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明中國詩》書封作者供圖

1998年，一支德國交響樂團來華演出，演奏的曲目是90年前馬勒創作的《大地之歌》，樂曲中的歌詞則來自1000多年前的中國唐詩。由於文化時空的輾轉騰挪，有部分古詩歌詞竟然找不到對應的原詩了。

這樁有趣的公案，引起中國文化界廣泛的關注：一個世紀前，唐詩是如何傳播到國外，並讓國外藝術家產生共鳴，進而影響其創作的？為了搞清楚這些問題，各方人士從不同角度提出了種種推斷，甚至在報紙上展開熱烈的討論，一時間“烽煙四起”，熱鬧非凡。

我也被這個唐詩的故事所吸引，沉浸在一種奇妙的文化碰撞中，久久不能忘懷。后來我成為一個詩人，寫現代詩，常常關注外國的詩歌動態，也關注“中國古詩在海外”論題，並逐漸讀到一些與“中國詩”相關的文章。

和許多中國人一樣，我相當迷戀一首中國古詩在國外的傳播歷程——它翻譯得如何？有沒有變形？讀到它的外國讀者會有怎樣的感受？更深入一點，它對該國的文學產生過什麼樣的影響？諸如此類。

已經出版的《李白來到舊金山》和《發明中國詩》，我都討論了中國詩歌在海外傳播的論題，然而兩者的側重點各有不同。《李白來到舊金山》主要描述了中國9位古典詩人在海外重新構建自己詩人形象的過程﹔而《發明中國詩》則著重探討中國詩歌在西方的接受與影響，分析其如何被翻譯、解讀並融入當地文化，展現出中國詩歌的跨文化魅力。

中國古典詩人在被譯介到西方的過程中，其實面臨了種種問題，包括誤讀、誤解、正名，以及受人追捧的整個經歷。這個歷程異常艱辛、困難重重，每位詩人在西方語境中的遭遇也不盡相同。但最終，他們都在國外讀者面前建立起屬於自己的形象。

比如李白，剛開始“抵達”西方時，因為“酒鬼”的形象被人詬病，當中充滿了種種誤解。他是經過更多譯介的印証與時間的洗禮，才慢慢恢復到國內“詩仙”的地位的。

第一批在國外建立自己詩人形象的，是李白、白居易、陶潛等人。這批詩人有一個特點，他們的詩作都很清新、自然、易懂，沒有太多典故，翻譯過去容易為西方讀者所接受。第二批才是王維、寒山、杜甫等人。

此時，美國詩壇通過大量的譯介和研究，逐漸從李白、白居易、陶潛等詩人轉向了王維和寒山，這表明美國詩人開始走向成熟，由中國詩的外在形式轉向內在精神。與此同時，美國詩人還通過雷克斯洛斯（中文名“王紅公”）對杜甫的翻譯，辨認出杜甫的偉大來，這當然比認識到李白的天才與浪漫更為深刻。

以上是《李白來到舊金山》的內容，《發明中國詩》則從詩歌文本出發進行深入探討。

在19世紀與20世紀之交，中國古典詩歌在英語世界的譯介進入蓬勃的發展期，其間出版了一系列廣受英文讀者歡迎的譯本，如翟理斯的《古今詩選》《中國文學史》、克萊默·賓的《玉琵琶》《花燈盛宴》、弗萊徹的《英譯唐詩選》《英譯唐詩選續集》等。這些譯本在當時發揮了巨大的影響力，為推動中國詩在英語世界的傳播，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這個時期的中國詩譯作皆以格律詩體來翻譯，講究節奏，力求押韻，因而也不免堆砌辭藻，帶有明顯的“維多利亞時代”的審美情趣。

到了20世紀20年代，以翟理斯為代表的傳統漢學家和以韋利為代表的現代漢學家進行了一場持續多年的大辯論。在這場關於翻譯方法的辯論中，雖然傳統漢學家挾他們早前建立的權威稍稍佔了上風，但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開始逐漸認同現代漢學家的觀點：摒棄韻體格律，採用自由詩體來翻譯中國詩才是正途。從另一種角度來看，這也是英語詩歌的一次現代性革命。

這次論戰之后，原先大行其道的老派譯本慢慢被時代潮流所淘汰。在時間淘洗中慢慢站穩腳跟、並最終成為經典的，是這些譯本：龐德的《神州集》、韋利的《中國詩170首》、賓納的《群玉山頭》以及洛威爾的《鬆花箋》。

此外，在那個年代，國外中文專業的高校學生幾乎人手配備一部《葵曄集》，這是一本中國歷代詩詞選集，翻譯質量經受住了時間檢驗。而在各大詩人的案頭或他們的文字當中，常常出現《白駒集》的身影，這本薄薄的漢詩譯集讓詩人們愛不釋手，常讀常新，並成為激發他們創作的源泉。

中國詩在西方譯介與傳播的過程中，也以其獨特的魅力影響著西方詩歌的發展。兩次美國現代詩運動，都與中國詩有著莫大關系。美國現代詩運動，在文學史上稱作“美國詩歌復興運動”。這個運動促使美國詩歌走向現代化和民族化，最終擺脫“英國附庸”，創造出獨具美國本土化的全新詩歌。

第一次美國現代詩運動發生在20世紀10至20年代，以意象派為主。意象派強調使用鮮明的意象來表現詩意，主張把詩人的感觸和情緒全部隱藏到具體的意象背后，即隻描寫具體的對象，而不去探尋事物之間的本質聯系與闡發的社會意義。

事實上，意象派探索的是形象思維在創作中的運用問題，而中國古典詩歌，正好是這一形象思維的實踐成果，與意象派的主張不謀而合。因此，中國詩在這一時期被大力推崇和大量仿寫，影響力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

第二次美國現代詩運動發生在20世紀50至60年代，史稱“舊金山文藝復興運動”，先后產生了垮掉派和深度意象派等詩歌流派，和中國詩同樣有著很深的淵源。本次“中國式”詩人更加傾心於中國詩所蘊含的“禪”與“道”。也就是說，他們更希望深入中國美學的核心，以期找到治愈精神創傷的良藥。這次中國詩的作用持續時間更長，也更為廣泛，還有許多不是上述幾個流派的詩人亦深受中國詩的影響。

至此，我們發現，當漢語詩歌通過翻譯進入其他語系，就會自然而然地與之發生反應，最終成為其文學傳統裡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正如詩人艾略特評價龐德的那句名言：“龐德，我們時代中國詩的發明者。”它道出了一個這樣的真相：中國詩是中國的，也是全人類共同的財富﹔中國詩被翻譯的過程，也是被重新“發明”的過程。 （譚夏陽 作者系詩人、文化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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