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質“滇王之印”。

漢代木構遺跡。 本組圖片由雲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供圖

雲南自古就是一個多民族地區，古滇國是從戰國延續至漢代的地方政權，屬西南夷的一部分。公元前109年，漢朝在此設置益州郡，又“賜滇王王印，復長其民”（《史記·西南夷列傳》）。

從設置益州郡開始，雲南開啟了融入統一多民族國家的新篇章。

日前獲評2024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的河泊所遺址就是這一歷史事實的實証所在。而關於河泊所遺址的考古價值有幾何？項目負責人、雲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館員蔣志龍進行了全面解讀。

價值一

是近年來西南邊疆考古最新成果

1956年，晉寧石寨山金質“滇王之印”出土轟動考古界。伴隨著一些精美青銅器的發掘出土，古滇國揭開了神秘面紗。

公開資料顯示，上世紀50年代，考古工作者對石寨山古墓群先后進行4次發掘，清理墓葬50座。其中，在1956年第二次發掘中發現了“滇王之印”，石寨山古墓群因此被認為是“滇王及其親族的墓地”。1958年，考古工作者發現河泊所遺址，認為其為新石器時代貝丘遺址。其時，貝丘遺址高出地表8米，因該遺址發現大量同心圓紋盤，故而被認為是新石器時代的遺存。由於石寨山墓葬出土遺物和河泊所遺址中發現遺物的不共存，考古工作者錯失了發現真相的機會，導致同心圓紋盤為新石器時代遺物的錯誤認識存在半個多世紀之久。

蔣志龍記得，2008年開始，雲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與國外高校合作，對滇池盆地進行了調查，發現了79處“滇文化”和漢文化的遺址。從遺址規模大小和出土器物來看，初步認為河泊所遺址可能是古滇國的都邑。

2014年，“石寨山古墓群考古工作計劃”獲批實施，逐漸構建起滇池盆地完整的青銅文化及年代序列。河泊所遺址植物遺存碳十四年代測定表明，該遺址從公元前1300年的商代晚期一直延續至漢代﹔通過金屬制品的科學研究，將該區域青銅年代開始的時間確定在公元前1200年至公元前1100年，比以往認識的青銅時代開始時間提早了500多年。結合測年數據、地層序列和出土遺物的特征，可將滇池盆地青銅時代完整的考古學文化序列確定為三個階段：青銅時代早期（早於滇文化的青銅文化遺存）—青銅時代中期（典型的滇文化遺存）—青銅時代晚期（漢文化進入后的文化遺存）。

“河泊所遺址出土的簡牘上發現紀年文字，從漢昭帝始元四年（公元前83年）橫跨到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前后共298年。與此相關的各種官員代理制度、刑法制度等，共同勾勒出了那個時代的風雲變遷。”蔣志龍說，河泊所遺址基本厘清了雲南滇中地區從商周至秦漢時期考古學文化的發展演變脈絡，深化了對雲貴高原古代歷史文化面貌的認識，應該是近年來西南邊疆考古取得的最新成果。

價值二

証實了漢代益州郡郡治准確位置

人們從文獻中得知，“西漢置益州郡、領二十四縣”，而當時的郡治在哪？

經考古發掘，目前在河泊所遺址西部已發現居住區、祭祀區、手工業區等多種功能分區，文化面貌與石寨山文化關系密切，該區域極有可能是古滇國的都邑。

而在上蒜鎮第一小學發掘區，蔣志龍和其他考古隊員發現柱洞、散水和活動面，還出土大量的板瓦和筒瓦等建筑遺物，出土的瓦數量達幾十噸。

這些柱洞外方內圓，邊長在1米左右，經過夯筑，比較堅硬，中間為圓形的柱子，殘留有木樁的朽痕，盡管這些柱洞的分布規律尚不清楚，但可以肯定這些地方應該有建筑，在這些建筑旁邊的灰坑中，發現有大量的封泥和部分殘斷的簡牘，這些封泥中既有官印封泥（如滇王相印、收靡令印），也有私印封泥，由此可以推測這些建筑應該是官式建筑。而類似的建筑遺跡在發掘區存在5處，應當可以確定這裡就是益州郡內的衙署。加上發現的城牆、城壕、大型木構遺跡以及出土的“益州”銘文瓦當、封泥、簡牘等重要遺物，應該可以作為准確確定益州郡治的考古實証。

也就是說，上蒜鎮第一小學附近可以確定是益州郡郡治所在。

這裡出土的簡牘中有關秦漢時期“郡、縣、鄉、裡”的發現，填補了秦漢時期郡縣制考古實物記錄的缺失，為深入研究秦漢時期的地方行政制度及基層組織提供了考古實証。

蔣志龍認為，簡牘中釋讀出的“滇國”“滇丞”“滇相”與此前出土的“滇王之印”“滇國相印”等相互印証，表明西漢中央王朝在雲南實施了較為靈活的雙重政治架構和柔性羈縻治理策略，在加強中央集權的同時也促進了邊疆地區的穩定和發展，是中華文明之統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的生動寫照，對研究秦漢時期的西南邊疆治理及國家化進程具有突出重大價值。

價值三

是“多元”“一體”發展格局典型

“考古研究發現，古滇國及其文化並沒有突然消失，而是慢慢融入了中央王朝及其文化之中。”這是蔣志龍這些年研究得出的猜想。

近年來，河泊所遺址除發現大量封泥和簡牘外，還發現大型建筑基址和寬闊道路等遺跡現象。這些遺跡呈現出一定的復雜性：先滇文化時期，這裡主要是有著干欄式建筑的村落﹔滇文化時期，出現半地穴式、地面起建的房屋基址密集聚落﹔漢時期，出現土著聚落和中央轄郡等形態共存於一體的復雜融合。這一變化說明，古滇文明匯入中華文明一體格局的過程是漸變式的，是相互借鑒、互相融合型的，而不是替代式、你死我活型的，總體呈現各美其美、美美與共的特點。

此外，蔣志龍也發現，先滇文化時期和滇文化時期，當地的建筑規模較小，隨葬品多以陶器、青銅器等本土物品為主﹔漢時期，當地開始出現大型建筑和一定規模的道路，隨葬品也出現五銖錢、硯台等物品。這表明，多元匯入一體，也加速了當地的發展。並且，這一過程不是全然被動的，而是不少人對先進生產生活方式和文化形態的主動擁抱。

河泊所遺址的考古發現，串聯起古滇國和漢代兩大歷史階段。古滇國時期，石寨山古墓群出土的青銅器遺存生動再現了石寨山文化獨特的文化面貌與社會結構，印証了《史記》中“滇王受印”歷史事件的真實性，凸顯了西南邊疆多元的文化特質。漢代郡縣制時期，益州郡的設立標志著中央王朝開啟了對雲南的正式管轄。雙重行政制度並行的格局則體現了西漢中央政府“因俗而治”“柔性羈縻”的政治智慧，推動西南邊疆穩步融入統一多民族國家體系。蔣志龍認為，河泊所遺址的發掘成果實証了西南邊疆自古以來的國家認同，是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歷史敘事的成功典范。（記者趙書勇）

來源：昆明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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