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節律與文明智慧
——《二十四節氣百科全書》讀后

元代農學家王禎《授時圖》 選自《二十四節氣百科全書》
該圖由內而外共有八層。第一層:北斗七星、“斗杓”、“時指”。第二層:天干。第三層:地支。第四層:四季。第五層:十二月。第六層:二十四節氣。第七層:七十二候。第八層:逐月農事。

《二十四節氣百科全書》宋英杰 著 中信出版集團 選自《二十四節氣百科全書》

清代董誥繪制的《二十四番花信風圖》,台北故宮博物院藏。選自《二十四節氣百科全書》
二十四節氣作為中國人時間觀念的核心組成部分,跨越兩千余年的歷史長河,早已融入民族集體的文化記憶與日常生活實踐。然而,在近百年來西方科技與文化范式的主導下,這一傳統知識體系曾遭遇質疑,其科學內涵與人文意義一度被邊緣化。
2006年,二十四節氣入選中國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這一事件在當時尚未能引起廣泛的社會回響﹔直至2016年,它被正式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才在國內引發持續而深入的文化反思與認同重建。時至今日,其作為中國最具影響力的非遺項目之一的地位已獲公認,但公眾乃至學界對其理性認知的深度和廣度,仍待進一步發掘與開拓。
從學術界一般定義來看,二十四節氣是中國古代人民通過長期觀測太陽周年運動而構建的一套時間知識體系及其相關實踐。它不僅體現對自然規律的客觀把握,也承載著深厚的哲學思想、詩意表達與民俗傳統,其研究視域跨越天文學、歷法學、氣象學、農學等自然科學,以及哲學、文學、民俗學等人文社科領域。盡管各學科已取得豐碩成果,但受限於專業分工造成的知識隔閡,對二十四節氣整體性與互動性的理解仍顯不足,認識深度有待繼續探索。
作為一部“簡明物候歷”,二十四節氣的命名直接源於特定時節的物候特征,集中反映氣候的周年周期性變化。從這個角度看,氣象學就處於二十四節氣研究的核心位置。中國氣象局首席氣象服務專家宋英杰新近出版的《二十四節氣百科全書》,正是以其對氣象、氣候的研究為基礎,綜合了其他學科的現有成果而完成的作品。該書不僅致力於科學知識的普及,更以跨學科的百科視角,填補了現有研究中的若干空白。
作為一部百科全書式的著作,該書首要目標在於向社會大眾准確、生動地傳遞二十四節氣的科學內核。全書結構清晰,可分為三大部分:總論部分介紹二十四節氣的本質、起源與演變,並從天文歷法、氣候科學及農業實踐等角度論証其科學性和普適性,為全書奠定堅實的學理基礎。主體部分依春、夏、秋、冬四季順序,對每一節氣進行詳細解讀,此部分佔全書篇幅三分之二以上,內容翔實。附錄與專題拓展部分則涉及七十二候、立春民俗、春社活動及二十四番花信風等周邊議題,進一步豐富了節氣文化的語境。
單純闡述二十四節氣的科學性,或僅渲染其文化魅力,並非難事,但要將科學的嚴謹與表達的生動熔於一爐,則需要既精通古今文化流變,又熟稔現代科學語言,並具備出色的敘事技巧。該書在這一方面的努力值得稱道。以二十四節氣之首的“立春”為例,司馬遷譽之為“四時之始”,此表述易使人產生春日即刻降臨的聯想。但書中通過具體數據指出,立春當日全國僅約70萬平方公裡的陸地面積進入氣候意義上的春季,整個立春節氣期間也僅新增約30萬平方公裡。原來這個“四時之始”,是天文學意義上春天的開始,難怪《淮南子·天文訓》將立春的物候定為“陽氣凍解”,立春實際上是封凍期與解凍期的分水嶺。書中進而引入古人對立春日的具體體驗,如唐代詩人盧仝《人日立春》中的“從今克己應猶及,顏與梅花俱自新”,展現個人如何借立春寄托生命更新的願望。書中還配以精美插圖,如展示立春三候(東風解凍、蟄虫始振、魚陟負冰)的圖解,提升了閱讀趣味。
該書所匯集的各學科研究成果,並非皆為首次提出,但對眾多限於單一學科背景的學者而言,這種綜合呈現頗具啟發意義。作為人文研究者,通讀全書,我感覺新見迭出,受益匪淺。以下略舉數例。
其一,該書認為二十四節氣兼容了日、月運行的雙重節律。表面看,此論似顯突兀,因學界共識強調二十四節氣純然基於太陽回歸年,屬陽歷系統,為彌補陰陽合歷在指導農時上的不足而設。陰陽合歷兼顧日月,用於官方紀年,體現“順天應人”的政治哲學,但其月、日無法准確對應氣候變遷,故需內置二十四節氣這一“陽歷”成分。兩者之間存在顯而易見的矛盾,例如農歷新年(正月初一)與立春的日期常常無法對應,有些年份甚至會出現“無立春”或“兩個立春”的情況。
那麼,這兩個看似存在尖銳矛盾的體系,為何能在長達兩千多年的歷史中長期並行不悖?其內在邏輯究竟是什麼?書中引用長時段的天文歷法推算數據指出,在一個回歸年內恰好存在12組朔望月,這12組朔望月包含的24個極值點(即朔日和望日),以大約15天的周期循環往復。此外,對1701年至2700年這千年數據的均值分析顯示,正月朔日(農歷正月初一)的均值對應立春,二月望日的均值對應春分。從統計意義上看,節氣點傾向於落在朔日區間,而中氣點則傾向於落在望日區間。這表明二十四節氣與陰陽合歷之間存在著深刻的內在關聯。基於此,該書得出一個重要結論:“……節氣的時點是由太陽決定的,而節氣的數量是由月亮決定的。二十四節氣是對日月之行雙重節律的兼容。”
這一結論在堅守二十四節氣陽歷本質的同時,揭示了其與傳統陰陽合歷體系之間的內在協調性,為二者能夠長期和諧共存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解釋,揭示了中國古代歷法設計的高超智慧。鑒於此,作者認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中對二十四節氣的定義,或可修正為“中國古人通過觀察太陽周年運動並參照月相節律而形成的時間知識體系及其實踐”,以更全面地反映其科學內涵。
其二,作者論証了二十四節氣作為物候概括與農時標定的“最優尺度”。節氣時段的劃分並不是越細越好,比如七十二候(五日一候)易受偶然因素干擾而失准﹔亦非越長越佳,如月尺度(三十日)則過於粗略,無法精確反映物候更迭。書中引用宛敏渭《中國自然歷選編》統計的293項農作物物候數據,表明60.4%的物候現象多年變幅落在15日的節氣尺度內﹔且99%的物候現象在節氣尺度上呈正態分布。書中還援引北京近140年春季物候期為例,15天的節氣尺度可以概括80.7%年份的物候期。這確實証明15天的節氣尺度在“時段精細度”與“物候判斷信度”間達到了最佳平衡,因而成為指導農耕與認知自然的最優選擇。此一由氣象學專業數據支撐的量化分析,為理解二十四節氣在歷史長河中的生命力提供了關鍵証據。
筆者曾關注先秦時期為何在“四時八節”與“三十節氣”等多種節氣體系中,獨獨二十四節氣最終定型。前者比二十四節氣少,更加簡潔﹔后者比二十四節氣多,更加詳盡。學界對此眾說紛紜,而該書的觀點提示了重要線索:二十四節氣與陰陽合歷更加密合無間,對物候與農時的反映最符合實際。
其三,該書糾正了“二十四節氣隻適用於其發源地的黃河中下游地區”的流行誤解,論証了其普適性。書中指出:夏至、冬至、春分、秋分是白晝最長、最短日和晝夜平分日,全球通用,國內自然適用。而其他一些節氣的名稱和物候標志最初來源於黃河中下游地區,直接用到其他地區的確會有不適用的問題。但是,二十四節氣在傳播與使用過程中,各地通過重新闡釋字面含義,或者通過歌謠諺語重新定義,實現了靈活“本土化”。比如“小滿”,原指北方麥類作物籽粒初滿,在南方則常被解作江河水位上漲至滿槽。更常見的方法是抽象化理解:立春在北方意味解凍開端,在南方或已春暖花開,但南北共同點是均進入氣溫趨勢性上升階段﹔小暑、大暑、小寒、大寒,南北絕對溫度雖異,但分別對應各地年內氣溫峰值與谷值期。這種基於氣候趨勢共性的抽象化提升,正是二十四節氣得以跨地域廣泛傳承的內在機理。
《二十四節氣百科全書》促使讀者重新審視這份遺產在當代的意義。當現代科技似乎削弱了節氣對生產生活的直接指導作用時,書中揭示其精髓遠非單一農時指南,而是一種根植於“道法自然”的生存智慧與文明基因。它提醒我們,在氣候變化加劇的今天,理解自然節律、和諧共生更具緊迫性。 (作者:陳連山,系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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