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川李家山出土牛虎铜案

江川李家山采集的四人猎虎铜扣饰

晋宁石寨山出土的动物搏斗铜贮贝器

晋宁石寨山出土的有翼虎银带扣

晋宁石寨山出土的虎形金饰片

晋宁石寨山出土的立虎牛銎戈（局部）

新春壬寅年，俗称虎年，虎的形象在春节的应节物品上随处可见。2000多年前，这种盛况也在古滇国铸造的青铜器上持续呈现。古滇青铜器以写实见长，社会生活、人生百态、飞禽走兽、花鸟鱼虫，均以鲜活的姿态活跃在各种青铜器图像中。古滇国时期，虎是人们生产生活中真实存在的猛兽，因而老虎也就成为滇人生产生活器具上常见的表现对象。古滇青铜器上的虎形象，还寄托了滇人的各种情思。从这些各种不同的虎形象中，我们也可以窥见2000多年前滇国的社会历史风貌、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众生百态之相。

牛虎铜案再解读

说起古滇青铜器的虎形象，最著名的当然是江川李家山出土的战国“牛虎铜案”，该器主体结构是一头巨角隆脊的“封牛”。它以“封牛”的四条腿作为器足，“挖平”牛背使之成为盛放祭品的下曲盘形。牛尾部攀爬一虎，口咬牛尾，前爪紧扣案缘，弓身下垂，后腿蹬立在牛腿上。大牛的足间铸连横档，前后两横档上，一头体量稍小的立牛横出于大牛腹下，造型别致，工艺精美。牛虎铜案是云南青铜文化的标志性器物之一，闻名世界。

在滇国，虎为百兽之王，是权威的象征；牛是财富和生命的标志。虎噬牛既是现实世界食肉动物与食草动物之间关系的真实反映，也包含了滇人对“死亡”这一生命终极命题的认识与理解。小牛从大牛腹下步出，与其解释为“母牛护犊”，不如说是代表着“新生”，是生命的一种新陈代谢。牛虎铜案用“虎噬牛”表达了“死亡”，用“小牛”诠释了“新生”，巧妙地表达了滇人对财富、生命与风调雨顺、牲畜繁衍、国泰民安的渴求。所以，这是一曲生命的礼赞，穿越2000多年的历史，周而复始，生生不息。

虎、牛形象成为滇人重点表达的主题，显示了滇人崇虎、崇牛之情。巧合的是，在2500多年前的波斯帝国遗址众多浮雕中，也有“狮子噬牛图”，一头狮子扑噬牛的后臀，牛前腿扬起，回首做惊吓状。这是波斯波利斯浮雕艺术的典型代表。波斯民间认为狮子咬牛代表了旧岁结束、新年开始，这一题材还可能与波斯历法有关。相距万里，古滇国与波斯竟然在艺术构思上出现了难解的相似性，不仅让我们感慨造化之奇妙，也不由思考“南方丝路”的文化传播、交流的各种可能性。

文化交流虎添翼

皮带扣是我们生活中常见之物，它是皮带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古代又称带卡、带铰、扣绊等。晋宁石寨山墓出土过一件西汉时期银错金镶石带扣，我们称为“有翼虎银带扣”。该带扣银质，上有弧形空槽以引带，有带齿以扣孔，其结构与今天我们使用的皮带扣相似，使用锤碟工艺形成突起的虎纹装饰，虎肩肋部有双翅，虎目镶嵌黄色琉璃珠，虎身还使用绿松石小珠子和金片等镶嵌装饰。有翼虎的右前爪持一枝状物，身后山石、卷云作缭绕翻腾状。“如虎添翼”是我们常用的成语，不料2000多年前的滇文化中会出现如此生动的例证。我国古籍《山海经·海内北经》中，曾记载有食人凶兽“穷奇”，其状如虎而有翼，形状与这件银带扣上的动物也很吻合。

石寨山出土众多文物中，银器为数不多，有翼虎银带扣工艺精湛，错金工艺、镶嵌琉璃、绿松石等多种“宝石”的装饰手法也很特殊。据考，这种在动物身体局部布置凹叶纹以镶嵌宝石的方法，出自西伯利亚地区，为斯基泰人的动物纹饰所特有。带扣为游牧人所习用，有翼虎前爪所持的“三株树”也体现出典型的西亚文化特征。所以这件有翼虎银带扣应属滇国的外来之物。

官渡羊甫头墓地也出土过一件与虎有关的金带扣，主体纹饰为龙纹，龙头下方还有一小虎，张口呼啸，憨态可掬。欧亚草原考古学者郭物先生认为，汉晋时期中央政府通过规定龙、天禄、辟邪、虎等瑞兽的类别及等级的措施，强化汉王朝的权威。这些带扣也赐予汉晋王朝统治阶级内部的高级贵族和官员，中国包括周边地区出土的类似带扣，大多数应当是中原王朝官方作坊设计和生产，并由中原王朝最高层馈赠的政治信物。

虎的生死搏斗

在自然界中，虎为百兽之王，所以它经常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在各种场合，如一件晋宁石寨山出土的“虎噬猪铜扣饰”， 一野猪张口奔逃，老虎从后方飞跃其背上，噬咬猪脖颈部分，表现手法犹如动画剪影般可爱，透露出的却是胜利者对失败者的残酷。

一件晋宁石寨山出土的“虎牛搏斗铜扣饰”略有不同，本来兽中之王——老虎在与牛的搏斗中应该占据绝对的上风，相对孱弱的牛总是被凶恶的老虎猎杀，而在这件扣饰中，诺诺认命的牛一反常态，它并不甘心于失败的命运，以无畏的勇气与老虎搏斗着。虽然狡猾的老虎钻到牛腹下用利爪撕裂了牛的腹腔，但牛也用锋锐的犄角挑穿了虎身，两败俱伤，玉石俱焚。这种弱者面对命运的阴霾不甘屈服而奋力抗争的场面，充溢着悲壮激越的气氛，具有崇高的悲剧美感，让人见之动容，甚至引发出对人类社会某些相似现象的联想。

作为滇国权力、地位、财富象征的贮贝器上，当然也少不了“虎牛搏斗”的身影。晋宁石寨山出土的一件束腰筒形贮贝器很特别。该器为虎耳束腰筒形，下方四虎爪为器足。器盖中立一株无叶之树，树枝上有两猴、两鸟，树下是二牛一虎的惊魂搏斗，贮贝器的器耳也由两头咆哮的猛虎组成。器盖上一虎绕树奔跑，左后腿已被一牛的巨角挑穿，虎仅前爪着地，后腿腾空。显然，兽中之王在与二牛搏斗中处在了下风。树上两猴，一抱树瑟缩，另一猴半立，四顾欲逃，两只飞鸟在残酷杀气催逼下，振翅逃离现场……贮贝器的器盖以动物搏斗场面的瞬间定格，为我们展现了虎牛搏斗的精彩过程，并预示了事件的结局。工匠用戏剧化的场面折射出人间生活的内涵，作为“兽中之王”的老虎反在与牛的搏斗中成为失败者，这也是对现实生活的一种讽刺。对于“国之重器”而言，能用如此自由活泼的手法去表现，迄今也仅此一例，弥足珍贵。

另一件晋宁石寨山出土的“三虎背牛铜扣饰”——一头成年老虎身背一头捕获的峰牛，昂首阔步地归家，它的身旁还有两头稚气可爱的小虎绕膝承欢，似乎在为父亲的勇猛而骄傲，又为自己即将享受的美食而垂涎。这种别出机巧的构思和拟人化的表现手法，营造出浓浓的和谐与温馨的家庭气氛，为他处所无。

青铜短剑可斗虎

虎崇拜在中国由来已久，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中第45号墓中就发现了蚌塑龙、虎图案，距今已有6000多年。

虎的形象在滇文化中可说无处不在，生产、生活、战争、祭祀相关器物中都有虎的身影出现，滇人猎虎、斗虎、缚虎、祭虎，形成了一套相对完整的“虎文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早在2000多年前，滇人就已经有“斗虎”的娱乐活动，与古罗马“斗兽”之俗非常近似。

江川李家山采集的一件四人猎虎扣饰，记录了2000多年前一次滇人猎虎的事件。该扣饰中3人手扶虎背，神情轻快，目视前方，显然是猎虎的胜利者，而另一人则侧倒在地，已经命丧虎口。作者想表现的是猎虎过程中一人丧命，剩余三人终获胜利。将两个在不同时段发生的事件凝固在一件扣饰之上，在一件扣饰中既塑造出胜利者的志得意满，又同时塑造失败者濒临死亡的悲惨命运。从虎伤人到最后被制服，这两个场景被巧妙地统一在一件扣饰中，还有两条猎犬也为“猎虎”作出了“贡献”。

晋宁石寨山出土过一件刻纹铜剑，上面的图案展现了滇人“斗兽”的精彩一幕。该铜剑刃部两面均刻一手持短剑的滇族男子与一种头部如水獭形状的虎身怪兽相搏，另有一猴前爪拖住兽尾，张口欲噬。怪兽自头颈以下与老虎无异，有爪，身带条形虎斑，长尾，但头颈以上花纹一改虎状条形而呈点状，头部细圆，小耳，吻部突出，类似水獭。滇人为我们描述的是否是一种曾经存在，但早已灭绝的怪兽呢？或者它们仅是巫术思维下对“老虎”的想象产物。

李家山另外一件“战国缚虎人物柄铜剑”为我们提供了滇人斗虎、缚虎的佐证。该剑出土时定名为“矛”，因无法装柄而改定名为“剑”。剑柄有一面为浮雕图案，上端是一人缚虎成功，手持绳索做胜利状（原报告为刺虎），下方有三人用绳子缚虎，接近剑刃部分有人虎搏斗，一人被老虎扑噬的图案。铜剑柄上的浮雕虽然体量微小，老虎、人物仅数毫米大小，但细节表现生动，是失蜡法铸造的杰作，其内容更足证滇人有“斗虎”“缚虎”之习俗。

滇人养虎和柱崇拜

滇人不仅“斗虎”为乐，而且还豢养猛虎。

在晋宁石寨山出土的“诅盟铜贮贝器”器盖上，有一滇人坐在器盖边缘，身旁是一头拴在矮柱上的老虎，绳索环绕虎颈一周而系在柱子上，老虎右前足举起，前方还有一条充当其食物的死狗。滇人右侧还有另一人，身旁矮柱上拴一豹子。“诅盟铜贮贝器”表现的是滇人祭祀的重要场合，在祭祀集会之际，人们也乘机互通有无，达成商品交换流通。虎、豹在此都是滇人贸易的对象，一旁还有饲养孔雀者。这大概也是最早的“动物市场”了吧。

“诅盟铜贮贝器”器盖上有立柱，柱顶原有一虎，可惜已经残缺，但同地出土的“杀人祭柱铜贮贝器”器盖上完整地向我们展示了滇人崇虎、祭虎的具体内容。该贮贝器器盖中央有一立柱，立柱顶端上立一虎，柱身蟒蛇缠绕，柱础还有一似鳄鱼、大鲵的怪物盘旋。这是滇国祭祀的一个重要场景，工匠用巧夺天工的失蜡法把它记录下来，给我们提供了研究滇文化最真实的“史料”。在这件贮贝器器盖上，一位滇人贵族妇女正在主持一次祭祀活动，很可能与春耕有关。而祭祀的位置，就是“立柱”为核心，围绕立柱，滇人进行祭祀、贸易、娱乐、处罚犯人等活动，颇似于近代云南一些地区的“赶街”。在宗教祭祀场所，立柱往往代表着“人神沟通的阶梯”。它同时还是古人用来判断时日、方位的圭表。

柱崇拜在世界范围内都广泛存在。远古时代，人们出于对神的恐惧而产生崇拜，并进行一系列的祭祀行为。但神是虚无缥缈的，所以崇峻的山峰、巍峨的大树都因为接近“天空”而被人们认为是连接神与人之间的桥梁，因而产生了山崇拜、树崇拜。随着人类社会从大杂居向小聚居的发展，“神山”“神树”不再随处可求，于是用新的替代品就促使“神柱”崇拜应运而生。换言之，“祭柱即祭树、祭树即祭神”，上古时代，天神、神山、神树、神柱是多位一体的。

盘柱之蛇明确标示了柱的“神圣性”。在我国古代神话传说中，蛇往往与“神”相联系，神山、帝陵等都有蛇拱卫，操蛇者都是“神”。《山海经·中山经》记载：“夫夫之山……神于儿居之，其状人身而手操两蛇”。“愚公移山”故事里的“操蛇之神”，可能也就是从此而来。柱础的鲵鱼纹与神话传说中黄帝“人面蛇身，尾交首上”的形象类似，表明了此祭祀柱亦具有土地神与水神的神格。

“杀人祭柱铜贮贝器”器盖柱顶的虎，昂首翘尾，虎口大张作呼啸状，神态威武，处于最高位置，所以在整个祭祀中也具有特殊的地位。它是死神，同时也是生命之神的象征。《山海经·大荒西经》中记载，西王母形象为“豹尾、虎齿、有文有尾、穴居、善啸”，其原形也是虎。西王母是“司天之厉及五残”的死神，又身怀“不死之药”是生命的象征，也因此诞生了嫦娥奔月的美丽传说——“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姮娥窃以奔月，怅然有丧，无以续之。”在滇国的祭祀中，高塑虎神的形象以求其对死者的荫庇，赐予死者新的生命。滇国铜鼓上的巫师，也有身披虎皮、豹皮舞蹈的形象，可见虎崇拜在滇国的盛行。

在虎的身上，寄托了古滇人复杂的情感——既畏惧其凶残，谈虎色变，又希望能如虎般勇猛无敌，虎虎生威；既把它作为死神、生命神高高的尊崇、祭祀，又把它作为“豢养”的对象，进行交易；既崇拜其山林之王的权威，又无畏地与之生死搏斗……在爱恨敬畏的诸多矛盾中，古滇“虎文化”绵延不绝，流传千载，成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樊海涛/撰文 云南省博物馆/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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