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馮卓在野外工作。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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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南大學古生物研究院研究員、博士生導師馮卓長期從事古植物學方面研究，足跡遍布大江南北，採集了大量化石標本。耐得住寂寞，不懼怕危險，馮卓取得了一系列原創性學術成果，在古植物學領域不斷開拓。

雲南大學古生物研究院研究員、博士生導師馮卓的微信名叫“挖石頭的”。

“背包裡裝著錘子、羅盤，每年100天以上的時間都在野外採化石，可不就是挖石頭的嘛！”馮卓幽默一笑。

長期從事古植物學方面研究，今年44歲的馮卓足跡已遍布華北、華南、新疆、西藏等地。圍繞國際學術熱點“植物古態學和陸地生態系統重建”開展系統研究，他取得了一系列原創性學術成果，先后獲得中國古生物學會青年古生物學獎、“雲南青年五四獎章”和“雲嶺學者”稱號。

“我的工作就是從化石提供的蛛絲馬跡中，探索幾億年前的地球。”馮卓說。

探秘化石寶庫，鑒定近20種古植物新種

如果把化石比作無字天書，馮卓就是那個破譯者。在地球漫長的演化歷史中，許多物種不復存在，古生物學者隻能在化石中尋找它們曾經存在的証據。

古生物研究院的古植物化石標本庫是馮卓開展研究的“寶庫”，這裡整齊擺放著8080個抽屜，存放著包括寒武紀、石炭紀、二疊紀、三疊紀、侏羅紀在內的多個地質時期的4萬多塊植物化石標本，這些標本都是馮卓和他的團隊從野外一塊一塊採回來的。

化石是古生物研究的起點。明確了研究問題后，馮卓根據地質資料確定化石產地，帶領團隊去挖化石。挖回的化石按照產地、地層年代歸類保存，詳細登記野外信息、逐一編號並拍照，很多時候還要對化石標本做必要的修復。

“修復化石很耗費時間，一塊化石的修復短則數小時，長則好幾天，每次採集回來的化石都有上百塊。除了去野外，大部分時間都用在修復標本上了。”馮卓說，修復完化石后，再根據不同的化石類型採取不同的研究方法。比如，印痕化石主要通過低倍顯微鏡觀察描述形態，木化石則要磨制成透光的薄片用高倍顯微鏡做進一步研究，保存了角質層等解剖結構的材料則需要通過一系列復雜的實驗處理后才能研究。

2008年博士畢業以來，馮卓一共發表了7個新屬、17個新種，總計鑒定了近20種古植物物種，其中大部分屬於二疊紀和三疊紀時期。大量的物種積累，為他后期解釋更重要的科學問題夯實了基礎。

耐住寂寞辛苦，持續科研攻關

馮卓原本學的並不是古生物專業，在西北大學讀本科時，他的專業是石油地質。因為一門《古生物學與地史學》的專業課，他迷上了古生物學。第一次到野外，看到岩石上留下的植物葉片印痕，他感覺自己仿佛穿越時空，與億萬年前的地球生物有了某種聯系。

大學畢業后，馮卓繼續深造，后又考入中國科學院南京地質古生物研究所攻讀博士，從事重要植物類群起源演化的研究。找化石、修化石、看文獻、做實驗、寫文章……做科研很辛苦，也很枯燥，有時候通宵看文獻，馮卓一天隻睡三四個小時。

除了枯燥，對於古生物學家而言，科研的道路還常常伴隨危險。2016年，馮卓開啟了青藏高原的科考之行。一次外出，在海拔5200米的地方，他和學生乘坐的兩輛越野車先后陷在了沼澤地裡，無法拖出來。一行人隻能向當地政府求助，第二天一早，沼澤裡的水凍實了，才把車輛拖出來。對馮卓而言，這樣的經歷並不少見。

“有段時間，看到昔日的一些大學同學在別的行業干得風生水起，突然有點迷茫，發現幾個新物種又能怎麼樣呢？”馮卓說。

但迷茫只是短暫的。隨著發現的植物化石屬種越來越多，他逐漸勾勒出2.5億年前華夏古陸的植物群面貌，進而開始研究二疊紀末生物大滅絕等重要的科學問題，嘗試回答生物的演化與環境變化之間的關系。之前長時間的基礎研究，逐漸開花結果。

鑽研近10年，探索重大科學問題

在地球演化歷史中，發生過5次生物大滅絕事件，其中二疊紀末生物大滅絕事件是最大的一次，造成了超過81%的海洋物種和超過75%的陸地脊椎動物滅絕，使生物界完成了從古生代演化生物群到現代演化生物群的過渡，對生物界的演化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

近10年來，馮卓帶領的植物古生態團隊圍繞“二疊紀末大滅絕事件與陸生植物演化”這一重大科學問題，開展了大量野外調查和研究工作。去年，馮卓和團隊在該領域的研究取得了重要進展。

想象這樣一個畫面：

郁郁蔥蔥的熱帶雨林裡，生長著枝繁葉茂的參天大樹。葉片寬大的大羽羊齒植物攀爬在樹木粗壯的枝干上，樹蕨、蘇鐵等熱帶植物隨處可見。然而，一場突如其來的生物大滅絕事件席卷地球，曾經廣泛分布於古特提斯洋東岸地區的熱帶雨林系統在極短時間內瓦解。隨著生態系統的逐漸恢復，原有的熱帶雨林系統被草本石鬆類植物所代表的“草地”生態系統完全替代。

由於特殊的古地理格局，滇東與黔西地區發育了一系列完整的二疊紀與三疊紀過渡時期的陸相地層。基於採自這一范圍內的20余條地質剖面、超過2萬枚植物化石標本的系統研究，馮卓的植物古生態團隊証實了大羽羊齒植物群在演化后期存在“快速”滅絕事件。

此外，馮卓還發現大羽羊齒植物群的滅絕時間比二疊紀末大滅絕事件發生時間略晚。“這說明了不同緯度植物地理區系對二疊紀末大滅絕事件或存在不同的響應程度、響應模式和響應時序。”馮卓說。

這一研究成果發表在國際知名綜合地學期刊《地球科學評論》上，受到國內外廣泛關注。

工作以來，馮卓主持承擔國家級、省部級等科研和人才項目近20項，在具有重要國際影響力的學術期刊發表研究論文50余篇。因為在古植物學領域的突出貢獻，2014年，馮卓獲得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優秀青年科學基金，成為中國古植物學界第一個獲得該項目的青年科學家。2018年，他獲得了雲南省政府特殊津貼。2019年，他又獲得了雲南首屆杰出青年基金。

《 人民日報 》（ 2022年03月03日 第 1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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