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侖石刻”字口的明度差異及頂部殼狀地衣。資料圖片

內蒙古曼德拉山西夏及之后岩畫的明度差異。王乃昂攝/光明圖片

【學術爭鳴】

《青海黃河源發現秦始皇遣使“採藥昆侖”石刻：實証古代“昆侖”的地理位置》（以下簡稱《實証》）一文指出，該石刻內容及其地理位置，解決了國人千古爭訟的關於“昆侖”“河源”的精確地望問題。由於對該石刻的“証真”與“辨偽”爭論激烈，針對這一學術公案，本文從地理學角度進行一些粗淺分析。

歷史地理視角下的“河源”與“昆侖”

古人關於“河源”與“昆侖”的地理認知，屬於歷史地理范疇，其解讀自然應以先秦地理著作為准。成書於戰國初的《禹貢》，有“導河積石”的記載。關於“積石”，一說在今甘青省界的小積石山，它是青藏高原向黃土高原過渡的標志性山脈和文化地理界線﹔一說在今青海省阿尼瑪卿山，又稱大積石山。“河出昆侖”見於《山海經》，其中《五藏山經》（以下簡稱《山經》）有“昆侖之丘……河水出焉”和“敦薨之水出焉，而西流注於泑澤。出於昆侖之東北隅，實惟河源”的記載。以水系特征為依據，敦薨水可比定為今疏勒河。源於祁連山的疏勒河注入泑澤（羅布泊），是明清以前被視作黃河源頭的依據。《山經》還將河源“積石說”與“昆侖說”進行了整合，謂“積石之山，其下有石門，河水冒以西流”，並說“不周之山……東望泑澤，河水所潛也”。由於當時對積石山以遠的河源了解甚少，以致將羅布泊當作河源，在先秦地理體系中形成了黃河“重源伏流”的錯誤認識。

秦昭襄王時滅義渠等戎而置隴西、北地二郡，秦國的疆界擴展至洮河流域。秦始皇統一六國后，以郡縣制統治全國，保証農業發展的需要。高寒氣候是進行農業生產的障礙，農耕區在青藏高原東麓大致分布在海拔3300米以下，故秦朝疆界“西至臨洮、羌中”，積石山以遠則屬於“羈縻”“徼外”的氐、羌、戎人地區，秦人對黃河的地理認知很難及於河源地區。清代曾三次探源並繪制了河源圖，但仍有“重源伏流”之說。即使今天，黃河源頭的地理界定依然存在爭議。

“昆侖”之名見於《山海經》《禹貢》等古籍中，認為昆侖山是“河水之源”。對於昆侖山的真實性和地理位置，兩千多年來學者多有爭論，與《山海經》一部分是可靠記錄且后人有混排、一部分是想象的神話內容有關。《山海經》和《禹貢》記載的昆侖山，在地域組合上具有西北、高寒、流沙、產玉、游牧業、諸水源頭等地理特性，以祁連山為中心的青藏高原東北部最為符合。“昆侖”位於青藏高原東北部的地理認知，得到歷史文獻的佐証。《漢志》記載，西漢在金城郡臨羌縣（今青海湟源縣）設置昆侖山祠，有湟水、弱水（今黑河）等明確的地理標識﹔在敦煌郡則設置昆侖障，有源於祁連山的南籍端水（今疏勒河）。

19世紀以來，近代地理學的重點開始轉向大陸內部和兩極的科學考察。在此背景下，現代地理學的山系概念（由成因關聯、延伸方向相同的若干山脈構成的地理單元，形成於大型構造單元，具有顯著的地質整體性）傳入中國。俄國探險家普爾熱瓦爾斯基在對中國西部進行多次考察后，率先在地圖上畫出了昆侖山的輪廓。從帕米爾高原發端，沿著塔裡木盆地和青藏高原北緣，迤邐向東延伸到柴達木盆地分為兩支。一支向東北延伸形成阿爾金山脈和祁連山脈，一支向東南延伸形成巴顏喀拉山、阿尼瑪卿山等山系。

《實証》提出秦朝已認定黃河源為星宿海、昆侖山是巴顏喀拉山及其周邊區域的觀點，難以解釋秦以后對河源問題認識的曲折歷程，以及昆侖山地望不斷西趨、不能確指的地理事實，目前只能是缺少文獻依據的假說。

自然地理視角下的“昆侖石刻”疑問

關於“昆侖石刻”的真偽問題，支持者與懷疑者已從歷史學、文字學、文本學、歷日、書法等方面進行了有理有據的考論。現從自然地理角度，對“昆侖石刻”提出五點疑問。

1.“昆侖石刻”所在地層為砂岩，何以稱是玄武岩？黃河發源於巴顏喀拉山北麓，歷史上以卡日曲為正源，向東北和約古宗列曲、扎曲匯合后，東流注入扎陵湖、鄂陵湖，至瑪多為河源地區。這裡的地層以三疊統紫紅色砂岩、粉砂岩、石灰岩、中性和中基性火山岩為主，也有板岩、結晶灰岩及白堊系紫色砂岩和粉砂岩等。兩湖地區雖有比高100米左右的低丘，但缺少大面積基岩出露，限制了“昆侖石刻”的選址。根據各種“昆侖石刻”圖片，判斷其所在地層為中生代砂岩。據披露，這處石刻的發現和論証經歷過較為漫長、復雜的過程，砂岩不耐風化，玄武岩抗風化能力強、利於石刻保存，此疑問之一。

2.高寒氣候和缺氧不致阻礙河源探險，但“車到此”是小概率事件。扎陵湖地處青藏高原腹地，年降水量200~400毫米，生長期一般90~100天，屬高原亞寒帶半干旱至半濕潤氣候區，常有雪災或暴風雪發生。瑪多（海拔4272米）年平均氣溫零下4.1℃，1月平均氣溫零下16.8℃，7月平均氣溫7.5℃，氣溫年較差24.3℃，日較差約14℃。較大的氣溫較差和季節性凍土，不利於石刻長期保存。河源地區海拔4300米左右，氧分壓雖不足海平面的58%，還不是高度的生理界限，但寒冷、缺氧以及干燥、多風的嚴酷自然條件，沒有強大的后勤保障，是難以抵達的。秦朝的馳道或驛路多以都城和郡縣治城為中心向轄區內四周輻射，最遠可達邊境。在冬季出發前往河源雖可利用河水結冰順利渡過黃河，但在生產力不發達的秦代，於河源地區修建道路難以想象，“車到此”無疑是小概率事件，此疑問之二。

3.“昆侖石刻”缺失地衣，不利於証偽其是“確切晚期”的遺存。“昆侖石刻”所在地以高山草甸為主，岩石表面一般會附生各種地衣。地衣是真菌與光和生物之間穩定而又相互利用的聯合體，從南北兩極到赤道的所有陸地，無論是高山、平原還是荒漠、草地，都可以尋覓到它們的蹤跡。據報道，在青藏高原直徑大於2厘米的岩面凹穴，通常30年內就會被黃綠地圖衣等先鋒物種佔據。近日流出的高清圖片“昆侖石刻”頂部，就有黃色和褐色的殼狀地衣附著。殼狀地衣生存期長，喜愛生長在高山草甸帶的岩石及冰磧漂礫上，形態多呈圓形，其半徑尺寸與生長年代有一種指數曲線關系，可用以進行高海拔地區的年代學研究。遺憾的是“昆侖石刻”刻面、刻痕、凹穴均未見殼狀地衣，無法通過地衣覆蓋証偽其是“確切晚期”遺存的可能。至於為什麼缺失地衣，是人為損毀還是“昆侖石刻”年輕所致，抑或原本就沒有，此疑問之三。

4.“昆侖石刻”字體之間存在明度差異，難以自証真確。岩石自然風化狀態下刻痕的明度，亦即被攝體在接受光線照射后，其反射出來的明亮程度會隨時間衰減。岩石表面新的石刻，顏色呈白色或灰白色，與自然風化狀態下的褐色岩石表面可形成鮮明的反差。由於岩石中含有鐵、錳等物質成分，石刻暴露於開放環境中即受到風吹、日晒、雨淋等現象的自然風化，隨著時間推移表面顏色及光澤逐漸趨於暗淡而呈淺褐色。因此，根據石刻的明度與年代的關系，可判斷其相對年齡大小。“昆侖石刻”作為摩崖石刻，壁面總長82厘米，最寬處30厘米。在如此小的范圍，應不存在岩性差異等因素導致的刻痕明度差異。但從整個刻面看，下部顏色新鮮，中上部顏色較深，顯示風化時間有差異。特別是“月”“到”二字的刻痕明度較其他字體泛白或新鮮，“採”字疑似刻在較新剝落面上，如何給予科學解釋，此疑問之四。

5.砂岩不耐風化，“昆侖石刻”何以保存至今且相對完好？海拔高度相差不大且屬同一自然地帶的情況下，氣候條件對岩石風化的影響可忽略不計，但對岩性差異、抗壓強度、岩石結構構造等可能有比較明顯的影響。不同的岩石具有不同的礦物組成和結構構造，它們影響著岩石的易碎性和表面積。風化速率的差異，可以從不同岩石類型的石刻、碑刻上表現出來。“昆侖石刻”岩石構造節理發育，由於愈接近地表寒凍風化愈強，刻面下方有多處殘損剝落。石刻字口邊緣較光滑，刻痕深淺不一，底部寬平呈現出U形凹槽。相較“昆侖石刻”的字跡清晰程度，抗風化能力較強的秦泰山刻石、嶧山刻石均已嚴重風化，幾乎難以辨識。但“昆侖石刻”卻風化較輕，主要信息保存完好，此疑問之五。

“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由於筆者缺少實地考察和第一手數據資料，上述分析難免錯誤。從高清圖片可見，“昆侖石刻”背風坡腳有厚約20厘米的冰緣風成黃土，內應保存或多或少的石刻“密碼”。因此，期待相關專業團隊給出權威的斷代結果和真假結論，以合理解釋上述疑問。 （作者：王乃昂，系蘭州大學資源環境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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