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征是一次理想信念的偉大遠征。紅軍將士歷盡千難萬苦完成這一舉世矚目的壯舉，歸根到底在於心中的遠大理想和革命信念從未動搖。時至今日，當我們重讀長征作品，依然能感受到這束信仰之光是如此耀眼。

　　董必武在《出發前》中回憶：“紅軍主力向什麼地方移轉呢？經過些什麼地方呢？路有多遠呢？這類的問題，沒有發生過，也沒有聽見別人談過。”出發時，沒有人知道前面要翻越多少座雪山、穿過多少裡荒無人煙的草地。可即便如此，將士們依然堅定地踏上了這條路。漫漫征途中，紅軍將士進行了600余次戰役戰斗，跨越近百條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險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還穿越了被稱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

　　具體道路的未知，與理想信念的堅定，構成了長征書寫中最意味深長的地方。今天，人們擁有越來越精密的導航工具，但知道一條路怎樣走，與懂得自己為何出發，並非同一個問題。長征留給今人的思考是：當前途未卜時，我們憑借什麼堅持正確方向？又憑借什麼把理想走成道路？

　　用行動召喚未來

　　“半夜裡，忽然醒來，才覺得寒氣逼人，砭人肌骨，混身打著戰。把氈子卷得更緊些，把身子蜷起來，還是睡不著。天上閃爍的星星好像黑色幕上綴著的寶石，它跟我們這樣地接近哪！”陸定一在《老山界》裡寫下的這段文字，有著嚴峻的歷史背景。1934年12月，中央紅軍血戰湘江后，向桂北山地進發，翻越一座難走的高山：“要爬一個三十裡高的瑤山，地圖上叫越城嶺，土名叫老山界。”戰士們舉著火把，貼著懸崖盤繞攀行，夜間只能在狹窄的山道上歇宿，稍有差池便可能粉身碎骨。這段文字的動人之處，不僅在於寫出了行軍條件的艱苦，更在於革命者的詩意與從容。在惡劣的環境中，作者依然能欣賞到星空之美，這份從容，生長於紅軍將士們共同承擔的歷史處境之中。

　　長征作品中的崇高之美，正在於紅軍面對嚴峻的生存考驗，為了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而超越個人得失，以實際行動顯示出的道德力量。西方經典的崇高論，從朗吉弩斯、伯克到康德，講的多是浩瀚之物如何令人心生恐懼與敬畏，又如何在這恐懼與敬畏裡，激發出人類理性的偉大。西方的崇高是觀者始終身處安全距離，面對一個可以被觀看的巨大對象時，所發出的贊嘆。長征書寫所提供的獨特經驗，不是隔著安全距離，不是在想象中超越危險，而是在飢餓、寒冷、戰斗中承擔危險。紅軍在艱難環境中如何抉擇，如何對待戰友和群眾，又如何承擔歷史的責任……在實踐和斗爭中，我們看到一種別樣的崇高。毛澤東《七律·長征》，將艱難的征途，化為雄渾開闊、理想浪漫的詞境。“紅軍不怕遠征難，萬水千山隻等閑”以精神上的堅韌、超拔，重新審視困難的重量。詞中的山河，因而具有了雙重面貌，它既是需要跨越的艱難險阻，又成為革命者信仰與意志的象征。這種信仰正是建立在為最廣大人民謀利益的崇高價值基礎之上。

　　語言哲學對陳述與承諾有精妙的區分。所謂陳述，是以陳述事實為目的，隻負責告知情況，而不必須履行義務。而承諾，則是在一個事實尚未形成時，主動給自己施加義務，作出保証和允諾。“繼續前進”“一定要走出去”“完成沒有完成的任務”，紅軍的這些話並非對既定事實的陳述，而是在用語言和行動，召喚一個尚未到來的未來。說者已然改變了自己與未來的關系，從身處安全距離中的旁觀者，變成了置身行動的責任者。趙镕的《長征日記》記錄翻越夾金山時，年過花甲的炊事班長賴有發，背著行軍大鍋，走到雪線時實在挪不動了，坐在雪地對戰友斷斷續續地說：“同志們……別浪費時間了……留點力氣打鬼子去吧……我實在不行了……祝……祝……革命成功！”他不是在陳述一個已經確定的結果，而是把一個尚未存在的未來，預先承諾出來。真正的信仰，不是對未來的預測，而是對未來的責任承擔。

　　照亮長征道路的，不只是天上的星辰，更是由科學理論、人民立場和共同奮斗構成的精神燈塔，那是人們心中的北斗。

　　他者之眼的見証

　　為了更好地理解長征作品中的崇高之美，還可把目光延伸至來自多元文化背景的記錄者。

　　瑞士傳教士勃沙特，隨軍走過黔、川、湘、鄂、滇五省。盡管他始終堅守基督教信仰，但卻在《神靈之手——一個西方傳教士隨紅軍長征親歷記》寫道，“紅軍的領導人是堅信共產主義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信徒，並在實踐著其原理。”這份記錄之所以有分量，恰恰是因為它出自一個立場不同、心存偏見的外國人。在漫長的共同跋涉后，勃沙特選擇忠於自己親眼所見的事實。他寫道，一名衛兵在他飢餓無力時，從過往戰士那裡設法要來一碗冷飯，“自己一口也沒吃全讓給了我”。在一段冰雪山區的行軍中，騎在馬上的紅軍指戰員看到勃沙特累壞了，讓衛兵扶他上馬前進。《神靈之手》對長征崇高精神的呈現，體現為艱險之中仍未泯滅的生命關懷。

　　1936年，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進入陝北蘇區採訪紅軍將士，隨后寫成《紅星照耀中國》，即廣為人知的《西行漫記》。斯諾對長征的肯定，不僅在於承認其軍事成就，更在於贊賞紅軍將士在極端困境中表現出的精神力量。他指出，“這是一次豐富多彩、可歌可泣的遠征”，青年戰士“經久不衰的熱情、始終如一的希望、令人驚詫的革命樂觀情緒，像一把烈焰”，貫穿於遠征的艱難與犧牲之中。斯諾寫道：“不論你對紅軍有什麼看法……但是不能不承認他們的長征是軍事史上偉大的業績之一。”斯諾通過訪談、觀察和記錄，讓外部世界得以深入認識紅軍及其走過的道路，使紅軍將士在中外讀者眼中成為有面容、有血肉、有理想的人。伴隨著斯諾的講述，軍事上的危險與精神上的堅韌相互映照，對長征的書寫也由此從軍事地理和兵力部署，深入人的信仰、組織力量以及軍民關系之中。

　　半個世紀后，美國記者哈裡森·索爾茲伯裡，親身重走了一趟長征路。他在《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中寫道：“長征是一篇史詩”，並將紅軍將士所體現的“英雄主義精神”視為這一判斷的重要依據。作者在該書結尾肯定其“傳奇式的犧牲和堅韌不拔的精神”。索爾茲伯裡注意到，長征中，許多醫生自己已經體弱患病，卻仍反復穿越沼澤尋找掉隊者，正使這種崇高精神獲得了具體的形態。他由此把長征稱為“人類堅定無畏的豐碑”，認為它使人重新認識人類精神的力量。這不是一句外交辭令，而是一個76歲的老人，用自己衰弱的身體親自感受后，得出的一個証詞。

　　長征由此形成了一個意味深長的証詞結構，親歷者以生命証明自己為何出發，旁觀者以良知証明自己看見了什麼，后來者則以重新行走証明了這段歷史——長征不僅屬於中國，也屬於全人類。

　　長征精神不斷被書寫

　　90年來，長征的歷史和故事被一代又一代人重新書寫，從親歷者的日記、詩詞、回憶，到小說和紀實文學，長征書寫既保存了歷史，也探索怎樣讓后來者不斷走近歷史。

　　魏巍的長篇小說《地球的紅飄帶》，將長征這條漫漫長路，比喻為一條鮮紅的飄帶，它是一部中國共產黨人用足跡與鮮血寫下的人類英雄史詩。作品既有史筆，也有詩筆，讓抽象的長征概念，變成有血有肉的故事。書中寫道：“草地上一沒有村庄，二沒有大的森林……即使沒有大風，夜間的溫度在夏季也達到零度左右，那是相當難熬的。說實在話，在這裡唯一起作用的，就是同志間彼此的體溫，正是依靠別人的體溫才能度過漫長的寒夜。”在前途迷茫、環境極端惡劣的絕境中，支撐紅軍走下去的，是心中那永遠不滅的理想。

　　王樹增歷時6年搜集史料、走訪老紅軍、重走長征路，完成70余萬字的長篇紀實文學《長征》。該書著力書寫紅軍將士的奮勇與信仰，寫戰士在絕境中如何堅守信仰，寫長征精神對民眾的喚醒：“長征是人類歷史上罕見的傳播理想的遠征。中國工農紅軍轉戰大半個中國，一路浴血奮戰，舍生忘死，用堅定的信念和不屈的精神傳播著中國共產黨人改天換地的革命理想。長征喚醒了中國的千百萬民眾。”

　　近年來，對長征精神的重寫仍在繼續，並衍生出多元敘事方向，豐富了長征作品的圖譜。黨益民的《根據地》、李鏡的《出關》、王朝柱的《延安頌》、錢林森和城光的《絕密交通線》、刁仁慶的《紅色任務》、中共羅山縣委宣傳部的《北上：從何家沖出發》、尹霞的《三千兒郎：從鄂豫皖到陝甘邊》、陳伙成的《而今邁步：從頭越》、劉衛和秦紅的《自駕長征路》、曹敏華等的《紅軍故鄉》、扎西措的《長征路上的扶貧人》等，從革命歷史的追溯、地方記憶的發掘到當代實踐的觀照，既拓展了長征精神的敘事空間，也呈現出革命歷史記憶與當代生活經驗的對話。《人民文學》《中國作家》《詩刊》《解放軍文藝》《北京文學》《青年文學》等刊物，也分別推出以重走長征路為線索的紀實書寫、以歷史物証為切入點的微觀敘事、以長征為主題的詩歌創作等，從不同層面延展了長征精神的文學表達。

　　或許在中國人的集體記憶裡，長征從來不只是一個名詞，而更是一個動詞，它召喚著我們用行動走好新時代的長征路。每逢重要歷史節點，總會有人重走那條路，現實中的重走、文學中的重寫，一次次將歷史記憶帶回當下。前路未必總有現成的地圖，心中卻不能沒有方向。那些先行者已經用足跡與生命告訴今人，要始終把人民放在心中、把理想付諸行動，在實踐中不斷辨明方向，心中的北斗便能照亮腳下的道路，也能照亮通向未來的征途。

　　（作者系遼寧師范大學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