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余秋雨出版散文集《文化苦旅》，他行走在敦煌、三峽、柳侯祠等文明遺跡之間，思索歷史的重量與民族的命運。讀者買來散文集，在自家台燈下緩緩閱讀，感受這份思想、行走與生命體驗所交織的詩性真誠。2023年，68歲的雜貨店主王玉珍在社交平台斷斷續續寫下《我戀禾谷》，她的文字朴拙、故事尋常，卻讓十余萬人在屏幕前日日等待，又在評論區裡寫下自己的人生故事和生命感觸，一種基於生活的真誠，在作者與讀者的互動中被反復確認。從《文化苦旅》到《我戀禾谷》，打動讀者的始終是散文傳統精神中不變的“誠”，但這份“誠”的形成方式和存在狀態早就已經在互聯網時代的媒介轉型中悄然變化。

散文的“誠”從個體走向關系，從文本走向世界

中國文論強調“修辭立其誠”，千百年來散文與讀者之間的本質契約就在於一個“誠”字。這自然不是作者落筆之前就天然存在的靜態品質，一個學者在遺跡現場的感懷，一個文人在貶謫途中的頓悟，都是作家在行走與書寫中不斷體驗的真誠。讀者被這樣的文字觸動，那一刻的“誠”同樣也發生在閱讀的行動中。只是在以往這種關於“誠”的傳遞與回應是沉默的、滯后的，是難以被看見的，讀者或許會在日記裡寫下一段感慨，或許會給出版社寫一封信，但這些回響大多屬於私人空間。數智時代帶來的根本變化，不是創造新的“誠”，而是讓這個曾經靜默的過程在公共視野裡變得可見。由此，“修辭立其誠”從作者的內在修養，轉變為一種可在交互中被觀察、被確認的公共言說實踐。

具體而言，散文的“誠”在數智時代經歷了四層遞進的變化：先是寫作者的大眾化重新定義了“誠”的主體，繼而算法的偶然性改變了“誠”的傳播方式，同時作者與讀者的持續互動將“誠”締結為雙向契約，隨之而來的是散文所承載的“誠”從文本溢出，成為一種可參與的生活實踐。這四層變化，從個體走向關系，從文本走向世界，“誠”的內涵在每一次演化中都被賦予新的維度。

最先顯現這種變化的是技術平台對寫作者身份的重新定義。比如，平台邀請用戶書寫身邊的人和事，總投稿量超過幾千萬字﹔大量僅百余字的微散文略去起承轉合，隻捕捉生活中一瞬間的真情實感﹔在互聯網文化社交平台上，快遞員胡安焉記錄上夜班的一年，家政工李文麗在打工間隙用手機寫下20萬字的瑣碎日常，育兒嫂范雨素在公眾號上寫出離鄉進城的日日夜夜……他們未經文學期刊篩選，不屬於職業作家群體，卻憑借一個個賬號直接抵達無數讀者。讀者對他們的信任，無關文學技巧或既有聲望，隻在於一個朴素得不能再朴素的判斷——“這個人確實經歷過這些事”。真誠的寫作者是一個個不可被替代的個體，平台讓不同的生活經驗進入大眾視線，他們的涌現，不是抽象的熱鬧，而是一個個具體生命的相互照見。

散文之“誠”基於作者與讀者之間持續的雙向互動

除了寫作者的涌現，數智時代的算法也發揮了一個頗為出人意料的功能，它讓散文所承載的詩性本真與文體象征的“誠”重新進入公眾視野。在短視頻平台上，史鐵生的散文《我與地壇》相關話題播放量高達幾十億次，這位去世十余年的作者，成為互聯網上深受年輕讀者喜愛的散文家。年輕人的閱讀，大多來自互聯網算法推薦帶來的偶然相遇，一個通勤路上刷視頻打發時間的年輕人，可能從一位博主的摘抄中第一次撞見這樣的句子——“我真想告誡所有長大了的男孩子，千萬不要跟母親來這套倔強，羞澀就更不必，我已經懂了可我已經來不及了。”或者“要是沒有了殘疾，健全會否因其司空見慣而變得膩煩和乏味呢？”史鐵生散文直面痛苦的坦誠，在絕境中依然葆有善意的生命態度，在此時此刻成為年輕人尋求確定性的參照。

同樣，學者易彬以二十余年的研究為基礎，在學術傳記《幻想底盡頭——穆旦傳》中，還原了詩人穆旦在歷史縫隙中輾轉求全的一生。傳記散文所承載的“誠”不是虛構的戲劇性，而是客觀的文史知識和個體的真實經歷。傳記問世未久，適逢穆旦詩歌《贊美》出現在全國高考語文卷的作文命題中，“誰是穆旦”隨即登上網絡熱搜，年輕讀者在社交平台上發問，繼而翻開這部學術傳記，讀到穆旦如何在動蕩年代堅守著詩歌，又如何在翻譯中為漢語注入新生。

史鐵生與穆旦的文字早就已經存在，但文字的“誠”一直在等待與不同時代的讀者相遇。如今讀者在算法的偶遇中看見了他們，又在他們的書寫中看見了自己，那麼算法激活的就不只是流量，更是散文作為“誠”的符號的象征力量。

與此同時，散文之“誠”的締結也不僅僅是作者的單向承諾，而是作者與讀者之間持續的雙向互動。李娟的散文世界是這種雙向契約生成過程的鮮明佐証。從早期原生互聯網論壇到微信公眾號，再到短視頻平台與直播平台，李娟的文學成長與中國互聯網的發展深度交織。在讀者眼中，她是論壇裡寫著阿勒泰牧場和漂泊生活的“燕子”，是公眾號裡記錄貓咪日常、吐槽盜版的“娟姨”，也是直播鏡頭前說自己內耗、社恐的鄰家朋友。在網絡平台《冬牧場》的讀者評論區，“真”“真實”“真誠”三個詞累計出現近千次，好幾萬用戶共同標記了《我的阿勒泰》中的句子——“我正是這樣慢慢地寫啊寫啊，才成為此刻的自己的。”這些細節表明，日常化的媒介自我呈現，與散文文本共同參與了對李娟散文“誠”的締造。作家、讀者與作品，在每一次閱讀、每一篇帖子、每一條回復裡的交互，都是對“誠”的不斷確信。

進一步而言，這種信任的力量，也從散文文本生長出行動。隨著劇集《我的阿勒泰》播出，“文學+影視+文旅”的聯動效應使得散文的“誠”開始溢出文學的邊界，進入日常生活的公共領域。新疆阿勒泰地區文旅部門與出版方花城出版社合作，推出“讀一本好書，看一部好劇，去一個美麗的地方”的文旅計劃，開發以李娟散文為靈感的徒步線路，讓散文中那種與自然共生、與孤獨和解的生活態度，通過物質場景具身化為一種可感的散文化生活體驗。當一個讀者站在阿勒泰的曠野中翻開《我的阿勒泰》，那一刻散文的“誠”就不再只是紙頁間的契約，而是成為一個可以抵達的地方，一種可以過一段日子的活法。如此一來，散文的“誠”從交互敘事延展為一種文學生活方式，它棲居在文學節、徒步線路、日歷、文創產品和社交媒體的話題標簽中，成為一種可參與、可流動、可再生的文化實踐。

最終定格“誠”的，仍然是人與人之間朴素而庄重的信賴

在深度嵌入互聯網文化生產邏輯的過程中，散文也不可避免地面臨本真性契約的兩難處境。

一方面，以算法為技術動能的交互機制天然適應於人們的情感需求，這一過程不免會催生情緒的再生產。而一旦敘事中的“誠”被簡化為可被設計的情動共鳴，散文那種需要耐心沉澱和從容品讀的“誠”，就極易在流量的喧囂中被稀釋。另一方面，如果算法不斷給用戶定制“真誠”的體驗，那麼“誠”很可能退化為一種可供流量反復收割的情緒交換物。部分作者也會順應市場邏輯滑入模板化的情感敘事，甚至連寫作者的身份也存在被流量化的可能。譬如，當“素人寫作”逐漸被市場識別為一個品類，平台與讀者開始期待某種固定的底層敘事模式，那麼創作者的類型身份與固定的表達模式可能面臨標簽化風險。這種表演性的真誠勢必侵蝕散文的寫作倫理，並混淆公眾的情感與判斷。

面對這樣的困境，數智時代的散文需要創作者與讀者重新理解“修辭立其誠”的品格。對於創作者而言，重要的是對自身真實處境、真實情感的忠誠與珍惜，而不是對情緒模式的模仿復刻。快遞員寫快遞行業的奔波、家政工寫家政事物的瑣碎、貨車司機寫路上的遭遇，他們的文字之所以動人，不是因為身份的標簽，而是因為生活本身的細密與真實無法被替代。

對於讀者而言，同樣需要在算法的洪流中保持一份清醒。算法帶來的偶然相遇，固然讓史鐵生的坦然、李娟的真實穿越信息喧囂抵達人心，但這份偶遇之所以珍貴，恰恰因為它是未被精准投喂的生命文本，而非被設計好的情緒產品。讀者每一次主動選擇點開一篇散文，每一次在評論區寫下真誠的回應，每一次將觸動自己的文字轉發給另一個人，都是在用自己的注意力為心中的“誠”加碼，而非為流量買單。未來的散文注定要在多主體交互的復雜場域中，重新學習如何守護自身的真誠。在這場關乎時代公共言說倫理的建設中，算法可以為“誠”開辟通路，但最終定格“誠”的，仍然是人與人之間朴素而庄重的信賴。（作者：姜肖，系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