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於山西方山縣峪口採集的廟底溝文化彩陶盆。山西省考古研究院供圖

　　1985年，著名考古學家蘇秉琦先生參加在山西臨汾舉辦的“晉文化”研究座談會，寫下了“華山玫瑰燕山龍，大青山下斝與瓮。汾河灣旁磬和鼓，夏商周及晉文公”4句詩。這幾句詩在考古界流傳甚廣，其中“燕山龍”是指遼河流域紅山文化的玉雕C形龍﹔“華山玫瑰”則是指在仰韶文化時期廟底溝文化中經常出土的彩陶上所繪制的花卉紋樣，盛行於山西、陝西、河南交界地區。

　　在距今四五千年之際，仰韶文化與紅山文化之間，從晉陝豫三省交界地帶向北貫穿山西省，到今內蒙古自治區的南部折向東，直至今遼寧省西南部遼河一帶，存在一條通道﹔通過這條通道，北方“龍文化”與中原“華文化”二者之間進行過頻繁交往。

　　彩陶是在未經燒制的陶坯上，以天然礦物如赭石、氧化錳、瓷土等為顏料，描繪出紋飾之后，再經入窯焙燒而形成的一種陶器。中國的彩陶大約出現在距今8000年前的新石器時代，主要的遺址都位於黃土地帶，這或許與黃土地帶穩定的農業生活及豐富的陶土資源等有關。

　　彩陶在仰韶文化時期曾經廣泛分布，並形成不同的地域特色，考古學家根據其時代和地域差異，又將這些不同地域特色的彩陶分為不同的類型或者文化。其中，有我們熟知的以關中地區為中心的半坡類型的人面魚紋彩陶盆，以黃河上游地區為中心的馬家窯文化的大漩渦紋彩陶等，多種多樣的彩陶，稱得上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的百花齊放。

　　廟底溝文化一般認為屬於仰韶文化中期，距今約6000年到5500年，以獨具特色的“花瓣紋”彩陶為標識，波及范圍北抵陰山、南至長江、東到大海、西達甘青。考古學家卜工認為，“在偌大的區域裡，在眾多的文化中，廟底溝文化的彩陶圖案始終那麼統一、那麼規范，如同旗幟一般鮮明，使人一望即知其文化屬性和功能”，這種“文化共識”，成就了中國歷史上的第一次大規模的文化融合。考古學家陳星燦稱其為“早期中國文明的第一縷曙光”。

　　在廟底溝文化時期，聚落數量與規模也較之前有比較大的變化。如渭河流域的關中，仰韶時代遺址達1300處，其中廟底溝文化遺址佔了大部分。聚落的規模也從數萬平方米到幾十萬平方米不等，高陵楊官寨遺址總面積甚至約100萬平方米﹔其中環壕所圍區域面積達24.5萬平方米，環壕的周長約1945米，壕寬9米-13米，深2米-4米。挖掘這樣規模的環壕，所形成的土方量達11萬立方米，考古學家王煒林認為，“這等規模的工程單靠楊官寨一個聚落的居民是難以完成的。這與之前半坡文化姜寨遺址2萬多平方米的環壕聚落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反映出當時的社會已經出現等級分化，具備了一定的社會動員能力”。晉南地區也經歷了類似的變化。

　　有些學者認為，廟底溝文化時期因為農業的發展，社會復雜化加劇，人口的增長導致文化的擴張，從而促進了彩陶的傳播。如果以《史記·五帝本紀》黃帝“東至於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於空桐，登雞頭。南至於江，登熊、湘。北逐葷粥，合符釜山，而邑於涿鹿之阿”的區域作為參照的話，會發現一個非常有趣的事實，即廟底溝文化彩陶的分布范圍與這個區域基本契合，考古學家孫慶偉直言這是“黃帝部落的文化初覺”。

　　一件由著名考古學家劉緒先生在1977年於山西方山縣峪口採集的廟底溝文化彩陶盆，是山西發現的最完整的史前彩陶盆之一。器腹外壁繪制了兩組紅底黑彩的纏枝花瓣紋。這件彩陶盆上的花紋簡潔靈動、色彩鮮明，堪稱廟底溝類型彩陶藝術的經典之作。整個器形就宛如一個待放的花蕾，柔和中又蘊含著奔放的力量，讓人不禁想起那首《怒放的生命》中所唱：“我想要怒放的生命，就像飛翔在遼闊天空，就像穿行在無邊的曠野，擁有掙脫一切的力量。”

　　新石器時代彩陶裝飾紋樣的繪制部位是經過精心設計的，著名考古學家楊泓在《史前席地起居用陶器的裝飾藝術——漫談新石器時代彩陶圖案花紋帶裝飾部位》中，解釋了這些彩陶紋樣裝飾部位的設計理念：由於那時的人們在應用陶器飲食或盛物時，“常處於坐著或蹲著的姿態，這就引致主要花紋帶的布置，選取在人們蹲、坐時視線最集中的部位”。這與蘇軾在《私試策問》中談到“古者坐於席，故籩豆之長短，簠簋之高下，適與人均”的情形相符。

　　然而，這樣一個花蕾終究還是枯萎了。

　　在距今4500年前后，中國歷史進入以灰陶為主的龍山時代。這是一個讓我從本科時代就感到困惑的問題，因為從直觀的視覺效果來說，彩繪可以表達更加豐富的精神世界，如果從簡單到復雜，那麼應該是灰陶在前，彩陶在后，然而考古地層學証明彩陶流行的仰韶文化時代要早於色調簡單的龍山文化。

　　對這個問題，我幾十年來請教過一些學者，都沒有得到滿意的答案，直到最近讀到藝術史家巫鴻新著《中國繪畫：遠古至唐》中的一段話：

　　昔日仰韶文化中心的中原，則被龍山文化的一支所佔據，該文化來自東部，以制造帶有印紋與凸紋的單色器皿為特征。因此當青銅藝術在這一地區隨后出現並獲得迅速發展時，青銅器以鑄造而非彩繪作為主要裝飾方式也就不令人奇怪了。

　　灰陶取代彩繪紅陶，可能更多的原因不是技術，而是文化傳統的不同。但無論如何，我還是喜歡那個百花燦爛的時代。

　　（杭侃 作者系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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