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海西州野牛溝岩畫中的野牦牛圖像。湯惠生攝/光明圖片

青海海西州野牛溝岩畫中的馬車圖像。湯惠生攝/光明圖片

【學術爭鳴】

青海黃河源發現的石刻，引起學術界和社會廣泛關注。36個字的完整敘事告訴了我們一件任何史料都不曾記載過的歷史事件，由此引發了人們對文字及其含義的辨認與解釋，對採藥的用語與性質，昆侖的地理位置，秦代疆域、職官、交通、年代以及題銘的真假等問題的種種思考和爭論。爭論的焦點大致可以分成兩個方面，一個是遺址本體的真假問題，另一個是文本問題。其實也就是石刻遺址研究的兩個方面：考古學研究和文本研究。

遺址本體的考古學研究

許多人認為文字刻痕看上去腐蝕程度不像是經受兩千多年風雨侵蝕的樣子、人類無法在冬天去高海拔地方刻字、秦代的金屬工具刻不動玄武岩等，這些問題應該說是關於遺址的研究，是一個自然科學研究的范疇。

其實目前所有關於對遺址本體的懷疑，都是一種主觀感受，討論者只是憑借照片進行想象，想象那裡的環境、天氣和自然侵蝕程度。對此，舉一個岩畫的實例便可打消對石刻的疑慮。青海海西州野牛溝岩畫地處海拔3900米的昆侖山，經微腐蝕測年認為是距今3200至2000年的古人作品，而且岩畫制作在硬度弱於玄武岩的花崗閃長岩上，畫面上有雙輪馬拉車、牦牛、狩獵、牽駝、出行等圖像，大多岩畫的刻痕與昆侖採藥銘文一樣清晰與新鮮。野牛溝岩畫的例子說明，僅憑岩刻畫的腐蝕程度是無法推測其年代的，因為根據微腐蝕測年法的理論，影響岩石腐蝕程度的最主要自然因素是雨水而不是風。也就是說在比較石刻的腐蝕程度時，關鍵的環境因素是降雨量。所以對於野牛溝和昆侖採藥石刻所在的扎陵湖這種年降雨量300毫米左右的地區而言，僅憑所謂內地石刻侵蝕“常識”來判斷，很容易誤判。此外還有一個石質問題，昆侖採藥石刻是刻鑿在玄武岩（或安山岩）上的，其硬度較高。所以降雨量和石質是影響石刻摩崖腐蝕程度的兩大重要因素，若不從這兩個因素入手而單純談論石刻腐蝕，就只是一種純粹的主觀感受而已。

盡管昆侖採藥石刻刻痕的腐蝕程度尚淺，但其石鏽（又稱岩晒、氧化層或沙漠漆）的色澤頗深，幾乎與岩石原始面一致，由此可以確定其古老性。世界岩畫組織聯合會會長貝德納裡克教授（Robert Bednarick）認為，對石鏽色澤的色度測量是可以作為岩刻畫的斷代手段之一來使用的。中國岩畫學會主席王建平先生曾致力於利用石鏽對岩刻畫進行斷代的實驗，實驗還在進行之中。石鏽類似於可移動文物的“包漿”，可移動文物的包漿可造假，但位於海拔4300米之上的不可移動文物的石鏽卻無法造假。石鏽色澤的深淺關系到年代的早晚，年代越久、色澤越深，反之亦然。

關於石刻的具體年代，我們可以通過微腐蝕觀察來確定其年代。微腐蝕測年的原理與微痕研究相同，微痕分析是通過顯微鏡對微痕的觀察來確定微痕產生的原因、類型和特征，而微腐蝕測年則是通過顯微鏡對岩石晶體腐蝕程度的觀察來測定年代，二者都是通過顯微鏡觀察，建立在數據比較基礎上進行研究。現代科學中，“一眼假”或“大開門”的說法並不適用於科學研究。

其他關於石刻遺址的考古學研究，則需要考古發掘來進行。通過考古發掘，我們能夠發現更多相關的遺跡和遺物，從而証實石刻的真實性、古老性，研究制作工具與方式等其他相關問題。

石刻內容的文本研究

關於石刻內容的文本研究，其實是人文研究的范疇，主觀因素較強，也不是當下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不過針對文本疑慮者所涉及的問題，我們可以通過其他相關文獻記錄進行對比，從而來佐証其內容的真實性和可能性，這就是《穆天子傳》。

盡管史牆盤銘文載：“祗穆王，井（型）帥宇誨”，對周穆王語多夸贊，但《列子·周穆王》卻說周穆王“不恤國事，不樂臣妾，肆意遠游。命駕八駿之乘……遂賓於西王母，觴於瑤池之上。”《左傳·昭公十三年》有同樣記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荀勖也說：“王好巡守，得盜驪騄耳之乘，造父為御，以觀四荒。北絕流沙，西登昆侖，見西王母，與太史公記同。”

何為“遠游”？遠游就是求仙、尋仙、登仙，追求長生不老。屈原的《遠游》中有清晰而明確的答案：“聞赤鬆之清塵兮，願承風乎遺則。貴真人之休德兮，美往世之登仙。”遠游的目的就是登仙。“載營魄而登霞兮，掩浮雲而上征。命天閽其開關兮，排閶闔而望予。召豐隆使先導兮，問太微之所居。集重陽入帝宮兮，造旬始而觀清都。朝發軔於太儀兮，夕始臨乎微閭。屯余車之萬乘兮，紛溶與而並馳。駕八龍之婉婉兮，載雲旗之逶蛇。”這裡的“閶闔”“太微”“清都”“微閭”等都是古代人認為的天庭或神仙所居之地。西王母掌管不死藥，而這也正是周穆王西行的目的。根據《史記》“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周穆王即位時已經50歲了，所以“不樂臣妾”，而“肆意遠游”去求仙尋找長生不老藥，這一點是可以想見或意料之中的事情。西王母在與周穆王臨別時的贈詩中也非常清晰地點明這一點：”白雲在天，山陵自出。道裡悠遠，山川間之。將子無死，尚能復來？”最后一句“將子無死”，說明西王母給了穆天子“不死藥”。

可見“遠游”、尋仙、採藥的傳統至少從周穆王就開始了，后來秦皇漢武踵其跡：秦始皇5次遠游巡幸，漢武帝34次遠游巡幸，其主要目的都是尋仙求仙或登仙。此外，對尋仙勒石以紀的傳統也是從周穆王開始的。同樣是《穆天子傳》雲：“天子五日觀於舂山之上。乃為銘跡於縣圃之上，以詔后世。”《穆天子傳》卷三也明確記載：“天子遂驅升於弇山,乃紀名跡於弇山之石。”郭璞注：“弇,弇茲山,日入所也。”

勒石銘功紀德，秦始皇、漢武帝巡守登名山，刻石立表，效仿周穆王。公元前215年，秦始皇在碣石山一帶海邊開展了大規模求仙活動，派出了大批方士上山、下海尋找仙人。並巡幸碣石山，刻石記功，命丞相李斯在碣石門題刻了《碣石門辭》。《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三十二年，始皇之碣石，使燕人盧生求羨門、高誓。刻碣石門。”“羨門”就是“薩滿”巫師﹔而“高誓”，根據唐代張守節在《史記正義》中對這段記載注解：“高誓亦古仙人。”《史記》記載，公元前209年，胡亥“東行郡縣”時，亦“到碣石，並海南至會稽，而盡刻始皇所立刻石”。公元前110年，漢武帝劉徹來到碣石山觀海，並開展了求仙活動。酈道元《水經注·濡水》記載：“濡水又東南至絫縣碣石山……漢武帝亦嘗登之，以望巨海，而勒其石於此。”所以根據文獻和考古，我們都可以發現從周穆王到漢武帝時期的尋仙和刻石記錄的資料。

此外，《穆天子傳》中還回答了一個關於車的問題，即穆天子“駕八駿之乘”“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這都是文獻記載，而相應的考古材料中我們也有實証，從而構成二重証據。穆天子西巡發生在距今3000年前左右，其時代恰好與野牛溝岩畫的時代重疊﹔更湊巧的是野牛溝岩畫中出現了三輛單轅雙輪的馬車圖像，盡管挽車的只是雙馬，而不是《穆天子傳》中所說的“八駿之乘”。野牛溝地處昆侖山，溝內也有被稱為“瑤池”的西王母勝跡與之呼應，雖然我們不能由此便實証穆天子西巡會西王母的地點就在這裡，也無法証明野牛溝岩畫中的車就是周穆王西巡的“八駿之乘”（八駿很有可能只是一種修辭，因為史料雲“天子駕六”，秦始皇的馬車也隻用六匹馬拉的“天子駕六”），但我們由此可証實昆侖採藥石刻中“車”和“採藥”（求仙）等文本記錄不僅符合西周以來的遠游求仙傳統，而且也符合秦始皇勒石以紀的習俗。

最后，神話學証據法是一種實証研究與歷史文化研究相結合的研究方法，但研究中應堅持“物証優先”的原則,因物証本身具有客觀性、可見性特點，從而打破神話過分依賴文獻的困局。其實在歷史研究中遇到文字著錄與考古發現不符的情況時，也應堅持物証優先的原則。歷史文獻中不見“採藥”二字，但昆侖石刻中出現了“採藥”二字，我們就應接受，並將其納入相應的知識體系中去。

根據以上兩個方面的分析，我認為昆侖採藥石刻是一個重大的發現，而且我相信進一步的考古發掘和文本的深入研究將為我們揭示更多以前未知的歷史信息。 （作者：湯惠生，系河北師范大學特聘教授）

分享讓更多人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