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開何南《號角》的那一刻，我仿佛聽見了一聲穿透歲月的號角。這聲音帶著血肉的溫度，從1935年的黃浦江畔一路奔涌而來。這是一部關於聶耳的作品，又不止於聶耳﹔這是一首敘事詩，比小說更鋒利，比散文更熾烈。作者用文字為聶耳塑像，而這座塑像的底座上，赫然刻著四個字：“赤子之心”。

　　《號角》的獨特之處在於它的體裁——長篇敘事詩。在當下，詩歌似乎已被圈定為“抒情”的領地，敘事的功能常被小說壟斷。作者偏偏選擇用詩的形式還原聶耳的一生，這本身就是一種冒險。

　　聶耳的故事像一串密集的鼓點：昆明甬道街的貧寒童年、上海十裡洋場的掙扎、北平風雪中的求索、日本鵠沼海岸的隕落……這些片段在作者筆下並非平鋪直敘，而是被提煉成“意象的閃電”。比如寫聶耳母親彭寂寬的傣族歌謠：“那傣族風味濃郁的音符，把一個個夜晚擦得溫暖而又明亮。”一個“擦”字，讓母親的歌聲有了觸感，仿佛能摸到舊時光的毛邊。再如寫《義勇軍進行曲》的誕生：“音符載著你的夙願，自1935到未來，點亮民族高遠晴碧的天穹。”詩的凝練與跳躍，讓歷史不再滯重，反而有了飛揚的韻律。

　　聶耳在《號角》中是一個多棱鏡式的人物。他是天才音樂家，是左翼革命者，是“拼命三郎”，也是朋友口中的“鑷子”——總能精准夾出時代的病灶。書中最動人的段落之一，是聶耳在明月歌劇社的蛻變。他本可以安於“洋吹鼓手”的安逸，卻偏要寫文章批判靡靡之音，哪怕被斥為“忘恩負義”。作者這樣寫他的決絕：“當迷惘佔領普通人夢境之時，你用樂聲喚醒鐘聲。”這裡的“鐘聲”是雙關，既是藝術的警醒，也是聶耳內心的鐘擺——始終指向抗爭。

　　1935年7月17日，聶耳在日本鵠沼海濱溺水，年僅23歲。作者沒有渲染悲情，隻寫：“海浪滔滔，痛斷肝腸，面面相覷。”仿佛連海浪都在質問命運的殘忍。但緊接著，筆鋒一轉：“從此，就冷落了深愛的琴弦……但聶耳以自己的方式告訴世人，他已經來過。”這種克制的抒情，反而讓遺憾有了令人動容的重量。

　　作品的尾聲是一曲多聲部合唱。當《義勇軍進行曲》被劉良模在淞滬會戰紀念日領唱，當任光在巴黎組織華僑合唱團……作者讓這些片段如蒙太奇般閃回，最終匯聚成一句話：“這首歌的每個音符，都何其有力、何其響亮。”

　　這就是《號角》——它不僅是聶耳的傳記，更是一部關於聲音如何成為武器的史詩。聶耳的音樂之所以不朽，正因它從未脫離土地。他為碼頭工人寫《碼頭工人歌》，為賣報的孩子寫《賣報歌》，為抗戰寫《義勇軍進行曲》。他的耳朵始終貼著大地，聽清了“民族的積貧積弱”，也聽清了“山川日月”的願景。

　　在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之際，《號角》的面世恰如一場跨越時空的呼應。創作於民族危亡之際的《義勇軍進行曲》，曾像一道劃破黑暗的閃電，激勵中華兒女“冒著敵人的炮火前進”﹔而今，這激昂的旋律依然在新時代的征程上回響——它是天安門廣場的晨曲，是奧運賽場的戰歌，是每一個中國人血脈中奔涌的奮進力量。作者用詩意的筆觸告訴我們：聶耳留下的不僅是音符，更是一種永不停歇的精神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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