銅鈁 圖片中文物出自武王敦墓

　　踞坐樂師俑身 圖片中文物出自武王敦墓

　　東1室出土的“八簋”之一 圖片中文物出自武王敦墓

　　東1室出土的“九鼎”之一 圖片中文物出自武王敦墓

　　《發現武王墩》

　　王玨 主編

　　東方出版中心

　　 當“天問”探測器飛向火星，“嫦娥”月球車漫步月背，中國航天的足跡正不斷延伸至宇宙深處。與此同時，在安徽淮南的田野間，考古工作者手中的洛陽鏟正輕輕叩開武王墩的千年封土，解讀這部鐫刻在黃土中的文明“地書”。今天，我們為何仍要將目光投向安徽淮南三和鎮徐窪村的那座古老土墩？

　　 這座看似尋常的土丘，實則隱藏著兩千多年前的文明密碼。北依舜耕山，西望楚都壽春城遺址，武王墩絕非簡單的土堆。最新考古發現証實，這是迄今為止經科學發掘的規模最大、等級最高、結構最復雜的楚國高等級墓葬。

　　 《發現武王墩》一書為我們揭開了這座古墓的神秘面紗。當考古工作者移開四層墓蓋板，一個精心設計的九格槨室赫然呈現，形似逆時針旋轉的銀河。這種精妙的建筑構思，不僅展現了楚人對天地宇宙的獨特認知，更折射出中華文明對人與自然關系的思考。

　　 在武王墩周邊的數百公裡范圍內沉澱著賈湖文化、雙墩文化、大汶口文化、凌家灘文化、良渚文化、龍山文化等眾多文明。武王墩就像一面棱鏡，將滿天星斗般的中華文明光芒匯聚成一道清晰的歷史光譜，為我們提供了觀察文明演進的珍貴切片，也讓我們可以從中感知中華文明突出的連續性、創新性、統一性、包容性、和平性。

　　文明交融：多元一體的歷史見証

　　 武王墩所在的江淮大地，位於“胡煥庸線”東側這一獨特的自然地理單元，為中華文明孕育出天然的向心結構提供了重要條件。

　　 這片土地見証了一個偉大文明的凝聚歷程。西周初年，周成王將熊繹分封於荊山之地。楚人先祖從蠻荒山林中崛起，歷經數百年發展，終在春秋時期躋身霸主之列，至戰國更成為“七雄”之一。公元前256年，楚考烈王滅魯。

　　 武王墩出土的“九鼎八簋”禮器組合與成套編鐘、編磬等銅禮樂器，正是當時文化融合的實物見証。墓中發現並採集的100多句、近千個文字，均屬古代漢字系統，生動詮釋了禮樂文明在戰國晚期楚地的深遠影響。

　　 《發現武王墩》揭示了考古材料與文獻記載相互印証的重要現象。戰國后期，楚文化呈現出“西北守勢、東南攻勢”的擴張態勢。這一過程表現為東南地區吳越文化的土墩墓和石室土墩墓逐漸消失，被具有典型楚文化特征的豎穴土坑墓所取代﹔同時，楚式棺槨取代了獨木棺，隨葬品也從原始瓷、印紋硬陶轉變為楚文化特征的陶器、仿銅陶禮器、人俑和漆木器等。這一系列變化清晰地展現了楚文化的擴張與文化更迭過程。

　　 這種文化融合現象，深刻體現了中華文明海納百川的包容特質。正是這種超越地域、血緣的文明向心力，將多元文化元素有機整合，最終鑄就了多元一體的中華民族格局。武王墩的考古發現，為我們理解中華文明強大的凝聚力和包容性提供了珍貴的歷史注腳。

　　物載春秋：楚國盛世的立體畫卷

　　 《發現武王墩》以一座規模恢宏、內涵豐富的戰國楚墓為研究對象，通過介紹其精湛的營建工藝與豐富的隨葬品，生動再現了楚國鼎盛時期的經濟文化面貌。

　　 墓中出土的青銅器、玉器、陶器、漆木器等隨葬品，堪稱一部立體的楚國百科全書。其中一件大鼎尤為引人注目，其口徑經初步測量達88.5∼88.7厘米，這一規格甚至超越了李三孤堆大墓出土的鑄客大鼎，充分彰顯了墓主人顯赫的身份地位。

　　 該墓葬形制是研究楚文化的重要標本。通過對棺槨的材質鑒定、結構分析以及裝飾圖案的解讀，可以深入探討楚國棺槨制度的演變過程、文化內涵及其所反映的宇宙觀、生死觀等。

　　 發掘資料揭示了楚國喪葬習俗、社會等級、禮樂制度和宗教信仰等多方面信息，為研究古人生活起居、祭祀禮儀、科技水平和宮廷職官設置提供了珍貴素材。同時，通過對各類生產工具、生活用具及工藝品的考察，可以深入了解楚國農業、手工業和商業的發展狀況。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槨蓋板上的“南集府”“北樂府”墨書文字，與李三孤堆大墓出土銅器銘文中的“六室”“少府”“太府”等記載相互印証，揭示了為楚國宮廷服務的專門機構設置，為研究晚期楚國官僚體系的構成與運作機制提供了重要線索。其中以俑代人的葬俗變革，既體現人道精神的進步，也開創漢代俑葬制度的先河。

　　 作為楚國最后的都城，壽春城的規劃智慧在武王墩墓葬布局中得到折射。墓葬與城址的空間關系，為理解楚國晚期的都城建制、行政管理體系提供了獨特視角，展現出楚人在城市規劃和軍事防御方面的卓越智慧。這座大墓猶如一顆時間膠囊，封存著楚國文明最后的輝煌。

　　謎底揭曉：考古實証的學術突破

　　 書中講述了武王墩墓的發掘價值，解開了困擾學界多年的歷史謎團。其中最具突破性的，是確定墓主人的顯赫身份——考古學家在楚王酓前簠上發現的“楚王酓前作鑄金簠以供歲嘗”十二字銘文，與墓葬規模、結構與文獻史料相互印証，最終確認這正是《史記·楚世家》記載的楚考烈王之陵寢。

　　 這位戰國末期的傳奇君主，本名熊元，乃楚頃襄王之子。其生平頗具戲劇性，早年他作為人質羈留秦國，后在春申君黃歇協助下成功返楚繼位，成為楚國第39任國君。在歷史舞台上，他與廉頗、毛遂、信陵君等風雲人物共同演繹出“毛遂自薦”“歃血為盟”等流傳千古的典故。楚考烈王以“滅魯、救趙、抗秦、強楚”的政績名垂青史，展現了非凡的政治智慧與軍事才能。

　　 武王墩的發掘破解了諸多考古懸案，如首次完整揭示了楚國王級墓葬的九室槨制結構，確認了長期存疑的“花石器”實為槨室壁挂﹔槨室的9室呈“亞”字形對稱分布，是高等級墓葬的一種代表性槨室形制﹔出土的U形木柄鐵鍤，其形制與武梁祠漢畫像中大禹治水工具高度相似，為研究當地禹會村與古籍所載“禹會諸侯於涂山”的歷史關聯提供了新線索。

　　 在墓葬營建技術方面，武王墩展現了楚人高超的工藝水平。其棺槨雖體量龐大，卻結構精巧，多重木牆和蓋板之間緊密扣合，榫卯相連。這些發現不僅填補了楚文化研究的空白，更為理解中華文明的延續性提供了實物佐証。

　　古今對話：文化傳播的創新實踐

　　 《發現武王墩》以嚴謹的學術態度和創新的表達方式，為我們開啟了一扇了解楚國文明的窗口。這部著作通過對武王墩一號墓出土文物的系統研究，賦予這些珍貴文物新的學術生命。

　　 這部作品的成功之處在於其既堅守唯物史觀的學術根基，又創新性地採用“學術的新聞表達”。在文物視野下，從社會關系的角度把握人的本質，並把人安放在家國天下之中，進行科學系統解碼，喚醒文物的“記憶”，為我們營造了楚國晚期社會生活的一個立體“原境”。

　　 營造“原境”的過程，讓《發現武王墩》充滿文化張力。徐良高、宮希成、張治國、張聞捷、易俊龍、路國權、李鳳翔等7位武王墩一線考古專家深入發掘現場，生動詮釋了“雄楚”的內涵。主編王玨及考古團隊的專業背景涵蓋考古學、人類學、歷史學、社會學、新聞學和傳播學等多學科領域，致力於挖掘文物、遺產和文獻信息的深層價值與意義。

　　 《發現武王墩》的價值不僅限於學術領域。作為一部具有文化主體性的作品，它通過“迄今發掘規模最大的楚國王級墓葬”這一獨特視角，既提升了公眾的歷史認知，又為當地文化旅游發展注入新活力。可以說，該書不僅對學術普及有著重要的貢獻，也對經濟發展產生了積極影響。

　　 當我們在武王墩的考古發現中回望楚國八百年興衰，思考的不僅是過去，更是我們這一代人將留下怎樣的文明印記。這或許就是《發現武王墩》留給讀者最深刻的啟示：在傳承中創新，在回望中前行，才是對歷史最好的致敬。（翁淮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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