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未成年人涉嫌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的案件數量顯著上升，越來越多的在校學生被網絡犯罪團伙所利用，從事“吸粉引流”“供卡洗錢”等幫助網絡犯罪活動的行為，不慎淪為犯罪分子的幫凶。

　　如2021年5月，某職業中學學生小李被同學告知“需要將網絡賭博平台上匯集的充值資金，使用綁定的銀行卡轉賬，如果願意提供本人銀行卡用於轉賬，就可以分錢”。小李為了掙錢，在同學的指使下，使用本人借記卡代為轉賬，並採取變更轉賬地點的方式規避調查。借卡期間，該借記卡單向流水金額合計人民幣420余萬元。小李在分得人民幣3000元后，因“感覺容易出事”未再參與。案發后，小李投案自首，公安機關以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將小李移送檢察院起訴。2022年8月，四川省某縣人民檢察院決定對小李附條件不起訴，並開展監督考察。2023年2月，考驗期滿后，檢察院決定對小李不起訴。

　　小李涉嫌的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簡稱“幫信罪”，是指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網絡實施犯罪，為其犯罪提供技術支持、支付結算等幫助，情節嚴重的行為。構成本罪的，判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並處或者單處罰金。“幫信罪”作為一種迷惑性強、作案成本低的新興犯罪形式，逐漸在未成年人中蔓延。這些未成年人大多處於法律意識淡薄的階段，容易被虛假信息所騙，被低投入、高報酬、賺快錢等承諾所利誘，淪為不法分子的“工具人”。

　　對這些誤入歧途的未成年犯罪人，不能只是“一判了之”，否則可能會加劇未成年人的犯罪標簽效應，將其推向社會的對立面。考慮到未成年人生理和心理發育尚未成熟，認知能力和自我控制能力相對較弱，易受不良環境、不良信息影響等特點，我國對於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辦理，實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針，堅持“教育為主、懲罰為輔”的原則，設有未成年人社會調查報告、附條件不起訴、犯罪記錄封存等司法保護制度。

　　首先，為有針對性地對未成年犯罪人進行教育、感化和挽救，我國規定了未成年人刑事訴訟中的社會調查制度。社會調查制度，是指在辦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過程中，由未成年人戶籍所在地或居住地的司法行政機關社區矯正工作部門，對未成年人的性格特點、家庭情況、社會交往、成長經歷、是否具備有效監護條件或者社會幫教措施，以及涉嫌犯罪前后表現等情況進行調查，並作出書面報告的制度。同時，未成年人的社會調查報告是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對該未成年人決定是否提請逮捕、審查起訴、定罪量刑的重要參考依據。

　　其次，為堅持未成年人犯罪治理“教育為主、懲罰為輔”的原則，對於犯罪情節較輕的未成年人，我國規定有附條件不起訴制度。附條件不起訴，是我國專為未成年人犯罪設置的不起訴制度。對於犯特定罪，可能判處一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的未成年人，有悔罪表現的，人民檢察院可以作出附條件不起訴的決定，並在規定期限內對該未成年人進行監督考察。若考驗期內，該未成年人接受矯治和教育，沒有違反相應規定，則考驗期滿，人民檢察院應當作出不起訴的決定，使未成年人免於刑事審判。

　　最后，對於被判刑的未成年人，我國還有未成年人犯罪記錄封存制度，以確保他們能在日后回歸社會。刑事訴訟法規定：“犯罪的時候不滿十八周歲，被判處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的，應當對相關犯罪記錄予以封存。”未成年人犯罪記錄被封存后，除司法機關為辦案需要，或者有關單位根據國家規定進行查詢以外，存有未成年人犯罪記錄的機關不得向任何單位和個人提供該記錄。並且，依法進行查詢的單位，應當對被封存的犯罪記錄的情況予以保密。除此之外，應當被封存的，還包括未成年人接受專門矯治教育、專門教育的記錄，以及被行政處罰、採取刑事強制措施和不起訴的記錄。

　　在前述案件中，盡管小李在客觀上達到了“幫信罪”的入罪條件，但考慮到其是受引誘參與犯罪，參與時間較短，犯罪情節較輕，具有悔罪表現，主觀惡性不大等原因，檢察機關在聽取公安機關意見后，對其適用附條件不起訴。通過社會各界的幫教，小李的思想認識和行為習慣也回歸正軌，並順利考上大學。同時，其因犯罪被採取刑事強制措施的記錄，以及后續附條件不起訴的記錄，也都被依法予以封存。本案作為對未成年犯罪人進行教育、感化、挽救的典型，於2024年入選最高人民檢察院指導性案例，具有深遠的示范意義。(蘇桑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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