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畫書《我愛北京天安門》插畫

　　天安門，是幾代中國人記憶裡的光，是童聲裡那句“我愛北京天安門，天安門上太陽升”。所以，當看到一本給6至9歲孩子看的圖畫書名叫《我愛北京天安門》時，我沒有把它隻當成少兒讀物，而是從符號學、國家文化形象、文明傳承與兒童美育交匯的角度，翻開這本書。讀完之后，我心裡有一個感受：這是一本可以讓世界兒童循著一個家族、一座城樓、一群工匠的歷史，讀懂中國的書。

　　很多孩子提到天安門，第一反應不是“誰建的”“為什麼在這兒”“它怎麼走過了六百年”而是“課本上有”“媽媽帶我去過”“歌裡唱過”。參與文化交流，要首先找到“共識入口”。《我愛北京天安門》本就是人人熟悉的兒童歌謠，三四歲的孩子會唱，五十歲的大人也會唱。作者朱墨把它用作書名，不是偷懶，而是知道“共鳴點”在哪裡。從書名上看，一本書借著一首歌，就把童年記憶、家國意象連通了。

　　書中，六歲女孩蒯小月畫了一幅天安門，爺爺翻開家傳的剪貼簿告訴小月，家族的先祖蒯祥是天安門的設計者，也是香山幫的杰出代表。“蒯祥”兩個字，一下把宏大的地標和一個主人公熟悉的人名聯系在一起﹔而“香山幫”三個字，又把紫禁城的紅牆黃瓦拉進了蘇州工匠的墨斗、刨花和運河風裡。孩子一看就懂了：原來天安門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而是有人遠行、有人算尺寸、有人扛木頭、有人一代代修葺而傳下來的。

　　這本書的結構設計獨具特色。它不是“天安門百科全書”，不用年代表拉遠同孩子的距離。它用了兩條線——一條講今天：小月和爺爺，剪貼簿，畫筆，黃昏裡的對話﹔一條講歷史：19歲的蒯祥，香山幫，大運河，北平工地，承天門。兩條線一銜接，六百年就不再是冰冷的時間軸，而是一條活的脈絡。承天門被雷擊火燒過，被戰火焚毀過，可建它的人、修它的人、守它的人的傳承從來沒斷。小月最后把自己的畫貼進剪貼簿，成為“香山幫的小傳人”。

　　我們常說文化自信，文化自信首先需要把“我從哪兒來”講清楚。這本書把三層關系安排得很穩妥——國，是天安門這樣全體中國人共同的地標﹔家，是爺爺的剪貼簿、祖輩的墨線、蘇州到北京的水路﹔“我”，是小月，她不是旁觀者，她是續寫本子的人，是下一代匠人。從“愛國家”到“愛自家的來路”，再到“我願意接著干”，這是真正發自內心的自信與愛國。

　　如果隻看文字，這本書是不錯的童書，再看郁蓉創作的插畫，它就會變成可張貼的中國當代藝術。

　　我研究當代藝術，也畫油畫、做雕塑、做裝置，以《絲路金橋》作品對話中外觀眾，還做“每日一畫”AI創作實驗。我看一幅畫，不只是看它像不像、好不好，更是看它能不能把本土符號轉換成全世界都能讀懂的視覺語言。

　　這是郁蓉插畫的意義。她用中國剪紙、拼貼、民間裝飾、傳統紋樣做底色，卻一點都不顯得老派過時。封面用紅色、金色和藍色撞色，有波普藝術的明快響亮，塊面切割有極簡主義的干淨利落，線條裡又帶有涂鴉的隨性、原始主義的質朴和抽象表現主義的張力。中國剪紙的率性奔放，被她融入了現當代藝術的表達之中。

　　所以我覺得這本書的內頁和封面，剪下來裝框，就是剪紙藝術品，就是當代水墨拼貼，就是中國審美走向國際的一份樣本。屋脊小獸、門釘、華表、斗拱、運河帆影、民族服飾細節……這些不只是裝飾，更是看得見的建筑課。直接講“斗口制”“舉折”“側腳”這類古建知識，孩子很難聽進去，但他們看了插畫后會感知到：中國傳統建筑是有生命力的，是紅金交織的，是在對稱裡藏著熱鬧，在規整裡透著靈動的。這正契合了“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的要求：不是把故宮照片直接印到紙上，也不是把民謠簡單配上插圖，而是讓剪紙長出當代特質，讓傳統紋樣長出國際視野。

　　書裡還有個設計特別懂孩子：每一頁的歷史場景裡都藏著“小月”，小讀者翻到每一頁，需要先把“小月在哪兒”找出來。別小看這個動作，它改寫了閱讀的順序——不再是“大人念，孩子聽”，而是“孩子看、孩子找、孩子問，大人再講”。觀察走在了聽講前面，發現走在了記憶前面。等孩子找到小月，他已經站在明代工地、運河船頭、承天門前，當了一回“參與者”。這在美育上是很高明的設計。因為給孩子講中國建筑不能隻堆砌名詞，歇山、廡殿、重檐、須彌座……孩子讀完就忘。可如果先讓他在一幅拼貼裡找人、找獸、找旗子、找蘇州匠人的工具，他的眼睛就學會了“看結構”。

　　我做公共藝術，最在意“人會不會停下來看”。一本童書如果能做到“孩子願意翻第二遍、第三遍”，它就是成功的空間藝術。頁面就是廣場，圖畫就是城樓，尋找就是建造，孩子不知不覺就做了蒯祥曾經做過的事：先看見整體，再安放細節。

　　《我愛北京天安門》已獲得11個國家的同步出版意向。為什麼這本書能走出國門？因為世界各國的兒童不一定懂“承天門”，但他們一定能讀懂：“我爺爺告訴我，我們家有人參與建造過一座很了不起的建筑。”這是全人類共通的情感——祖先、手藝、城市、榮光。

　　我一直認為，中華文化“走出去”要處理好“共性”和“個性”的關系。在這本圖畫書中，個性就是香山幫、蒯祥、紫禁城、紅牆黃瓦﹔共性則是孩子、家族、遠行、傳承，以及對自身來路的認可與驕傲。郁蓉的插畫本身就符合國際表達邏輯，朱墨的文字又像童謠一樣朗朗上口，這種書不需要刻意“解釋中國”，它先讓外國孩子被故事打動，再自然地感受到中國美學。

　　從我的《絲路金橋》，到這本圖畫書，其實核心邏輯是一樣的：用世界能理解的形式，承載中華文化“走出去”的精神。

　　（作者系中國美術家協會理事、湖南省網絡文藝家協會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