厲鶚是清代浙派學人的杰出代表，他以學者之博雅、詩人之孤峭、詞人之幽深聞名於世。厲鶚追慕宋文化，其學術研究與文學創作均深受南宋文人周密的影響。這種影響貫穿於厲鶚的文獻整理、詩詞創作、筆記雜著乃至人生志趣之中，體現為一種全方位的師法與追摹。然而詞學史在追溯浙西詞派中興時，往往強調厲鶚宗法姜夔、張炎，而對於周密這一更為直接、全面的借鑒對象，卻著墨不多。實際上，厲鶚與周密之間存在著跨越時代的精神共鳴，“取徑周密”正是理解厲鶚學術研究與文學創作的一把鑰匙。

厲鶚生長於杭州，他對這片曾是南宋故都的土地懷有深厚的眷戀之情。他在《東城雜記自序》中寫道：“小子生於是，居已三十余年，凡五遷，未嘗離斯地。”這種不離故土的生命軌跡，使他對杭城風物都浸染著歷史的想象。他以學者之眼、詩人之心凝視這片土地，尋常巷陌、市井煙火都承載著深厚的歷史文化記憶。而周密筆下的臨安，恰與厲鶚眼前的風物相印証。正是這份根植於鄉土的認同感，將厲鶚引向宋文化的探求，而周密正是他步入宋文化深處的引路人。

厲鶚早期代表作《南宋雜事詩》已廣泛征引周密《武林舊事》《齊東野語》《癸辛雜識》等筆記。如“柳色青青食已寒，香車菜市客爭看。紅亭醋庫橋東住，心似桃花一樣酸”一首，注引《武林舊事》所載清明前三日婦女“淚妝素衣”春游之習俗。這些頻繁的征引，足見他對南宋風物與史事的熟稔與興味。查慎行稱《南宋雜事詩》“於故都舊事可無舛漏之憾”，而於厲鶚而言，周密著述正是探求故都舊事的文獻根基。

厲鶚編纂的宋詩研究重要文獻《宋詩紀事》，對周密其人其詩也頗為著意。該書不僅選錄周密詩歌，還在小傳中詳細介紹他的生平與著述，更舉鄧牧《蠟屐集序》所引“阮孚愛蠟屐”之典故，揭示周密以“蠟屐”名集所寓“忘心於詩”的詩學志趣。而厲鶚也醉心於詩，其不修威儀、仰天搖首、緩步吟詠的形象深入人心，被市民稱為“詩魔”。另外，兩人都詩詞兼擅。錢鍾書《宋詩選注》認為“南宋能詩的詞家，除了姜夔，就數到周密”。而厲鶚憑借詩集《游仙百詠》《續游仙百詠》、詞集《秋林琴雅》，在康乾之際即已嶄露頭角，雍乾時期更是成為浙派領袖。周密與厲鶚皆實現了“詞人之詩”與“詩人之詞”的雙向貫通，各具面目而自成一家。

厲鶚與周密在詞學領域的異代交集，較之詩歌更為直接而深刻。周密是創作與批評兼擅的詞家，其編選的《絕妙好詞》專門選錄南宋詞作，兼收詞壇名家與江湖詞人，構筑起南宋詞壇的完整圖景。厲鶚對此詞選推崇備至，在《絕妙好詞箋序》中直言：“宋人選本朝詞，如曾端伯《樂府雅詞》、黃叔旸《花庵詞選》皆讓其精辟，蓋詞家之准的也。”這種推崇，既源於《絕妙好詞》保存一代文獻的價值，更在於兩人對雅詞審美取向的深度契合。

厲鶚對《絕妙好詞》的校箋用力尤深。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他藉好友吳允嘉、符曾之力得見全帙，抄錄成冊，隨即著手箋注﹔雍正三年（1725年），又與徐逢吉、趙昱等校勘項絪刻本﹔至乾隆年間與査為仁合作完成《絕妙好詞箋》，終成該選最權威的箋注本。這一持續數十年的校箋工作，充分體現了他對周密詞學事業的認同與接續。箋注過程中，厲鶚將詠物詞集《樂府補題》附注於周密《水龍吟·白荷》詞下，並在箋注中揭示其詠物寄托之深微。這一做法，既可見厲鶚對周密詞作的深刻理解，也透露出他的學術判斷：周密不僅是《絕妙好詞》的編纂者，更是南宋后期詞壇群體活動的重要參與者與組織者。厲鶚以箋注為媒介，將周密在詞史上的地位進一步凸顯出來。

厲鶚對《絕妙好詞》的推重，還體現在另一部詞選的品評中。他在《元草堂詩余》跋語中寫道：“元鳳林書院《草堂詩余》三卷……採擷精妙，無一語凡近，弁陽老人《絕妙好詞》而外，渺焉寡匹。余於此二種，心所愛玩，無時離手。”厲鶚將兩部詞選並舉，推為詞選之雙璧，極為珍視，這既推動了《元草堂詩余》的傳播與接受，也再度印証了他與周密在詞學審美上的高度一致。

在詞的創作上，厲鶚同樣以周密為宗。其《秋林琴雅》《樊榭山房詞》幽深窈渺，正是南宋雅詞一脈的余響。他常追和周詞，如《大聖樂·東園餞春追和草窗韻》，又追和《樂府補題》諸作，仿佛與周密置身於同一場域，展開了一場穿越時空的對話。雍正丁未（1727年），厲鶚游覽吳興愛山台，作《一萼紅》，詞序中自言“如遇白石、草窗諸名勝於五百載上”，閑游之際亦不忘追慕前賢的行蹤。這種創作上的傾心，在友朋與批評家那裡得到了進一步印証：陳撰、吳允嘉等人在《秋林琴雅》題辭中贊許其詞可與草窗爭雄﹔瓮熺刊刻《秋林琴雅》，取意於周密堂名“志雅”﹔而陳廷焯《雲韶集》評厲鶚《玉漏遲》“情詞之妙，獨有千古，似周草窗”。創作上的追摹、時人的期許以及詞學家的評價，共同指向厲鶚對周密清晰而自覺的取徑。

厲鶚與周密的異代相契，還遠不止於詞學。在筆記撰述與文化記憶的保存上，厲鶚也追隨周密的腳步。周密以《武林舊事》《齊東野語》《浩然齋雅談》《志雅堂雜鈔》等筆記聞名，致力於載錄朝野遺事、保存一代文獻。他對杭州的深切眷戀，對宋文化的神往，貫穿於著作的字裡行間。如《武林舊事》以細膩的筆觸追憶南宋都城杭州的歲時風物、宮廷禮儀、市井生活，字裡行間流露出對故土的深厚情感。厲鶚同樣傾力於鉤沉歷史、保存鄉邦文獻。其《東城雜記》專記杭城古跡與人物，多鉤沉南宋詩文史事，其體例與對故都的情感，皆承《武林舊事》而來。他還在《遼史拾遺》《增修雲林寺志》《湖船錄》等著作中屢屢征引周密筆記，足見其對周密文獻價值的高度認可。這種以筆記存史的學術取向，同樣延續到了藝術史領域。厲鶚撰有《南宋院畫錄》，專錄南宋畫院畫家的生平與作品，序中自言“予家古杭，第樂稽諸人名跡”，顯然超越了純粹的藝術史興趣，而是寄托著對鄉邦文化精英的追慕與致敬。周密《雲煙過眼錄》著錄歷代書畫名跡，為書畫鑒藏之重要先導。《南宋院畫錄》多次引及周密記載，體例也沿襲自周書。可以說，周密之著述，恰為厲鶚提供了取法對象。

厲鶚與周密在個人志趣與人生道路選擇方面，亦呈現出深刻的相似性。周密隱居杭州，參與西湖吟社、越中詞社等雅集，與王沂孫、張炎、仇遠等詞人往來唱和，共同維系著南宋后期詞壇的繁榮，“如果沒有周密的詞體創作，那麼宋元之際的詞壇成就便會黯淡許多”（趙惠俊《周密詞集校箋》）。厲鶚在康乾時期的江南文壇同樣扮演著核心角色，他客居揚州馬氏小玲瓏山館，與馬曰琯、馬曰璐兄弟及杭世駿、徐逢吉等名流切磋詩藝﹔又北游天津，參與查氏水西庄雅集，與查為仁等人過從甚密。值得注意的是，這些雅集群體的核心成員大多對宋文化抱有濃厚興趣，這使得厲鶚所處的文化圈，與周密當年在杭州所凝聚的文人群體在精神氣質上一脈相承，兩人都維系著一個超越現實功利的文化網絡。在人生道路的選擇上，二人更是聲氣相通。周密隱居不仕，以著述寄托對家國的眷戀。厲鶚科舉屢挫后絕意仕進，多次拒絕朝廷征召，甘於孤寂的著述生涯。這種“不諧於俗”的性情，使厲鶚能夠更深刻地理解周密，進而將其視為學術與創作的典范。

總之，從文獻征引到詩詞創作，從詞學建構到選本箋注，從鄉邦情懷到筆記撰述，從文化守護到人生志趣，厲鶚對周密的認同與追摹是全方位的。他不是簡單的模仿者，而是在特定的文化語境下，自覺地選擇周密作為其學術研究與文學創作的取法門徑。這種“取徑”，不僅塑造了他個人的學術品格與藝術風貌，也為我們理解清代浙派文人的精神世界提供了一個更為精准的切入口。厘清這一脈絡，有助於修補詞學史對厲鶚取徑姜張的片面強調，凸顯其學術與創作中更為直接、更為核心的師法對象。厲鶚與周密跨越數百年的對話，是清代學術與文學史上一個值得深入關注的獨特景觀，它展現了文化傳承的多樣形態，也為我們理解文人精神的延續性提供了生動的例証。（作者：劉宏輝，系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