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校門。 新華社發

西南聯大學生在做實驗。 新華社發

穆旦寫給唐振湘的信件。 資料照片

聞一多

掃碼收聽 一級演員、北京人民藝術劇院孫星配音

朱自清

掃碼收聽 一級演員、原總政話劇團劉紀宏配音

張伯苓

掃碼收聽 一級演員、中國煤礦文工團瞿弦和配音

浦江清

掃碼收聽 配音演員王磊配音

蔣夢麟

掃碼收聽 配音演員任亞明配音

穆旦

掃碼收聽 原解放軍藝術學院教授曲敬國配音

94年前的今天——1931年9月18日，日軍悍然發動侵華戰爭。在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關頭，中國人民在白山黑水間奮起抵抗，成為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起點，同時揭開了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序幕。

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后，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三所高校被迫南遷，幾經輾轉安頓在雲南昆明，組建西南聯合大學。在抗戰艱苦條件下，西南聯大賡續中華民族文化血脈、為國家培養人才﹔廣大師生遵循剛毅堅卓的校訓，滿懷科學救國的理想，大批學生投筆從戎、效命疆場，譜寫了可歌可泣的愛國主義篇章。

本期“人民家書”摘編了西南聯大6位學人的珍貴家書，講述家書背后的動人故事。他們以筆為矛、以學為盾，在艱難歲月中守護文化火種，用教育延續民族精神。值此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之際，讓我們重讀這些珍貴的家書，在字裡行間觸摸那個年代知識分子的擔當與堅守，重溫中華民族在苦難中淬煉出的精神脊梁。

——編  者

聞一多：

臨大搬到昆明，搬出好幾個胡子

（1938年4月30日）

貞：

我們自從二月二十日從長沙出發，四月二十八日到昆明，總共在途中六十八天，除沿途休息及因天氣阻滯外，實際步行了四十多天。全團師生及伙夫共三百余人，中途因病或職務關系退出團體，先行搭車到昆明者四十余人，我不在其中。教授五人中有二人中途退出，黃子堅因職務關系先到昆明，途中並時時坐車，袁希淵則因走不動，也坐了許多次的車，始終步行者隻李繼侗曾昭掄和我三人而已。

我們到了昆明后，自然人人驚訝並表示欽佩。暢今甫在長沙時曾對人說，“一多加入旅行團，應該帶一具材走”，這次我到昆明，見到今甫，就對他說“假使這次我真帶了棺材，現在就可以送給你了”，於是彼此大笑一場。途中許多人因些小毛病常常找醫生，吃藥，我也一次沒有。現在我可以很高興的告訴你，我的身體實在不壞，經過了這次鍛煉以后，自然是更好了。現在是滿面紅光，能吃能睡，走起路來，舉步如飛，更不必說了。

途中苦雖苦，但並不象當初所想象的那樣苦。第一，沿途東西便宜，每人每天四毛錢的伙食，能吃得很好。打地鋪睡覺，走累了之后也一樣睡著，臭虫，革【虼】蚤、虱實在不少，但我不很怕。一天走六十裡路不算麼事，若過了六十裡，有時八、九十裡，有時甚至多到一百裡，那就不免叫苦了，但是也居然走到了。至於沿途所看到的風景之美麗、奇險，各種的花木鳥獸，各種樣式的房屋器具，和各種裝束的人，真是叫我從何說起！途中做日記的人甚多，我卻一個字還沒有寫。十幾年沒畫圖畫，這回卻又打動了興趣，畫了五十幾張寫生畫。打算將來做一篇序，敘述全程的印象，一起印出來作一紀念。畫集印出后，我一定先給你們寄回幾本。還有一件東西，不久你就會見到，那就是我旅行時的相片。你將來不要笑，因為我已經長了一副極漂亮的胡須。這次臨大搬到昆明，搬出好幾個胡子，但大家都說隻我與馮芝生的最美。

昆明很象北京，令人起無限感慨。熊迪之去年到這裡做雲南大學校長，你是知道的。昨天碰見熊太太，她特別問起你。許多清華園裡的人，見我便問大妹。鶴雕兩人應記得毛應斗先生，他這回是同我們步行來的。這人極好，我也極喜歡他。

今天報載我們又打了勝仗，收復了郯城。武漢擊落敵機廿一架，尤令人奮興。這樣下去，我們回北平的日子或許真不遠了。告訴趙媽不要著急，一切都耐煩些。她若寫信給大司夫，叫她提一筆說我問過他。

你目下經濟情形如何？每月平均要開支多少，手中還剩多少？日子固然不會過得太好，但也不必太苦。我只要你們知道苦楚，但目下尚不必過於刻苦，以致影響到小兒們身體的發育。大舅在何處，他家情況如何，盼告我。

多  

四月卅日在昆明  

▶▶▶家書背后

1932年8月，聞一多（1899—1946）任清華大學國文系教授。盧溝橋事變爆發后，清華和北大、南開都遷至長沙，合組長沙臨時大學，簡稱“臨大”。聞一多接到清華校長梅貽琦的信后，決定推遲休假到長沙任教。由於戰局急劇惡化，三校又奉命遠遷昆明，組成西南聯大。

從長沙西遷昆明是分為兩路走的。一路約有800人，從長沙搭被炸得瘡痍滿目的粵漢路火車到廣州，由廣州坐船到香港，再由香港轉到海防，然后又從海防搭滇越鐵路到達昆明。他們由火車轉輪船，再由輪船轉火車，全程約耗10至14天。另一路包括300名左右男生和少數教授，他們組織了一個徒步旅行團，從長沙穿越多山的貴州省一直步行到昆明，全程3500裡，耗時兩個多月。

聞一多參加的就是第二路“湘黔滇旅行團”，想通過這次徒步橫穿湘黔滇三省體察國情民情。此時，聞一多已年近四十，身體狀況並非最佳。出發前，有學生擔心聞一多的身體勸他坐車，聞一多說：“國難期間，走幾千裡路算不了受罪。再者，我在15歲以前，受著古老家庭的束縛，以后在清華讀書，出國留學，回國后一直在各大城市教書，過的是假洋鬼子的生活，和廣大的農村隔絕了。雖然是一個中國人，而對於中國社會及人民生活，知道的很少，真是醉生夢死呀！現在應該認識認識祖國了！”1938年4月28日，“湘黔滇旅行團”隊伍到達昆明城。兩天后，聞一多給妻子高孝貞寫下了這封家書。

堅持步行，他內心很自豪。在長沙時的玩笑話，盡顯教授間的幽默和聞一多的豁達。

1946年5月4日，西南聯大正式宣布解散。7月11日，西南聯大最后一批學生於早晨7點離開昆明北上。當日，“抗戰七君子”之一李公朴被國民黨特務暗殺於昆明街頭。4天后，聞一多在雲南大學致公堂舉行的李公朴追思會上，發表了痛斥國民黨特務、呼喚新中國的氣壯山河的“最后一次講演”，會后被國民黨特務暗殺於西南聯大教師宿舍門前。

聞一多以生命詮釋了何為不畏強暴、威武不屈的民族氣節，何為舍生取義、視死如歸的士人風骨。

（孫亞慧）  

朱自清：

“喚起民眾”正是教育者的責任

（1940年6月26日）

桂萼先生：

您主編的《警鐘》，我已見到兩期了。你們的努力，我是很敬佩的。

張興旺先生來，談起雙江離昆明有二十八站路。在這樣遙遠的邊區，《警鐘》真是特別需要﹔聽說你們諸位編好了稿子，得拿到省城來印，這種毅力真是可驚。在大城市裡，見到的出版物太多，覺得不稀罕。但在雙江這樣的地方，能有像《警鐘》的刊物，確是不容易。平常覺得文字宣傳的力量，似乎並不怎樣大﹔但雙江唯一刊物的《警鐘》，我相信力量一定宏大。這一方面是雙江民眾最適宜的精神的糧食，一方面也是雙江民眾對外的喉舌﹔我們讀了這刊物，引起了對於邊區的興趣和關心。

前在報上見到，您所在的雙江師范，還編有叢書。這想來也是你們諸位的工作。這種工作，和《警鐘》相輔而行，真是相得益彰。從前說“開通民智”，現在說“喚起民眾”，這正是教育者的責任。在這抗戰時期，教育者這種責任，尤其重大。可惜許多教育者忽略了這種責任。你們諸位這樣孜孜不懈的努力，實在是我們教育的好榜樣。我說教育者，也包括著文藝工作者。你們諸位確是站好了教育的崗位和文藝的崗位，將來的影響一定很大。大城市的人應該看著你們諸位的榜樣，鞭策著自己向前去。

敬祝

進步！

朱自清  

一九四〇年六月二十六日 昆明  

▶▶▶家書背后

1940年，戰火的陰影籠罩中國。正在西南聯大任教的朱自清（1898—1948）寫下一封信，寄給了彭桂萼。

彭桂萼是邊疆教育實踐家、學者與愛國詩人，活躍於抗戰時期的文藝和教育界。西南聯大期間，他與朱自清等文藝前輩保持密切交往，並帶領學生開展抗日宣傳。在雲南雙江簡易師范學校，他倡議成立“警鐘文學社”，並主編《警鐘》季刊。《警鐘》以宣傳抗日救亡為宗旨，刊登了大量喚醒后方民眾反抗日本侵略的作品，朱自清本人也曾為《警鐘》撰稿，以實際行動支持邊區文藝事業。

在遙遠的邊區，一份刊物、一篇文字就是喚醒民眾的火種。朱自清在信中稱贊《警鐘》是“精神的糧食”，也是“對外的喉舌”，是大城市人的榜樣和鞭策。在他看來，文藝工作者也是教育者的一分子，肩負著喚起民眾的責任。

1937年隨清華大學南渡后，朱自清輾轉來到昆明。在物資極度匱乏的環境裡，他曾以變賣衣物貼補家用，但他的文化擔當與民族大義毫不動搖，堅持教學與寫作。在西南聯大，他繼續開設中國文學史、古典詩文等課程，培養青年學子，並在課堂與文章中強調民族精神。與此同時，他把目光投向邊區文藝事業，關切那些在艱難條件下仍努力辦刊、寫作的同道。這封情真意切的書信，正是西南聯大知識分子“弦誦不輟”的精神寫照。

（劉  峣）

張伯苓：

抗戰停止之日，亦即三校復校之時

（1942年3月）

夢麟、月涵先生台鑒：

敬啟者：苓年來宿疾時發，又加參政會駐會委員會不時開會，未能赴昆明協助校務，不勝歉仄。諸蒙偏勞，心感！心感！

太平洋戰爭爆發，暴日徒自速其敗，雲我與同盟國之最后勝利為期當不在遠。而我抗戰停止之日，亦即我三校復校之時。展望將來，彌感興奮。

關於敝校復校事，擬先作人事上之准備。現時敝校教授人數在西南聯大佔全數不及十五分之一，較之敝校戰前相去懸殊，將來復校必感才荒。前此因無急需，敝校遂未多聘新人。茲為復校計，不得不有所增聘，以為復校之准備。

先生愛護敝校素所銘感，且我三校本以往一貫合作之精神及將來互相協助之友誼，區區之意，定荷贊助。除詳情請楊石先、黃子堅、陳序經三教授面商外，特此函達，至祈鼎力玉成，不勝感禱。

專此，順頌教安

▶▶▶家書背后

1942年3月，太平洋戰爭爆發不久，時任南開大學校長的張伯苓（1876—1951）寫信給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北京大學校長蔣夢麟，展望抗戰勝利后的學校重建大業。

雖因宿疾和參政會事務未能常駐昆明，張伯苓卻始終牽挂這所臨時大學的命運。他堅信，正義必將戰勝侵略——“抗戰停止之日，亦即我三校復校之時。”同時，他也敏銳地看到，抗戰期間，大量師生流離失所，教育體制遭受重創，未來復校時勢必面臨師資不足的問題。因此，他主張提前增聘教授，未雨綢繆。

這封家書語氣謙和，透出一位教育家深沉的憂慮與遠見。“七七事變”后，南開大學校舍遭日軍轟炸，張伯苓大義凜然：“敵人所不能毀者，南開之精神。”這種信念，與他在這封信中強調的“復校先育人”一脈相承。

自1938年西南聯大在昆明建校以來，3位校長在聯合辦學中並肩攜手，共同守護戰時中國高等教育的火種。抗戰勝利后，西南聯大完成歷史使命，北大、清華復員北平，南開重建天津。面對師資短缺問題，各校積極延攬新進學者，並啟用西南聯大培養的青年教師以彌補空缺。

重讀這封書信，我們看到的不只是張伯苓的心聲，更是3位校長共同的家國情懷與教育擔當。在民族危亡之際，他們以教育延續民族的精神與希望，共同支撐起戰時中國高等教育的脊梁。

（劉  峣）  

浦江清：

被窩已自己能縫，襪子也自己能補

（1943年1月9日）

企羅：

多時未寫信，因在研究所中趕一篇文章，即付學報出版之故。現文章已告一段落，可以閑談了。聞上海生活甚高，我們這裡也在高山尖兒上，在內地推為第一。公米到八百元一石。我們的薪津是原薪加生活津貼若干、再加米一石（折價），每月大約有千六七百元。但是一個人用度，每月超出千元。省則也要千元。

比較起來，教界人甚苦，而聯大畢業生他們找到事情，往往薪水在老師之上。因為昆明有錢的人仍多，所以市面極繁榮。各種東西都有。三五牌紙煙在小攤上可得，白錫包等極不稀奇。聯大教授們抽本地紙煙，每包二元五角，其劣可知。除粽子不見外，此地吃的東西，可說是樣樣都有。但是我們不能享受。在城中不免見了口饞，所以用錢便費，到鄉下便一切斷念。

我們在鄉下及城裡的包飯是每月五六百元，城裡好些，每頓有肉，牛肉每斤十七元、比豬肉便宜一半，所以常吃紅燒牛肉。鄉下則每隔二天，有時候隔一天，吃一次肉。我除一天三頓飯外，每天早上吃一個或兩個煮雞蛋（每個一元五角），每晚八九點鐘吃烤白薯一隻（約二元），水果不能常吃，花生米則買生的自己炒，便宜不少。在營養上是可以的。

我們系裡，一多最窮，其家尚維持一用人，乃是北方同出來的老媽子，年紀六十歲了，要推給別人也不容易。佩弦也窮，上次進城，檢出一件皮袍、兩樣磁器付拍賣行。大概東西帶在這裡多的，還不要緊，賣去一個毯子，可以貼好幾個月。一件皮大衣，要一萬元以上，一部《辭海》可賣七八百元。

至於城裡警報，偶或有之，但均不妨事。鄉下更為安靜。我的身體，還不能恢復到在上海時一樣，因為福建帶來的瘧疾，余勢尚在，有時疲勞后，要發小寒熱。但比初到時，身體已好得多了。單人生活，頗有進步，例如被窩已自己能縫，襪子也自己能補，小衣服自己能洗，被單等則聞家老媽子洗。

另外，做菜也有點趣味想學，這裡有人能做菜，唯仆人不聽其指揮。要麼自己動手，要麼一切聽他。想吃鹵白菜、薰青豆等，此間無之。上次在一個南方粥店內吃過一次粥，兩碗粥，兩碟菜，一碟是油花生，一碟是素炒豆腐干青蠶豆等，一算賬是廿三元！此間有新蠶豆上市，亦一奇也。

江清  

▶▶▶家書背后

浦江清（1904—1957），上海人，著名古典文學研究專家，學識淵博、通貫中西。1936年，他和張企羅結為連理。1937—1945年間，浦江清先后在長沙臨時大學、西南聯合大學、上海暨南大學任教。戰時關山阻隔，夫妻相聚甚少，情感交流主要訴諸紙筆。勝利后，浦江清和張企羅把兩地書合在一起，后人珍藏至今，視為傳家寶。

戰時，浦江清關心憂思之事很多，上到國家前途、戰局變化，下至親人安康、兒女教育，都使他牽挂焦慮﹔再加上物價飛漲、薪水微薄，為了多給家裡匯生活費，他又盡量克扣自己。然而，在家書中，他的用語卻不乏幽默與亮色，清貧的生活在他筆下顯得饒有情趣。這既是為了安慰妻子，更是因為他有崇高的理想與信念，那就是堅信抗戰必勝、中華文明必將綿延長久。

這封寫於1943年1月9日的家書，呈現了當時的真實生活景象。當時是抗戰相持后期，物價飛漲，知識分子入不敷出。當時米價已達每石800元，而教授們的月薪加津貼不過一千六七百元，維持基本生活便顯拮據。在艱苦環境中，教授們不得不自力更生。浦江清提到的生活細節，反映了知識群體在戰時的普遍處境，凸顯出戰火之下學者“困厄中自立”的風貌。

從浦江清的家書可以看出，即便研究環境簡陋，愛國知識分子們依舊在戰火中維持學術，守護精神火種。這正是西南聯大精神的寫照，也是深沉的家國擔當。

（周姝芸）

蔣夢麟：

欲求聯大之成功，故不惜犧牲一切

（1943年1月2日）

適之兄大鑒：

數月前上一書想已收到。兄卸職后，以行止一時未能決定，故未作函奉候。現聞兄尚有若干時勾留，未識任何工作？弟意兄可在美任教，暫維生活，此時似可不必急於回國，醫言不宜高飛，何必冒此一險而強行。戰后國家大事，即以文化教育而論，頭緒紛繁，吾輩均須努力以赴之，以求成績於百年之后。

兄在任五年，對於國家已有極大貢獻，此時稍作休息，誰其能非之。聯大苦撐五載，一切緣軌而行，吾輩自覺不滿，而國中青年仍視為學府北辰，盛名之下，難付其實。圖書缺乏，生活困苦（物價較戰前漲百倍以上），在此情形之下，其退步非人力所可阻止。弟則欲求聯大之成功，故不惜犧牲一切，但精神上之不痛快總覺難免，有時不免痛責兄與雪艇、孟真之創聯大之議。數月前在渝，孟真責我不管聯大事。我說，不管者所以管也。但我三年以來，兩年中著一本《書法之原理與技藝》，近月來著成第二冊。其首冊曰“書技”，次冊曰“書藝”。自四二年一月起，夙興夜寐，從事學習英文，亦稍覺進步，去年盡力精讀，用字造句絲毫不肯放鬆，蓋以書法而應用於文字也。

弟今五十八矣，以將近花甲之年，而雄心如此，得毋被人笑為愚而迂乎？然吾之用意，在立身教以啟后學耳。吾家有長壽種，先嚴八十無疾而逝。近來衛生與醫學進步，弟希望能至八十以上，或有二十余年可為國效力。以此二十余年中，以三事為目的。一弄書法，二辦學校，三寫英文（使西洋能真正了解中國）﹔如精力就衰，先去寫英文，繼去學校，最后以書法終吾身。聯大與弟個人之事，大致如此，願與兄一商北大校事。

方針：以北大之向來一貫政策，並蔡先生治學立身之精神為基礎，戰后在北平創立一文史與自然科學之中心，而以社會科學與應用科學附之，而尤以文史為中心之中心。外國文：凡學生無論習何科，必通一外國語，而習國文者尤所必需。此點不必詳說，而兄當與弟同意也。群性、個性均加以適當之訓練。學科程度當加以嚴格之訓練，以期一般程度之提高，不及格者飭令留級或退學。請美國大學在北大設講座，並准派學生數人留學美國大學，而給以獎學金（Scholarship）。此事當與各大學個別接洽。此事請兄在美便中接洽，未識可行否？

此請旅安，並賀新禧

弟夢麟啟  

一月二日  

▶▶▶家書背后

1943年初，正值抗戰戰略相持時期。1月2日，身為北京大學校長，同時與梅貽琦、張伯苓一道主持西南聯大的蔣夢麟（1886—1964），寫下了一封長信，寄往大洋彼岸的胡適。這封家書既是對朋友的關切之語，更是對民族教育命運的深沉思考。

蔣夢麟在信中勸慰胡適，戰時國家大事紛繁，教育重建任務艱巨，希望胡適暫且留美，從事學術研究與文化交流。蔣夢麟在信中坦言，西南聯大在極為簡陋的條件下苦苦支撐，書籍稀缺，物價飛漲，師生生活困頓，自己也面臨著沉重的心理壓力，但他堅定著“欲求聯大之成功，故不惜犧牲一切”的決心。

在困境之中，蔣夢麟依舊夙興夜寐，學習英文，練習書法，希冀在有限的歲月裡辦好學校，通過英文寫作使西方真正了解中國。更重要的是，他在信中為戰后北大的復興描繪了藍圖：以文史與自然科學為中心，輔之以社會科學與應用科學﹔所有學生必須精通一門外語﹔強調群性與個性的培養﹔實行嚴格的學業考核﹔與美國大學建立聯系，設立講座並派遣留學生……這些設想，既延續了蔡元培時期北大的精神傳統，又著眼於中西交流與現代大學制度建設。

“戰后國家大事……吾輩均須努力以赴之，以求成績於百年之后。”這封書信讓我們看到，一位教育家如何在戰火中堅守，在民族危亡的年代胸懷長遠，以百年為尺度思考民族教育的未來。

（劉  峣）

穆旦：

心中有物，良心所迫，不得不寫一點東西

（1944年11月16日）

振湘：

你的信今日收到，真是意料之外的，你竟在貴陽了。你自到零陵，就不自主的來了個長途旅行，看你的信非常有現實性和戲劇性，一方面覺得有趣，一方面羨慕你的機遇，在這些被征同學中，你的變動該算最大，見聞最新。只要不死，（好在你還能逃難）我想一得休息，你會寫下點什麼來的。現在是，不是先有文學興趣而寫作，而是心中有物，良心所迫，不得不寫一點東西的局勢。

我們這邊都談論，關心，而且呈現動搖。很大的苦悶壓在人的心上。前后左右都悲觀，有了別國的光榮，更顯得自己的不成。這一些，還是不去提它罷。

我還清楚記得那晚送別你在小館和你吃水餃喝酒的情形。每次讀你信，都和那情景一比，覺得真是差遠了。你這一年真不算白過。你要去昆明，不知是否官派，如無必要，何不到渝一行？昆明和貴陽一樣，有點緊張，你若到那裡，又是掉在老生活圈子了。自然，你很懷念，我知道。

江瑞熙仍在金碧路426號德華行裡住，他在機場作事。你以前來信，我都給他看過了。我曾給你往柳州寄一信，不知你看到否？

我的生活如常，每日工作不多，看看書，玩玩，很應了人們勸我“安定一下”的話。這裡有《華聲》半月刊是清華同學辦的，你如有稿，可寄我轉去。

望你多來信，寫多點，我也好知道些外間變動。再談了，祝好。

良錚  

十一月十六日  

▶▶▶家書背后

穆旦（1918—1977），原名查良錚，中國現實主義詩人、翻譯家。1935年，穆旦考入清華大學﹔抗戰爆發后，隨校遷往昆明，發表了《合唱》《防空洞裡的抒情詩》《從空虛到充實》等作品。1940年，他從西南聯大畢業，留校任助教。1942年，穆旦作出了投筆從戎的決定，響應國家“青年知識分子入伍”的號召，以助教身份報名參加中國入緬遠征軍，任中校翻譯官，奔赴緬甸抗日戰場。后來，他根據入緬作戰經歷創作了《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阻滯的路》《活下去》等作品。

收信人唐振湘，又名唐懷，筆名白煉，1940—1944年就讀於西南聯大法商學院，曾從軍任翻譯。1944年，抗戰進入相持到反攻的關鍵階段。知識分子們一方面承受著戰局帶來的不安，另一方面思索如何以自己的方式回應民族苦難。穆旦在這一年的11月16日寫給唐振湘的這封信，正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中產生。

穆旦回憶二人分別時場景，那是戰亂中的溫暖瞬間。然而一轉眼，唐振湘已輾轉漂泊，親歷動蕩戰事。這不僅是個人命運的寫照，也是一代青年的縮影。青年們在苦悶中尋找出口，文學便是他們的戰斗。穆旦的詩與信件，如子彈與號角，把個人情感與民族命運緊密聯結。

（周姝芸）  

感謝相關研究專家張曼菱、金富軍、余浚、陳奇佳、易彬、龍美光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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