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讀者，很可能有過這樣的想象：搬兩把椅子，與作家相對而坐，目光是平視的，聊天是自由的。作家是作家，更是一個浸潤在人間煙火裡的普通人。

《文學的現場——作家說》一書，收錄了我與30位作家的訪談文章，均曾發表於《中國青年報》“作家說”專欄，正是對以上想象的實踐。嚴肅文學與類型文學，成名已久的作家與嶄露頭角的作家，都聚在了這個熙熙攘攘的文學現場。

這裡的“現場”有幾層含義：一是空間，作家筆下的文學根據地、他們的故鄉與現居地，乃至訪談發生的地點，都構成文學地圖的一個個標記點﹔二是時間，作家作品記錄的年代，他們本人的童年與當下，都是流動而鮮活的﹔三是時空之外的種種集合，可能是一種情緒，可能是一種觀點，讓這個現場或許能建構一個文學意義上的完整世界。

作家領路，打開文學的地圖

很多作家筆下有一個相對固定的根據地，比如馬爾克斯的馬孔多、福克納的約克納帕塔法縣、莫言的高密東北鄉。在《文學的現場——作家說》中，作家領路，他們的文學地圖被徐徐展開。

徐則臣的人生軌跡是一路“北上”，小時候生活在水邊，18歲上大學又在運河邊，20多年來，他寫了很多關於運河的小說，比如“花街”系列，比如《北上》。第一次寫花街，這就是一條南方典型的青石板路，幾十戶人家，門對門開著﹔后來再寫，人物和故事放不下了，這條街就越來越長。有人問，這條街到底有多長？他答，這個世界有多復雜，它就有多漫長。

劉亮程出生、成長於新疆古爾班通古特沙漠邊緣的一個村庄，憑借《一個人的村庄》而被稱為“20世紀中國最后一位散文家”。他8歲時，父親就不在了，母親帶著7個未成年的孩子，艱難度日。而當他成年之后回憶童年，一切苦難竟然都被化解了。他說，童年一場一場的風、一夜一夜的月光和繁星，草木，虫鳴，一個少年在村庄裡無邊無際的冥想和夢，成為他寫作中最重要的東西。

梁曉聲說，作家永遠寫的是“他者”，於是也就成了時代的書記員。石一楓說，新文學的基因在於它的批判性，從魯迅、茅盾，到巴金、老舍，這種基因一脈相承，抹殺掉這個特質，就不是新文學了。

因此，書中有文學記錄，也有文藝批評。而對作家來說，最終的文學地圖是“中國”。

作為報告文學作家，何建明筆下的“現場”是文學的，更是社會的。從20世紀90年代揭露中國礦產資源危機的《野性的黑潮》、講述貧困大學生問題的《落淚是金》、全景式描述高考的《中國高考報告》，再到《國家行動：三峽大移民》《非典十年祭·北京保衛戰》《爆炸現場：天津“8·12”大爆炸紀實》等重大事件，約70部報告文學作品，是對中國40余年的觀察。

小時候讀的書，為孩子寫的書

每個作家都曾是孩子，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青春，童年、成長、夢想……這些都是永恆的話題。他們小時候讀的一本本書、長大后為孩子寫的一本本書，都隱喻著閱讀的生生不息。

劉心武稱自己小時候是一個“狂妄的文學少年”，12歲上初中后就覺得自己長大了，要看《人民文學》《譯文》。1958年，16歲的劉心武寫了《談〈第四十一〉》，給《讀書》雜志投稿成功。編輯以為他是一個老先生，居然來評論這麼一本冷門的蘇聯小說。

張煒小時候生活在山東海邊，海邊有成片的防護林。那時候的孩子，在林子深處突然遇到一個老婆婆，會懷疑她是不是妖怪變的——這種冒險的生活就是童年。無數的故事已經被張煒稍加改編寫進了作品裡，但仍然有許多沒有寫過。

在很多作家的講述中，童年對閱讀的渴望，歷歷在目。

陳彥小時候生活在商洛的山裡，家裡沒有多少書，大概10歲時才讀到了第一本比較“大”的書《高玉寶》。后來到縣城工作，陳彥住在宿舍，床上靠牆碼著半人高的書，晚上就睡在書堆邊。

付秀瑩小時候，村子裡連有字的東西都很少。鄰居家窗台上放著一本雜志，可能還用來墊過醬油，她就站著津津有味地看。高中時，付秀瑩在報紙上發表作品，收到很多讀者來信，與她探討對寫作的看法、青春的苦惱，但她還在愁數學。

徐則臣小時候在農村，看的很多書是傳來傳去的，早就沒頭沒尾。很多年之后才知道，哦，那是《金光大道》《艷陽天》……他看的第一本完整的嚴肅文學長篇小說是《圍城》，小時候每個假期都會重新看一遍。不過，徐則臣“進步神速”，到小學五年級，已經把金庸所有的武俠小說都看了。

而以解讀金庸小說為人熟知的六神磊磊，初中才開始讀金庸原著，看的第一部是《神雕俠侶》。時過境遷，金庸武俠已成經典。六神磊磊說：“流行文化無法取悅每一代人，如果沒有經受住時間的檢驗，它就消亡﹔如果經受住了，它就成為經典。”

作家在為孩子寫作時，往往有明確的站位和價值取向。他們深知，童年時期的閱讀將會影響一個人的一生。

肖復興小時候喜歡讀現實主義的小說，比如瓦爾特·本雅明的《駝背小人》、帕烏斯托夫斯基的《一生的故事》，覺得和自己所認識的現實生活接近。很多年以后，他在少年成長小說《兄弟倆》中回望自己的童年。他並不希望孩子隻讀兒童文學，他認為，挑選一些經過時間篩選、值得信賴的成人文學作品去讀，是十分必要的，“閱讀層面需要踮一踮腳尖、蹦一蹦高”。

這30位作家中，在孩子中知名度最高的可能要數沈石溪。被稱為“動物小說大王”的他，40多年寫了70多種動物。他筆下的故事，從不回避“叢林法則”。沈石溪認為，高年級孩子閱讀的小說，應該有限度地接觸真實的生活、真實的社會。

孩子讀什麼，沒有唯一答案。但有一點可以確定，正如沈石溪所說，書中始終要向孩子們表達的主題是：美好的東西、生命的力量，不會隨著個體被消滅而煙消雲散，它會變成一種精神上的基因，代代傳承。

作家來來往往，你我亦在其中

跟隨作家的作品徜徉過文學的地圖，也跟隨作家的記憶回溯過童年的閱讀，最后，還有一塊作家的“自留地”，可能是讀者日常接觸不到的。書中，那些無關文學、有關生活的話題，讓“現場”的氛圍感更濃郁了。

“斜杠青年”可能是個新詞，但“斜杠”似乎是任何年代作家的常態。比如，20世紀80年代的“先鋒作家”馬原做過記者、編輯、教授、商人﹔在20世紀80年代度過童年的路內，做過化工廠工人、倉庫管理員、廣告公司策劃﹔劉慶邦當過農民、下過礦井﹔劉亮程開過農機配件門市部和酒吧……

看來，作家的日常和我們一樣，沒有“主角光環”，一直在嘗試，在挑戰區與舒適區之間徘徊。余耕曾自詡是打籃球裡小說寫得最好的，但不巧有一天遇到了馮驥才先生。沒錯，即便在這30位作家中，除了寫作之外的行當，作家們也能“卷”起來。

作家在寫作之外的“閑趣”，與他們筆下那些文學的愛恨情仇、那些歷史的悲歡離合，搭配參照，碰撞出一個個活色生香的現場。

葉廣芩愛吃，隻要出門，就必須找地方特色嘗嘗，什麼時令吃什麼，比如春天的香椿正當季，擱點兒鹽、醋、香油，再不放別的﹔陳彥是一個天文愛好者﹔邱華棟練過武術，喜歡極限運動﹔李修文喜歡樹，一棵苗木多少錢買進來、苗圃裡養幾年出圃能賣多少錢，他一清二楚。

徐則臣回憶，大學畢業后他成了“北漂”，在雜志社做編輯，一開始一個月工資1500元，房租就要花掉1100元。那時候特別向往的，就是每周或者每兩周一次，到人大西門外一個小館子吃重慶水煮魚，“豆芽在用過無數次的油裡煮過，特別入味”。

年輕，似乎天然包含一種樂觀主義，從來如此。

“作家訪談”能讓讀者迅速了解一位作家和他的部分作品，而我更希望的是，閱讀能成為日常，作家來來往往，你我亦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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