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6月8日起，青海瑪多縣扎陵湖北岸發現的一處刻石，在學界掀起一場近年來少有的公開學術爭鳴。一時間，刻石時間真偽之辯，刻石內容釋讀之辯，專家學者從不同角度探討，各抒己見。

9月15日，國家文物局召開新聞發布會，公開了經過兩次實地考察研究的數據和最終結論，認定此處刻石為秦代刻石，定名為“尕日塘秦刻石”。

刻石基本情況

文字刻鑿壁面總長82厘米，最寬處33厘米。刻石全文共12行36字，外加合文1字，共37字，文字風格屬秦篆。

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長王進先介紹，尕日塘秦刻石位於青海果洛州瑪多縣扎陵湖北岸尕日塘坡地，距湖岸約200米，海拔4306米。

刻石所在的扎陵湖區域屬典型的高原大陸性氣候，地表植被稀疏，是青海省高寒地區之一，冷暖季干濕分明，冬季嚴寒漫長，夏季短促，溫涼多雨。當地含氧量在15%~27%之間。經2025年7月21日現場實測，含氧量為20.2%。因刻石處於現三江源生態保護區內，目前附近無常住人口。

文字刻鑿壁面總長82厘米，最寬處33厘米，刻字區面積約0.16平方米，距地面約19厘米。全文共12行36字，外加合文1字，共37字，文字風格屬秦篆，保存較完整的文字信息為“皇帝/使五/大夫臣□/將方□/採樂□/陯翳以/卅七年三月/己卯車到/此翳□/前□可/□百五十/裡”。

調查研究情況

工作專班通過現場調查、科學分析，獲取了刻石 的科學研究數據，並調集石質文物研究與保護、秦漢考古、古籍文獻和書法篆刻等領域專業人員集中科研攻關，形成考古調查報告。

6月8日，國家文物局致電青海省文物局，要求加強刻石現場保護措施。

6月13日至14日，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和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組建工作專班，對刻石開展了高精度多維度數據採集與初步現場考古調查與勘探工作。調集石質文物研究與保護、秦漢考古、古籍文獻和書法篆刻等專業人員，通過現場調查、科學分析，獲取了刻石本體與保存現狀、賦存環境等科學研究數據。

7月15日至18日，國家文物局又組織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陝西省考古研究院、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組建專家組，再次對刻石及周邊區域開展現場考古調查與勘探工作，並形成考古調查報告。其間，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對刻石文字數據再次開展了高精度數據採集工作。

最終形成的調查研究報告分為三個部分：一是調查總體結論﹔二是刻石數據採集、鑿刻工藝分析、賦存環境調查，以及刻石岩體岩性與風化特征﹔三是刻石田野調查、銘文識讀、文獻梳理和地望考証、價值分析。

刻石文字識別

採用高精度信息增強技術對刻石進行數字化採集。在此基礎上，逐一對刻石文字進行提取分析，並採用微距攝影技術，對刻痕微觀特征進行了數據採集。

據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副院長李黎介紹，為獲取刻石的詳細文字信息，工作專班採用了高精度信息增強技術。該項技術可在對文物本體沒有任何接觸和損害的前提下，進行數字化採集，並且能夠提取出清晰的文物本體的原始圖像、紋飾以及文字信息。再通過對採集數據的分析、處理、應用，可將清晰度提高40%~90%。比如，刻石中“卅七”原釋為“廿六”。經分析信息增強處理后的筆畫，可見原釋讀為“廿”字的中間存在一豎，應釋為“卅”﹔原釋為“六”字左側豎向筆畫應為岩體剝落邊界，而非刻字筆畫，應釋為“七”。

通過信息採集和提取，專家們獲取了尕日塘秦刻石的正射影像圖、高清數字線圖、高清電子拓片和高清渲染圖。單張圖像分辨率不低於600萬像素，共計採用500張、60Gb影像數據，並經過影像數據校色處理、紋理影像數據與三維模型數據映射處理﹔還要對圖像幾何錯位、色差偏差調整，確保紋理圖像分辨率不低於8K。在此基礎上，他們逐一對刻石文字進行提取分析，並採用微距攝影技術，對刻痕微觀特征進行了數據採集。李黎表示，根據文字提取結果，刻石文字具有顯著的“因形布字”特點，文字風格統一，屬典型秦篆。

刻石賦存環境

刻石岩體與山坡、扎陵湖形成“背山面水”的景觀，整體營造出山體擋風、水域調節微氣候的效果。具備人類避風停留進行刻鑿的自然環境。

專家們調查了刻石所在地的地理地貌、地層岩性、氣候環境等，並對刻石周邊的文物遺存進行了田野調查。

王進先介紹，扎陵湖沿岸屬弱侵蝕剝蝕的高原低山丘陵帶，處於黃河源區扎陵湖北側斷裂帶上。湖北岸山體受水流沖蝕，被分割為多個不規則形矮山與緩坡。刻石所在坡地向北背靠矮山，南側緊鄰扎陵湖北岸縣道，湖濱平坦開闊，與東、西兩側沖溝構成相對獨立的區域。“相較良好的地貌條件，使這裡成為現在行者、牧人臨時停留扎寨的適宜區。地名‘尕日塘’藏語意為‘往來歇息之平地’，與刻石所處區域地貌特征也基本吻合。”王進先說。

經現場調查，在尕日塘秦刻石所在坡地上，自然裸露有13處大小不等的岩體，組成6級近東西向的條帶狀陡坎，暴露長度約在5~30米之間。刻石所處區域內多數岩體暴露最大高度處於1米左右，表面較為粗糙。這些岩體系形成於約2.5億年前的三疊系砂岩。

尕日塘刻石就刻在第三級陡坎的2號岩體近底部一個相對光滑平整的岩面上。2號岩體最大暴露高度達2.7米，東西長22.6米，向南面向扎陵湖，岩體幾乎與地面垂直，底部略內凹。岩體南側坡面較平緩，臨近岩體附近有一東西長約20米、寬約5米的半月形平台。刻石面向東南，受本地區主導風向（西北風）侵蝕較弱。刻石岩體與山坡、扎陵湖形成“背山面水”的景觀，整體營造出山體擋風、水域調節微氣候的效果。

王進先還表示，從尕日塘刻石的岩體結構、岩面平整程度，以及岩體附近地面與微氣候環境等因素看，在該區域內，隻有刻石所處的2號岩體具備人類避風停留進行刻鑿，且有利於刻石長期留存的自然環境與氣候條件，這點體現出古人在刻石選址方面的智慧。

刻石本體特征

刻石岩性為“中細粒長石石英砂岩”，屬高磨蝕性岩石，有自然風化痕跡。刻石未檢出鎢、鈷等金屬元素，排除利用現代合金工具鑿刻的可能。

李黎向記者較為詳細地介紹了工作專班對刻石本體特征進行的檢測分析。

在刻石岩性基本物理性質方面，一是採用岩石薄片鑒定方法，鑒定刻石岩性為“中細粒長石石英砂岩”﹔二是採用細觀實時加載—圖像觀測與採集試驗系統對刻石的力學強度進行測試，結果表明岩石的單軸抗壓強度平均值約為48MPa﹔三是採用岩石磨蝕伺服試驗儀測試了樣品的耐磨性，結果表明，磨蝕指數為3.7，屬於高磨蝕性岩石，是刻石歷經自然風化尚能保存至今的關鍵因素。

在刻石刻痕特征方面，工作專班採用微距攝影技術採集了刻石文字筆畫的刻痕特征，對刻字筆畫的深度、寬度、截面積進行統計分析。結果表明，刻痕寬度均勻。

李黎以“臣”字為例進行了說明。“臣”字共採集6個筆畫、共計60處剖面，刻痕寬度平均值為4.17毫米﹔刻痕兩側都有不規則崩裂現象，刻痕底部多為平底形﹔刻痕中可見鑿刻頓挫產生的顯著痕跡，存在刻痕頓挫的筆畫佔比約80%，証實了刻石系採用平口工具，斜方直接入石刻制而成。

此外，他們還利用便攜式熒光光譜儀，檢測出刻字區域和非刻字區域的元素成分差異較小，其主量元素均為硅和鋁，佔比約為80%。特別值得強調的是，均未檢出鎢、鈷等金屬元素，排除利用現代合金工具鑿刻的可能。

在分析刻石風化程度時，他們使用了自動礦物分析電鏡。李黎特別介紹，它可以把樣本放大到200萬倍，配備自動礦物識別和分析軟件，分辨率可達1.0um像素，數據庫包括2000多種礦物，是世界先進的新一代礦物學電鏡。檢測結果表明，刻字表面和刻石表面非刻字區均含有綠泥石、伊利石等風化次生礦物，証明刻字區域和非刻字區域均經歷了漫長的風化作用，形成了成分和結構類似的風化層，據此可排除其為現代新刻的可能。他們提取“裡”字內微量粉末樣品進行分析，發現樣本中含有相對較高的錳鋁綠泥石，不易風化，呈黑色，其重量百分比為0.09%，而刻石非刻字區的錳鋁綠泥石重量百分比為0.01%，這是刻痕呈黑色的主要原因。

刻石周邊遺跡

尕日塘刻石所處的扎陵湖區域應屬古代人類活動區域，並非人跡罕至。刻石西南側湖濱灘地可能存在地下遺存。以刻石為中心的150千米范圍內，已發現文物遺存共75處。

王進先向記者介紹，經現場勘察，刻石岩面處地面隆起，明顯高於周邊。初步勘探結果顯示，刻石南側平台表土層厚約0.1~0.24米，以刻石岩面處表土層最厚，表土層以下存在較多石塊。

此外，在刻石岩體西南側約10米處，發現一處近圓形凹陷，直徑1.1~1.3米，下凹深度約0.15米，似打破1號岩體，懷疑為古代遺跡。這些跡象很可能與刻石的刻鑿時期遺存相關。調查期間，在刻石所處坡地暴露的其他岩面上均未發現其他古代人為刻畫痕跡，在刻石附近地表未發現崩落的刻字殘石片與任何古代遺物。

根據瑪多縣第四次全國不可移動文物普查人員提供的線索，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對刻石西南側湖濱灘地進行了高密度調查，發現了陶器殘片，証明該區域可能存在地下遺存。在刻石東北約2千米的湖漫灘與山坡交匯處，調查發現有疑似石棺葬2座，推測附近有石棺葬墓地。

經梳理第四次全國文物普查數據，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以刻石為中心的150千米（約合秦漢360裡）范圍內，已發現舊石器時代、夏商周時期至近現代文物遺存共75處。其中，在62.25千米（秦漢150裡）為半徑區間內，已發現文物遺存數量為6處﹔在62.25千米（秦漢150裡）至103.75千米（秦漢250裡）半徑區間內，已發現文物遺存數量為13處﹔在103.75千米（秦漢250裡）至150千米（秦漢361.45裡）半徑區間內，已發現文物遺存數量為56處。

歷史文獻記載與史地研究成果表明，在隋唐時期，扎陵湖區域應是唐蕃古道入藏之地。以上文物遺存証明：自舊石器時代以來，尕日塘刻石所處的扎陵湖區域應屬古代人類活動區域，並非人跡罕至。

北京大學人文講席教授李零認為刻石的內容大致意思為：秦始皇派五大夫翳率方技等去昆侖採藥，翳乘坐卅七年三月己卯日的車到這裡，翳計算來程約250裡。他認為刻石的最后一句“可/□百五十/裡”尤為重要。他說，“可”字的用法是非常典型的秦漢古書裡的用法，意思是“能夠達到”。“考古調查發現的文物遺存，都是在周圍150公裡、250公裡的范圍內，所以，我覺得刻石這個地點很重要，以它為中心可以構成一個古代的遺跡的范圍。”李零說。

刻石保護計劃

已制定相關考古工作方案，將圍繞扎陵湖、鄂陵湖周邊區域開展系統專項考古調查。還將以原址保護為基本原則指導保護，擇機以適當形式開放。

“對於在刻石周邊發現的疑似古代遺跡，國家文物局有無考慮相關的考古發掘計劃？”針對記者的提問，國家文物局考古司副司長張凌表示，近期，國家文物局已組織青海省文物部門，會同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國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等單位，制定了《青海省環扎陵湖、鄂陵湖2026—2028年考古工作方案》。接下來，將圍繞扎陵湖、鄂陵湖周邊區域開展系統專項考古調查，進一步摸清各個時期考古遺存的分布與保存狀況，著力構建該區域史前至歷史時期的考古學文化譜系，為探討刻石形成的歷史背景提供更多考古實証。她還表示，將加強多學科合作，協調專業單位組建聯合團隊，深入開展考古學與歷史學、文獻學、文字學、環境學、地質學等相關學科合作研究，進一步了解環湖區域的環境演變、人地關系、資源與生業等方面情況，多維度闡釋秦漢時期疆域治理與探索開發青藏高原的歷史進程。

關於尕日塘秦刻石今后的保護工作，國家文物局文物古跡司司長鄧超表示，國家文物局將以原址保護為基本原則，指導青海省文物行政部門組織高水平科研機構，深入識別刻石風險因素，系統保存周邊景觀環境，科學制定刻石保護方案，編制保護規劃，並審慎論証建設保護設施的必要性與可行性，擇機以適當的形式開放。他特別提示，尕日塘秦刻石現場位於三江源國家公園核心區，屬於非開放地區。該地區海拔高，現已進入降雪期，天氣寒冷，請大家不要擅自前往。刻石本身雖然整體結構穩定，但部分岩層有剝落風險，需要科學保護，精心呵護，更不能拓印。（本報記者 李 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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