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視頻的消費風口還沒過去，主打長內容的播客卻已經悄然走紅。以往短內容以迎合受眾碎片化的信息消費習慣為主要賣點，而單集時長動輒1小時以上的深度播客，正在“縫補”知識碎片間的思考縫隙。據《CPA中文播客白皮書2026》顯示，2025年中文播客聽眾規模已經突破1.5億大關。

播客，這一曾被視作“小眾”的媒介形態，如今正快速走進大眾視野，成為當代青年安放精神、深度思考的重要載體。當下，短視頻仍是主流，用戶願意為內容停留幾秒鐘已屬不易，為什麼長達數小時的兩人對談、多人漫談能吸引這麼多聽眾停留呢？記者就此展開採訪。

這是一塊精神棲息地

“刷短視頻會越刷越焦慮，但聽播客能讓我放鬆下來。”剛剛進入研究生階段的宋茜坦言，自己是一名資深播客聽眾，暑假實習期間，每天上下班通勤時間都是她固定的“聽播客時間”。“我實習的主要工作是視頻剪輯，視覺產品幾乎佔據了我一天的大部分精力，而播客能讓我徹底放鬆下來，這讓我有了一塊自己的精神棲息地。”宋茜坦言，聽播客的時候，思想可以順著主播的對話內容進一步延展，甚至讓思考變得快樂。

這並非個例。近年來，年輕群體的媒介消費習慣正在發生顯著轉變。復旦大學《“對話的力量”——中文播客的公共價值報告》顯示，播客中18~35歲聽眾佔比超過83%，其中25~35歲核心用戶佔45.17%。

“區別於娛樂化的音頻短劇、有聲小說等，深度訪談類、人文思辨類、行業觀察類等播客成為增速最快的內容品類，這反映出青年受眾群體從‘娛樂消遣式消費’向‘價值汲取式消費’的轉型。”曾在一家音頻平台擔任播客項目負責人的陳蓉表示。

在陳蓉看來，當下的媒介消費環境中，短視頻消費已然成為普遍的社會狀態。然而，長期刷短視頻，有時會讓用戶越看越空虛，越刷越焦慮。五花八門的內容、相互矛盾的觀點層出不窮，容易讓人形成認知上的精神內耗。“尤其是身處高壓工作、快節奏生活中的年輕人，急需一種低內耗、高兼容的媒介消費形式，完成情緒釋放與精神喘息，而播客恰好在這一階段滿足了這一需求。”據悉，僅2025年一季度，某平台的視頻播客消費時長就達到了259億分鐘，是該平台增長最快的內容形態。

“好播客的核心是‘伴隨性’與‘思考性’相結合，這在浮躁的互聯網環境中顯得尤為珍貴。”資深播客主播、深耕潮文化的獨立內容創作者趙立子在採訪中談道，好的播客沒有強制的視覺輸出，也不強行綁架用戶注意力，聽眾可以隨時開始傾聽，並且能在傾聽過程中同步思考。“我制作的時候，一期播客基本上沒有太多的剪輯。只要有觀點交流和情緒共鳴，就會受到很多聽眾喜愛，這種純粹的內容傳播方式，是吸引我不斷輸出的動力源泉。”

此外，多位受訪者也提到，播客走紅其實是短視頻時代人們的一種“自我療愈”。在算法的“支配”下，觀眾被禁錮在“信息繭房”裡，知識體系還被切得支離破碎，真正是“學雜了”。與之相反，優質的播客剛好提供了一種難得的線性體驗，為那些碎片化的見聞感受“穿針引線”“縫縫補補”。“好的播客不催促你快速反應，也不要求你即時互動，只是安靜地陪伴在你身邊，用話語密度為你撐起一個足夠大的思想空間。”宋茜說。

一個多元的媒介形態

事實上，播客並非新鮮事物。

“播客在海外興起已久，而中文播客在2020年才開始爆發，契機是一些專門服務播客受眾的App正式上線，重新把訂閱播客帶回大眾視野。同年，大量青年尋找深度聽覺內容，聽眾規模快速增長，大量媒體人、文化從業者聞風入局播客行業。”陳蓉表示，也是在這一階段，播客的媒介形態進一步拓展，視頻播客逐漸興起，“值得一提的是，2025年8月，兩大現象級頭部視頻播客《陳魯豫﹒慢談》《羅永浩的十字路口》上線，將音頻播客的圈層受眾，成功拓展到數億規模的視頻用戶。”

記者了解到，目前，幾乎所有主流商業平台都在積極鼓勵創作者向播客進行轉型。據陳蓉介紹，大多數平台都在落地多維度扶持計劃：一方面提供流量扶持、現金激勵、版權配套，降低創作門檻﹔另一方面運用AI音頻修復、智能剪輯、全景聲音頻技術，賦能普通創作者補齊制作短板。有些平台甚至調整運營導向，不單以播放量作為評判標尺，而是將內容思想性、社會價值納入評估維度，給垂類深度內容更多生存空間。“現在有的平台希望不隻有流量爆款，也要有深度、有思想的知識類節目。”陳蓉說。

在上海外國語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教師高凱看來，播客是泛價值類信息產品的供給方式之一，而且要和體系化的知識產品競爭。知識型內容是線性音頻劣勢最明顯的領域，偏好這類內容的用戶通常並不會隻認准播客這個形式，哪裡有好內容就遷移到哪裡，平台、形式甚至“是不是由真人講述”都不構成黏性。“拿我自己來說，我現在就更傾向於使用AI制作播客，自己DIY內容。而對內容驅動型聽眾來說，播客並非唯一的入口。”高凱提醒。

可以看到，中文播客產業也在由AI推動開啟一輪全方位升級。平台、創作者、市場多方協同，試圖推動播客從圈層愛好走向規范化、標准化的文化產業。在此情形下，各大主流媒體紛紛布局播客產品，光明日報全媒體也推出了AI輔助制作的《有點東西|光明薦讀播客》欄目，后續還會推出更多人文社科相關的播客內容，以此拓展自身大眾化的傳播渠道，適應主流媒體系統性變革。

中國傳媒大學教授李智認為，播客文化流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從傳播者、內容、技術、平台、受眾等維度都可以進行解讀。“傳統媒體時代，內容生產主要由專業媒體完成。隨著媒介技術的演進，新技術給普通人賦權，制作門檻不斷降低並且平台提供多種收益方案，更多自媒體生產者進入了媒介內容生產領域，由此更多細分類型出現。”李智舉例表示，面向女性受眾群體的播客《岩中花述》讓受眾可以採用更加靈活的方式觸達內容，其收聽、收看的場景也更加多元，“播客節目的興起，其實是新媒體時代去中心化的知識經驗分享的流行，也為思想傳播提供了更加通俗的便捷途徑。”

為深度交流提供場景

李智認為，如果說短視頻從廣度上覆蓋了更多樣的生活樣態，播客則可以就某一領域、某一話題開展較為深入的探討。

“相較於短視頻的短平快，播客的時長顯然更長。更大的容量不一定必然帶來深度內容，但無疑提供了更多話語空間，也為承載與傳播更多思想提供了可能性，從而滿足人們對深度探討、深度交流的心理需求。”李智進一步表示，短視頻需要調用視覺感官，播客則不需要，可以解放視覺通道，僅用聽覺通路獲取信息，更符合伴隨式媒介的特點。

“聽播客是我成長與進步的重要方式之一。”在讀哲學博士生郝宇聽播客已有數年，他感慨道，“學術文獻有時太枯燥晦澀，而碎片化信息又無法為建構知識體系提供太多價值，相較而言，一些優質播客將專業理論、社會熱點、真實案例相結合，既能拓寬自己的認知邊界，又能提供類似‘在場’的交流感，有時候甚至為論文寫作提供了靈感。”

除此之外，多位播客愛好者也表示，生活中很難有機會與他人進行深度交流，而在優質的播客中，聽眾不再是被動的信息接收者，而成為一場話語建構空間中的思想交流者，仿佛“身歷其境”參與了這場對談。郝宇強調：“有時候，我特別想聽‘大咖’們面對問題、解決問題的具體過程，這對我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也很有啟發。”

記者調查發現，時下大多數播客產品會進行一些短視頻化的處理，如制作視頻“切片”。這麼做一方面是為了追逐流量熱度，通過截取高光金句、爆款片段適配短視頻傳播，博取更多曝光﹔另一方面也是為了豐富自身產品內容，為用戶提供更多選擇。

然而，在播客行業高歌猛進的同時，一些問題也暴露出來，甚至成為制約行業高質量發展的隱形短板。

“值得注意的是，由於流量經濟的壓力，有些播客故意將簡單問題復雜化，刻意追求所謂金句，喪失了對於問題和生活的深入反思。播客的‘長’不等同於內容的‘好’，真正能打動人的表達永遠來自於創作者對內容的真誠打磨，來自於對日常的細致觀察與深度思考。”李智表示。

“我聽得越多，對播客越挑剔。很多播客過於冗長，形式也大同小異，比如開頭幾分鐘寒暄，中間大段個人經歷，過半了才進入正題，結尾又回到情緒抒發，對於信息獲取導向的用戶來說，這類播客效率太低。”高凱進一步指出，這其實是媒介結構的問題，因為大量播客缺少“編輯”這一角色，“一方面缺少事前把關，一方面也無人事后糾錯，這就容易導致大量低質量的播客產品的出現。這個現象值得創作者和平台借鑒反思。”（鄒蘭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