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我國目前已知唯一存於原址且海拔最高的秦代刻石，“秦刻石”地理位置獨特、歷史意義重大。這一高原地區珍貴的文化遺存，引發學者紛紛探究其文化傳播與演進路徑。

“考古學上，有‘半月形文化傳播帶’的概念，指從中國東北到西南呈月牙狀的文化交流帶，這一文化交流帶是理解中國古代邊疆文化互動、農牧文明交融的核心框架。‘秦刻石’所在的青海瑪多扎陵湖畔就位於這一文化交流帶附近。”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員楊博介紹，由“秦刻石”可見，當時中原與邊疆交流的深度和廣度，遠超今人想象。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是一個漫長過程，通過考古和文獻可以實証這個過程，“秦刻石”即是一例。

《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學報》編輯部主任助理張夢晗從“秦刻石”所記文字出發，認為秦始皇將昆侖作為“採藥”的核心目的地之一，為秦代昆侖文化的存在與影響提供了直接文獻証據﹔將昆侖的地理定位時間從漢武帝時期提前至秦代，填補了昆侖文化發展脈絡中的關鍵缺環。昆侖文化這一多地域、多民族共創的文化符號，可為追溯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形成提供重要視角。

在世界史維度，“秦刻石”亦可以作為一扇窗口，一窺不同文明的跨域呼應。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研究員張文濤表示：“‘秦刻石’所承載的 ‘探尋長生不老’敘事，可納入人類文明共通的終極關懷框架，成為跨文明比較的重要案例。”如蘇美爾文明中，史詩《吉爾伽美什》記載了國王吉爾伽美什為擺脫死亡命運、尋找永生秘方的情節，古埃及文明則擁有燦爛的金字塔、木乃伊文化，可見對永恆的探索是人類文明發展的重要動力。這種探索既推動了不同文明對自然的認知，也塑造了社會道德與文化傳統，體現了人類文明發展的共性規律。

據悉，專家學者已就這些問題展開研究。 （本報記者 陳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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