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文煜測試金屬探測儀（左）、紅光檢測儀（中）和熱成像掃描儀（右）。受訪者供圖

　　吳文煜用熱成像掃描儀檢測出提前放置的攝像頭，屏幕中黃點為攝像頭。受訪者供圖

　　外出住宿，不料住客的一舉一動被實時直播。偷拍設備藏在酒店民宿的插座、電視、空調、天花板煙霧報警器，甚至釘子、衣架等隱蔽位置，悄無聲息地窺視密錄，鏡頭另一端，交易與瘋狂同時進行。

　　9月，一名博主“影子不會說謊”及其團隊在石家庄華強廣場民宿房間內發現多個偷拍攝像頭，該博主報警后，在樓道被多人圍堵。這件事再次觸動了公眾對偷拍行為的恐懼與不安。

　　北京師范大學法學院博士生導師、中國互聯網協會研究中心副主任吳沈括告訴中青報·中青網記者，近年來盡管偷拍現象得到了大力管控，但是因為新技術不斷涌現，直播方式使得偷拍的侵害性更廣泛，監管挑戰也在持續增大。

　　他指出，酒店民宿需要首先承擔防范、告知和及時處置偷拍事件的義務。此外，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信息保護法》，住客在發現受到偷拍侵害的情況下，提供基本信息進行舉証，可以提出維權主張，要求酒店民宿承擔過錯推定的侵權責任，反向推動相關機構作出有效的自檢和回應。監管部門也應加大監管的力度，變化監管的方式。

　　一本萬利的偷拍產業屢禁不止

　　“偷拍產業之所以屢禁不止，因為其總是‘一本萬利’。”浙江大學數字法治研究院副院長高艷東告訴中青報·中青網記者，目前，偷拍產業鏈分工明確，已經形成了設備制造和銷售、設備安裝、視頻獲取和傳播3個方面，也就是前端偷拍工具、中端偷拍機會和后端的偷拍傳播行為。

　　公安部早在2014年就已經明確禁止非法生產竊照竊聽設備，高艷東認為情況卻不容樂觀。10月11日，記者在淘寶、京東和拼多多App上搜索“針孔攝像頭”，均顯示無相關產品。然而，記者通過其他關鍵詞，諸如“小巧”“針眼”，或根據搜索框自動填充的關鍵詞，錯字搜索“攝線頭”等，仍可搜索出店家宣傳的體積小、隱蔽性強的攝像頭，有的僅有指甲蓋大小，“找得到，我吃掉”“無聲無光”“保密發貨”等是該類產品的常見宣傳語。此類攝像頭價格從幾十元到幾百元不等。

　　除了在網絡上依然可以找到售賣微型攝像頭的渠道，高艷東指出，線下渠道更為隱蔽，在實踐中也有不法分子購買零件自行編程組裝。

　　高艷東介紹，根據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原國家質檢總局）2017年的數據，約有80%的智能攝像頭存在隱私泄露風險，其中也不乏廠家在生產時就給不法分子留下“快捷通道”的產品。黑客通過技術手段侵入家庭智能攝像頭，通常採用付費直播的方式進行盈利。

　　偷拍密錄的場景涵蓋私密場所和公共場所。偷拍者在酒店、民宿、出租房等私密場所安裝針孔攝像頭，此次石家庄事件裡，博主便是在民宿空調的通風管道裡找到了攝像頭。

　　不法分子還會在公園、游樂場、海灘等人流量較大的公共場所的廁所中安裝針孔攝像頭，“其中在女廁的安裝較為普遍，通常根據女性的年齡外貌特征，將女性如廁的視頻打上不同的標簽進行分類，最后統一售賣給網站或者個人買家。”高艷東說。

　　偷拍設備的購買價格低廉，但是偷拍視頻卻可以多次出售甚至“私人定制”家庭直播。根據高艷東的調研，偷拍主要有兩種方式獲利，一種是付費直播，一般是400-600元就可以買到三五台酒店攝像頭的觀看權限，家庭攝像頭價格會更低。

　　一種是視頻銷售，不法分子將私密視頻剪輯好售賣給網站，一條視頻的價格100-300元，或者將視頻直接賣給觀看者，一般價格在幾元到幾十元不等，但購買者不計其數。

　　酒店民宿裡的攝像頭是如何藏進房間的？事件曝光后，許多人對此提出疑問。“影子”博主在接受大象新聞採訪時提到，許多團伙將服務器設在境外，通過支付佣金或分成的方式，指揮境內的社會閑散人員，俗稱“小馬仔”，統一給他們郵寄改裝好的設備，告知安裝位置和如何調試設備，裝完之后刪掉自己安裝的視頻。

　　2017年至2020年在北京經營民宿的王慧（化名）告訴中青報·中青網記者，她曾在和同行聊天中得知，有的民宿老板在裝修時就已經把攝像頭安裝在房間裡。

　　“對方說做正經民宿能掙幾個錢，他們都是這樣做（指安裝攝像頭），視頻會同步雲端，有的實時直播，每天的直播收入可觀。穩賺不賠做一年后轉讓民宿，以后哪怕攝像頭被查到了，也不是他的事了。”王慧表示，她拒絕了同行的建議，還購買了檢測儀，在每個房間貼了入住之前先檢測的指示牌，提醒顧客保護隱私。

　　高艷東指出，確實存在經營者自己安裝攝像頭的情況，這類情況在學校周邊以及旅游風景區會更多一些，商務差旅酒店相對少一些﹔資質齊全，品牌效應強的酒店和民宿可能會少一些，而資質不完備的住所則多一些。

　　不過，他並不認為這是一種普遍情況，“我願意相信中國的廣大酒店民宿經營者有著其應有的職業操守，不會去偷拍牟利，隻有少數經營者才會這麼做”。

　　高艷東表示，偷拍產業在2017年至2018年逐漸泛濫。在2020年前，偷拍產業依然在擴張，直到2021年11月，公安部網安局部署開展依法嚴厲打擊偷拍偷窺黑色產業鏈條行動，偷拍產業才有所收斂。這幾年隨著淨網運動的展開，線上購買針孔攝像頭的渠道被取締了許多，許多傳播相關私密視頻的網站也被大量關停。

　　“但團伙作案用於傳播色情牟利的情況依然存在，而且新技術的運用使其更難以被發覺。”高艷東舉例，諸如針孔攝像頭之類的微型攝像頭不僅可以實時聯網直播，甚至可以“無紅外”，不易被檢測。不法分子還通過網絡聊天工具或網盤兜售偷拍視頻，使得傳播行為更難被察覺。

　　如果找出隱藏的攝像頭

　　石家庄事件發酵之后，網絡平台出現了多種教人檢查隱藏攝像頭的方式，防偷拍設備銷量上漲。“反偷拍博主”也大量涌現，一些博主放出偷拍視角打過碼的畫面，素材來源和定位不明，稱以此引起受害者和網友注意，“避雷”相關酒店民宿，並推薦網友購買相關檢測攝像頭的儀器。有網友對視頻來源提出質疑，認為這種方式也對受害者造成二次傷害。

　　曾在攝影器材品牌工作的吳文煜指出，近期一些熱門的檢查方法不一定都有效，“如果大家相信了錯誤的方法，反而是縱容偷拍攝像頭”。吳文煜實際測試了通過反射紅光找到攝像頭的設備和激光筆，前者需要攝像頭會反光且找准照射角度，后者需要激光持續且大范圍照射，因此他認為這兩者的效果比較有限。

　　使用網絡掃描軟件篩查可疑設備也是被提及較多的方法。“網絡分析的軟件原理是掃描同一個網絡下面的設備，不認識的為可疑設備。基本上市面上的掃描軟件都可以實現這個功能。”吳文煜提醒，軟件會有漏報的可能，如果攝像頭連接了其他的Wi-Fi，或者不使用Wi-Fi，就沒辦法檢測到。

　　錄像設備一旦使用，就會產生大量熱量，可以使用熱成像掃描儀掃描識別出來。吳文煜同時測試了插座和煙霧感應器，它們運轉時自身熱量不高，一旦被安裝了隱藏攝像頭，用掃描儀一掃就能發現。他認為這一方法最為有效，但缺點是儀器價格高，一台需要八九百元。

　　此外，事件當事人博主接受採訪時特別提醒，普通人住酒店民宿時，首先要排查的是“帶電的地方”，因為大多數攝像頭需要通電才能運行。中青報·中青網記者發現，有些網購平台的店家宣傳“免插電”的攝像頭，吳文煜表示，偷拍攝像頭的耗電量比較大，“免插電”攝像頭的電源容量非常小，無法支撐長時間使用，更多是商家噱頭。

　　高艷東強調，普通人若發現了偷拍，首先應收集和保留相關証據，盡量保護好現場以便后續調查取証。他特別提醒，偷拍產業可能會涉及團伙作案，住客在勢單力薄的情況下要優先注重自己的人身安全，盡量避免與相關人員發生沖突，及時報警，當遇到人身威脅時向警方申請人身保護。

　　其次，住客合理評估入住場所的資質，是否為較為知名的、星級認証較高、資質齊全完備、品牌知名度高的酒店，如果是，可以考慮聯系酒店管理人進行處理﹔若是資質不齊全或監管不到位的小酒店或民宿，應該謹慎通知相關管理人來處理，“因為並不清楚管理人與偷拍行為之間是否存在關系”。

　　9月24日晚，石家庄市公安局新華分局發布警情通報稱，已於24日將涉嫌非法使用竊聽、竊照專用器材罪的3名犯罪嫌疑人全部抓獲並依法採取刑事強制措施，經審訊，3人均供認借住宿之機，在客房內偷裝網購監控設備，以牟取非法利益的犯罪事實，且與民宿業主並不相識。

　　2023年，北京市海澱區人民檢察院第二檢察部辦理了一起偷拍案件。犯罪人員以拍攝影視素材為由將多名女生約至他的住所，用提前隱藏的攝像設備偷拍下女生換裝的隱私視頻。該案最終以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定罪處罰。

　　負責該案的檢察官李鵬向中青報·中青網記者解釋，將偷拍密錄案件定性為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在司法實務中比較少見，這也是司法機關為了保護公民個人信息、特別是隱私音視頻信息所做的一次嘗試。

　　國家對公民個人信息實施嚴格保護。李鵬表示，個人隱私也屬於公民個人信息，偷拍偷錄的視頻若含有某些人體部位特征信息，如性器官等隱私部位，或竊取了未經允許下載的裸照等，均屬個人信息保護范疇，無論使用偷拍、竊取或下載等手段，都受到法律規制。

　　李鵬介紹，以往司法實務中認定偷拍密錄案件性質的罪名，一是刑法第二百八十四條規定的“非法使用竊聽竊照器材罪”，該罪要求犯罪嫌疑人使用了“非法竊聽、竊照器材”並造成了“嚴重后果”。司法實務中一般將被禁止的針孔隱形攝像頭等認定為“非法竊聽、竊照器材”，但部分案件中，犯罪分子也使用市場上正規售賣的器材用於偷拍。這種情況就無法認定該罪。

　　二是依據刑法第三百六十三條“制作、販賣、傳播淫穢物品罪”中規定的行為。但在偷拍案件中，將被侵害主體的隱私圖片、視頻評價為“淫穢內容”略有不妥，且一些犯罪行為人未憑借傳播或售賣偷拍內容牟利，通過該類罪名進行刑事規制也存在一定困難。

　　最終，該案依據刑法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定罪處罰獲得法院的認可。

　　法律具有一定滯后性，因此，用現有法律評價新型犯罪行為，有時需要更新相應的規范性法律文件來實現。在李鵬看來，偷拍案件從行為上來說，符合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的定義，至於是否會達到情節嚴重的界限，還要看偵查機關查獲的証據情況。他認為，情節嚴重與否可以依據行為人偷拍的內容和時長、出售的次數、觀看傳播的人數、非法獲利等犯罪情節進行綜合評價。

　　應綜合治理偷拍產業鏈的前、中、后端

　　高艷東建議，若要打擊偷拍，就需要斬斷偷拍產業鏈，從前端、中端、后端同時發力。在前端，相關主管部門要壓實監管責任，嚴格控制生產銷售偷拍設備，從源頭防止偷拍泛濫。

　　2021年5月至8月，中央網信辦、工業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市場監管總局在全國范圍組織開展攝像頭偷窺黑產集中治理。最終清理相關違規有害信息2.2萬余條，處置平台賬號4000余個，全面排查聯網攝像頭存在的安全隱患，發現4萬多個未授權訪問、遠程命令執行等攝像頭漏洞，收繳竊聽竊照器材1500余套。

　　在中端偷拍機會這方面，幾乎很難設防。高艷東解釋，安裝針孔攝像頭的場所多是公共場所，並不會排斥人們進入，所以在這一方面，社會應該往排查偷拍設備層面去發力，早排查，早安全。酒店和民宿更應該加強監管，落實其安全篩查職責。

　　石家庄事件之后，一些酒店民宿經營者宣稱採取自檢自查方式，保護客人隱私。譬如，貴州畢節織金縣的一名民宿老板程星明（化名）向中青報·中青網記者介紹，他在9月25日購買了攝像頭檢測儀，在客人退房之后用儀器掃描檢查房間，該舉動獲得網友和客人好評。

　　在法治層面，2021年11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信息保護法》正式實施，刑法中也有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此外，高艷東建議將偷拍行為作為單獨犯罪處罰，增設侵犯隱私罪。

　　他解釋，一般而言，偷拍侵犯的是公民的個人隱私，而在實務和學理中一般不把公民隱私歸入個人信息中，因而對於偷拍侵犯到公民個人隱私的，一般是通過治安管理處罰法予以懲處，通過民事訴訟主張侵權損害賠償，若是情節嚴重一般也只是通過刑法中的其他條文，諸如非法使用竊聽、竊照專用器材罪、侮辱罪、強制猥褻罪等條款對公民的隱私進行間接保護。

　　預防是刑法的重要功能之一，他指出，若只是採取間接保護的方式，就意味著存在一些侵犯公民隱私的情況無法被涵攝入這些條文中，例如使用手機偷拍，並不構成非法使用竊聽、竊照專用器材罪﹔而若只是用於個人目的而不傳播，也無法構成傳播淫穢物品罪，所以隻能是處以行政處罰，但這樣的處罰又顯得較為輕微。“在目前的風險社會視角下，這很難起到預防作用。”（見習記者 戴納 記者 楊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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