明帶著江南河水特有的溫潤氣息。這條水道，最終同李白這首飽滿酣暢、悠揚跌宕的詩歌一樣，成為了盛唐詩歌裡最動人的地理坐標。

李白與江南河的緣分，恰似青蓮依水而生。他多次踏上江南這片土地，循著運河的水路漫游吳越，江南河沿線的每一座城市，都留下了他的足跡。

杭州，這座充滿詩意的城市，更讓李白沉醉不已。西湖的美景如詩如畫，運河的繁華熱鬧非凡，二者相得益彰，共同構成了獨特的江南勝景。“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宋之問曾經寫出這兩句詩，雖未直接提及運河，卻生動地展現了杭州的壯麗景色，想必李白也是同樣的心緒——站在高樓之上，眺望滄海日出，那磅礡的氣勢讓人震撼﹔面對浙江潮水的洶涌澎湃，心靈也隨之激蕩。

而這背后，正是運河孕育的繁榮，使得杭州成為江南的一顆璀璨明珠。

運河的水運交通，帶來了各地的物資與文化，促進了城市的發展，也為西湖增添了別樣的魅力。李白在杭州的街頭巷尾漫步，感受著這裡的繁華與活力，他的心中涌動著無盡的詩意。運河上船隻往來如梭，商船滿載著絲綢、茶葉、瓷器等江南特產，駛向遠方﹔客船則搭載著文人墨客、商旅人士，帶來了各地的故事與文化。李白與這些往來的人們交流，傾聽他們的故事，汲取創作的靈感。他看到運河兩岸的樓閣亭台，雕梁畫棟，充滿了江南的韻味﹔看到街頭巷尾的人們，安居樂業，生活富足，感受到了江南的繁榮與和諧。這些都成為他詩歌創作的素材，融入到他的詩句中，讓他的詩歌充滿了生活的氣息。

姑蘇（今江蘇蘇州），這座古老的水城，同樣讓李白流連忘返。姑蘇的運河，是城市的生命線，見証了這座城市的興衰榮辱。李白目睹運河上船來船往、商貿興盛的景象，心中感慨萬千。他揮筆寫下描繪當地風情的詩句，將江南河兩岸的美景、人文和繁華融入詩歌。一百年后，唐末詩人杜荀鶴仍深深為大運河所陶醉：“夜市賣菱藕，春船載綺羅。遙知未眠月，鄉思在漁歌。”

李白筆下的蘇州既有吳宮繁華的追憶，也有歷史滄桑的感慨。《烏棲曲》以姑蘇台為場景，描繪吳王夫差與西施的奢靡生活，暗諷盛極必衰的歷史規律：“姑蘇台上烏棲時，吳王宮裡醉西施。吳歌楚舞歡未畢，青山欲銜半邊日。銀箭金壺漏水多，起看秋月墜江波。東方漸高奈樂何！”《蘇台覽古》則寫出楊柳新月的對比，“舊苑荒台楊柳新，菱歌清唱不勝春。隻今惟有西江月，曾照吳王宮裡人。”詩中暗藏著李白對姑蘇水鄉的獨特感悟。

夜晚的運河邊，燈火輝煌，熱鬧非凡，人們在夜市上售賣著新鮮的菱藕﹔春天的運河上，船隻穿梭，載著身著綺羅的人們，展現出江南的富庶與繁華。而那悠揚的漁歌，更是勾起了人們的思鄉之情，讓這座城市充滿了溫情與詩意。

李白在蘇州的運河邊，與當地的文人雅士相聚，他們飲酒賦詩，暢談人生。他們一起欣賞運河兩岸的美景，感受著江南的溫婉與細膩。李白從他們身上汲取了江南文化的精髓，將其融入到自己的詩歌創作中。他的詩歌在蘇州廣泛傳播，讓更多的人了解了蘇州的美麗與魅力，也提升了蘇州的文化知名度。

李白的詩篇沿著江南河的水路流淌，如同奔流不息的浪花浸潤著吳越大地。這條蜿蜒的水道，不僅輸送著絲綢與茶葉，更承載著盛唐詩歌的魂魄。在運河碼頭的茶寮裡，商旅們傳抄著“有德必報之，千金恥為輕。緬書羈孤意，遠寄棹歌聲”的詩句﹔畫舫中的歌女，將“故人西辭黃鶴樓，煙花三月下揚州”譜成新曲。

李白的詩行，就這樣隨著搖櫓聲，從姑蘇傳到會稽，從錢塘傳到廣陵。

通濟渠流經的中原大地，以其雄渾厚重的氣韻，為李白的詩筆注入了全新的生命力。當這位來自蜀地的詩人第一次站在汴河堤岸，眼前奔涌的濁浪與無垠的平原，與他熟悉的巴山蜀水形成了鮮明對比。這種地理空間的強烈反差，催生了他詩歌中最具標志性的壯闊意象。

詩仙的作品，在江南河兩岸催生了一種獨特的文化景觀——北地的豪放與南國的婉約，在他的詩句中達成了奇妙的和解。運河上的漕工既能吟誦“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的壯闊，也能品味“淥水明秋月，南湖採白蘋。荷花嬌欲語，愁殺蕩舟人”的清麗。在湖州的烏篷船裡，越地的書生通過“長安一片月，萬戶搗衣聲”想象著北方的雄渾﹔而洛陽的游俠，則從“風吹柳花滿店香，吳姬壓酒喚客嘗”中觸摸到江南的溫婉。

李白的詩歌，如同一股清泉，滋潤著人們的心靈，讓他們在繁忙的生活中找到了一片寧靜的港灣。他以詩為媒，讓運河成為了盛唐氣象最生動的載體，也讓自己的詩歌超越了時空，成為連接南北的精神紐帶。

汴河波濤入詩行

通濟渠，這條橫貫中原的黃金水道，以渾雄的氣勢連接著中原大地與江南水鄉，磅礡的筆觸連接起黃河的渾厚與淮河的清婉。

在這種意義上，通濟渠不僅是隋唐帝國的漕運命脈，更成為了李白詩歌中壯闊氣象的地理源頭。當這位“十步殺一人，千裡不留行”的劍客詩人第一次踏上通濟渠的漕船，汴河的波濤就注定要融入他的詩行。

在這條連接南北的動脈上，李白找到了將蜀地雄奇與中原氣象熔於一爐的意興湍飛。這條水道，見証了李白人生的重要轉折——

開元十二年（公元724年），青年李白“仗劍去國，辭親遠游”。這次離別家鄉，由水路乘船遠行，經巴渝，出三峽，在渡過荊門山后，自江陵南下，浮洞庭，歷襄漢，上廬山，東至金陵、揚州，復折回楚地。李白飽讀詩書，滿腹經綸，素有進入仕途建功立業的遠大抱負，但是總不能如願。

開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春，李白先到颍陽（今河南登封市）探望老友元丹丘，后取道淮陽（今河南周口市淮陽縣）直奔宋城（今河南商丘市）。

李白取道宋城，選擇泗水航道，經下邳（今江蘇邳州市）直下淮陰，為的就是泛舟河上，經水路漫游而行。彎曲的泗水“沿回且不定”，船行其上，令他“飄忽悵徂征”，感嘆旅途艱辛，決定在淮陰停船駐足、上岸休整，順道尋幽訪古、游覽勝跡。將近一個世紀后，詩人白居易在這裡寫下：“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頭。”

李白與通濟渠的緣分，在汴州（今河南開封）得到了最生動的詮釋。當他的舟楫駛入汴河段，開封的城牆便如展開的歷史長卷扑面而來。這座“八荒爭湊，萬國咸通”的都會，將中原大地的厚重與運河帶來的靈動完美融合。

詩人在汴州的街衢間駐足，寺院塔的銅鈴與相國寺的梵唄交織成獨特的市聲。他在州橋夜市品嘗的黃河鯉魚，化作詩中“烹羊宰牛且為樂，會須一飲三百杯”的豪情﹔目睹的纖夫勞作場景，催生出“吳牛喘月時，拖船一何苦”的慨嘆。通濟渠的波濤不僅載著他的孤帆，更沖刷出他詩歌中“欲渡黃河冰塞川，將登太行雪滿山”的蒼茫意境。這條水道，最終讓蜀中游子的詩筆，沾染了中原大地的渾厚氣息。

“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挂雲帆濟滄海”的千古絕唱，正是通濟渠賜予李白的靈感。漕船上張滿的雲帆，纖夫們古銅色的脊背，黃河水裹挾的滾滾泥沙，都化作了他詩中的金石之音。

在這條連接天地的大動脈旁，李白找到了與天地對話的方式——運河裡的每一朵浪花都在訴說著“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的豪情，每一艘逆流而上的漕船都在演著“直挂雲帆濟滄海”的執著。這種由通濟渠孕育的詩歌氣象，最終成為了盛唐之音最鮮明的標識。

李白的詩篇隨著通濟渠的漕船，如春風般吹遍中原大地。這條黃金水道不僅輸送著江淮的稻米，更傳播著盛唐最動人的詩韻。在汴梁的酒肆裡，在高昂的船工號子中，“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的詩句被反復吟詠﹔洛陽的文人集會上，“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豪語成為新的創作標杆。

一條水道，成就了一場詩學的革命。

沿河城鎮的詩人文士同李白相切磋，互琢磨，他們的詩歌中有“清水出芙蓉”的自然與“欲上青天攬明月”的豪情。崔顥在《黃鶴樓》中展現的蒼茫，杜甫在《飲中八仙歌》裡揮洒的狂放，無不閃爍著大唐王朝在巔峰時期的璀璨光華。

公元742年，李隆基改元天寶元年，此時李白42歲，終於接到了唐玄宗召他入京的詔書。李白前妻已經離世，李白又結識了劉氏，他們一起在江浙游歷，接到詔書后馬上回到安徽南陵家中，與兒女告別，縱筆寫下“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此時，他躊躇滿志，充滿自信。

唐天寶十二年（公元753年），李白在宣州客居，其族叔李雲（官秘書省校書郎）來到此地，李白陪他登謝朓樓設宴送行，奮筆寫下“俱懷逸興壯思飛，欲上青天攬明月”。這首詩不僅表達了詩人對離別的感慨，更抒發了其懷才不遇的憤懣和對高潔理想的執著追求。此時，通濟渠的急流塑造了他詩歌中的奔騰之勢，正如“巨靈咆哮擘兩山，洪波噴流射東海”的意象﹔兩岸的漕運盛況，則催生出“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挂雲帆濟滄海”的豪情。

通濟渠的波濤，就這樣將一個人的詩歌，化作了一個時代的精神印記，讓運河文化在豪放詩篇的浸潤下，愈發璀璨奪目。

凌雲壯志赤膽擔當

李白與隋唐大運河的密切關系，不僅僅體現在他的詩歌創作和人生軌跡上，更體現在他的家國情懷中。隋唐大運河，作為國家的交通命脈，連接著南北，在詩人眼中是地理上的紐帶，更是維系天下安瀾的精神象征。當他目睹通濟渠上“萬艘龍舸”的漕運盛況時，筆下流淌出的是“黃河落天走東海，萬裡寫入胸懷間”的壯景，更有“東山高臥時起來，欲濟蒼生未應晚”的赤子之心。

在《丁都護歌》中，李白以“雲陽上征去，兩岸饒商賈”描繪運河繁華，以“吳牛喘月時，拖船一何苦”道盡民瘼。這種對盛世表象下民生疾苦的體察，正是他行走運河兩岸獲得的深刻認知。

通濟渠的波濤，沉澱著李白最復雜的情感——“欲渡黃河冰塞川”的憂思與“長風破浪會有時”的豪情在此交織，最終凝練成詩人最深沉的家國書寫。安史之亂的烽煙中，他目睹運河糧船改作戰船，在《古風·秦王掃六合》裡發出“諸侯盡西來”的吶喊，在《永王東巡歌》中寫下“南風一掃胡塵靜，西入長安到日邊”。這條水道最終成為了盛唐由盛轉衰的見証，也讓李白的詩筆從“天生我材必有用”的狂放，轉向了“中夜四五嘆，常為大國憂”的沉郁。運河承載的，不僅是詩人的足跡，更是一個時代的精神軌跡。

李白的詩行裡，通濟渠的波濤承載著最深沉的情懷。這條“橫貫中原，溝通江海”的帝國命脈，在他筆下既是“黃河落天走東海”的壯美畫卷，更是盛世氣象的生動注腳。“雲帆望遠不相見”的漕船隊列，在他眼中已升華為大唐王朝“九域同風”的象征——每艘揚帆的船隻都是王朝跳動的脈搏。

而當安史之亂的烽煙遮蔽運河，李白的詩筆也從“長風破浪”的豪邁轉向“中夜四五嘆”的憂思。在《奔亡道中五首》裡，大運河畔的離亂場景化作“萬重關塞斷，何日是歸年”的沉痛。這位曾“欲上青天攬明月”的詩人，此刻最大的願望卻是“為君談笑靜胡沙”。運河的興衰，最終成為李白詩歌中家國情懷最真切的丈量，記錄著一個詩人與一個時代的命運交響。

李白的詩行裡，民生百態化作了最動人的篇章。這位“仰天大笑出門去”的詩人，卻在長江兩岸的市井中發現了最真摯的詩意。“田家秋作苦，鄰女夜舂寒”的質朴白描，道盡了鄉野民婦艱辛﹔“吳牛喘月時，拖船一何苦”的深沉慨嘆，流露出對黎民疾苦的真切體察。

在大運河的波光裡，李白完成了從“謫仙”到“詩仙”的精神蛻變。李白的一生，恰似一首漂泊之歌，他想盡情釋放，可總是跌跌撞撞，“富貴與神仙，蹉跎成兩失”。雖然“安社稷、濟蒼生”的政治理想終成泡影，但他筆下那些運河兒女的身影——汴河畔的釀酒老翁，洛水邊的浣紗女子，卻永遠定格在盛唐的詩卷中。這種深植於運河土壤的民本情懷，最終化作中國詩歌史上最珍貴的精神遺產，激勵著后世文人以詩筆記錄時代，以文字溫暖人間。

李白與隋唐大運河的相遇，成就了中國文學史上最動人的傳奇。江南河的煙雨滋養了他“清水出芙蓉”的天然詩句，通濟渠的濁浪鑄就了他“黃河之水天上來”的雄渾氣魄。這條蜿蜒千裡的水道，既是詩人仗劍遠游的軌跡，更是其詩魂孕育的母體——運河碼頭的酒旗化作“金樽清酒斗十千”的豪情，漕船上的號子變成“長風破浪會有時”的壯語。

當我們在運河故道追尋李白的足跡，那些沉澱在《李太白集》中的文字依然躍動著生命力：姑蘇台前的月色還是當年照過詩人的清輝，汴河遺址的夯土仍保留著盛唐的溫度。這條文化血脈，將繼續在新時代流淌——正如李白之詩中所言：“今人不見古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

運河與詩魂的交響，是中華文明最深邃的回響。

鏈 接

通濟渠（汴河）是中國內陸最重要兩條江河——黃河和淮河之間的運河，它的建設和運用使隋唐宋三代擁有了統一帝國強大的經濟紐帶，不僅是600年連續運用的水路大動脈，更見証了隋唐宋三代王朝的興衰與更迭。通濟渠（汴河）的運用正值中國最富庶的朝代——唐宋時期，唐代日本遣唐使、宋代日本僧人北上朝佛都是經由江南運河和通濟渠北上，大運河因此為唐宋時期中國與日本的文化交流提供了條件。這一時期的運河因此而凸現出較高的文化價值。

——“中國大運河”申遺文本

作者系本報高級記者、中國作協全國委員會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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