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泊所遺址出土的“滇國相印”封泥填補歷史空白。 本報記者 劉薇薇 攝

　　出土於石寨山墓地的“滇王之印”（仿制品）。 本報記者 劉薇薇 攝

　　河泊所遺址出土的“滇池以亭行”簡牘等。 本報記者 劉薇薇 攝

　　觀眾參觀“從西南夷到益州郡——戰國秦漢時期的雲南”展覽。本報記者 張雁群 攝

　　在石寨山考古工作站，工作人員正在進行文物修復。 本報記者 王瓊梅 攝

　　沉睡滇池之畔兩千余年的“滇國相印”封泥，近日在雲南省博物館首度與1956年出土的“滇王之印”金印（仿制品）同台輝映，成為考古界與公眾矚目的焦點。這一跨越時空的相遇，連同大量首次集中亮相的簡牘等珍貴遺存，共同勾勒出古滇國從文明璀璨綻放，到逐步融入漢朝統一行政體系，最終成為其下轄“益州郡”的完整歷程，為揭開古滇國消失之謎、實証中央王朝對西南邊疆的早期治理提供了關鍵物証。

　　這些珍貴文物源自“2024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之一的河泊所遺址。該遺址位於昆明市晉寧區上蒜鎮河泊所村附近，是商周至漢晉時期雲南規模最大、文化內涵最豐富的大型中心聚落遺址。2025年7月15日至10月19日，雲南省博物館、雲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共同推出以“從西南夷到益州郡——戰國秦漢時期的雲南”為主題的原創展覽，首次系統呈現河泊所遺址的考古成果，揭開西南邊疆融入中華文明進程的壯闊篇章。

　　首次亮相：邊疆史的“地下檔案”

　　“滇國相印”封泥與“滇王之印”金印（仿制品）的相遇，意義非凡。

　　雲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館員、河泊所遺址發掘項目負責人蔣志龍介紹，“滇國相印”封泥應為古滇國丞相所用官印的印痕，其“滇”字、“印”字的篆書風格與“滇王之印”高度一致，均屬西漢通用字體。這不僅証明益州郡設立后，漢王朝認可的“滇國”實體存在，更清晰地揭示了中央的治理策略——“滇王”由朝廷封賜，象征地方權威﹔“滇相”則由中央直接任命，行使實質管理權，展現了漢王朝“郡國並行”制度下對西南邊疆的智慧經略。

　　河泊所遺址累計出土官印、封泥600余枚。其中，“益州太守章”“建伶令印”等覆蓋了漢代益州郡所轄24縣中的20個地名，如同一張詳盡的行政地圖，清晰勾勒出中央王朝在西南邊疆建立的完整郡縣治理網絡。

　　與官印、封泥同樣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是遺址出土的5萬余枚簡牘。其中一枚寫有“滇池以亭行”的木簡（意為文書經驛亭遞送至滇池縣），揭示了漢代在益州郡建立了與中原內地相同的郵驛系統。在1.4萬余枚文字清晰的簡牘中，包含了官方文書、司法記錄、戶籍名冊、私人書信乃至《論語》典籍等內容。這些沉睡兩千年的文字檔案，為研究漢代益州郡的政治運作、經濟生活、社會結構和文化面貌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第一手資料。

　　遺址還出土了大量建筑構件，如雲紋瓦當、卷雲紋瓦當及帶有吉祥語的“長樂”文字瓦當。尤為重要的是帶有“益州”二字的雲紋瓦當。蔣志龍指出，此類帶有明確郡級名稱標識的建筑構件，在當時通常僅用於官署建筑，為最終確認河泊所遺址即為漢代益州郡的郡治所在地提供了關鍵實証。大型簡瓦、板瓦的發現也印証了此地曾存在高等級建筑群。

　　匠心堅守：淤泥中喚醒千年文明

　　河泊所遺址文物的重現，凝聚著考古工作者數十年如一日的堅守與細致入微的匠心。

　　“河泊所遺址面積達12平方公裡，核心區約3平方公裡，全面了解談何容易。”蔣志龍感慨。發掘面臨的最大挑戰是遺址長期被滇池水系浸泡，水文環境復雜。考古隊創新採用“降水槽”技術，即在探方周邊挖掘溝槽持續抽水，艱難地降低地下水位，使發掘面相對干燥。即便如此，土壤仍飽含水分，部分區域泥濘不堪。

　　為確保不遺漏任何微小文物，尤其是脆弱的簡牘和封泥，考古隊員常常需要徒手在淤泥中細心篩查。“初期缺乏經驗，不敢使用金屬工具，完全依靠戴著手套的雙手，一點點地清洗泥土。”蔣志龍回憶。正是這種近乎苛刻的精細操作，讓寫有墨書的簡牘和珍貴的封泥得以重見天日。

　　文物出土后的修復工作同樣充滿挑戰。一件沉睡水底兩千年的木質古滇井欄，雖結構完整，但因長期浸泡而異常酥脆，修復團隊耗時一年有余才完成脫水加固。考古人員還運用精細的浮選法，從泥土中成功分離出碳化的糧食顆粒，在顯微鏡下辨識出具體種類，從而復原古滇人的農耕生活圖景。展廳中精美的青銅貯貝器，在出土時往往只是大塊的碎片，修復師們耗費心血拼接與修復，才得以再現昔日光彩。

　　探秘古滇：意外收獲與未解之謎

　　河泊所遺址的發掘，也是一個探秘與解謎的過程。2014年，經國家文物局批准，以尋找古滇國聚落和都城為目標的石寨山大遺址考古工作正式啟動。蔣志龍坦言，最初並未預料到河泊所遺址的“雙重身份”。“我們原以為這只是古滇人重要的生活聚落之一。經過10余年持續不斷的田野考古工作，最終確認這裡就是古滇國的都邑所在地。”蔣志龍說。

　　更令人驚喜的是，在追尋古滇都城的過程中，考古隊意外地發現了大量確鑿証據，指向這裡同時也是漢代益州郡的郡治所在。“這是發掘過程中的重大意外收獲。”蔣志龍認為，“此前關於益州郡的具體位置，僅見於史書記載，始終缺乏考古實物的鐵証。”益州郡的設立，標志著西南邊陲正式納入中央王朝的行政版圖，具有裡程碑意義。

　　“滇國相印”封泥的出土本身也充滿意外。它並非在發掘現場直接獲得，而是在對土壤樣本進行后期精細清洗時才被發現。“辨認出‘滇國相印’字樣的那一刻，我非常震驚……”回憶當時的情景，蔣志龍仍難掩激動，“因為史書中對此職位沒有任何明確記載。”這枚小小的封泥，填補了重要的歷史空白，以實物形式確証了西漢初期中央政府通過設置“滇相”這一關鍵職位，實現對滇國有效統治的政治智慧。

　　在博物館展廳，觀眾們在“滇池以亭行”簡牘前駐足觀看，仿佛看到一條穿越時空的驛道，連接起西南夷的“星漢燦爛”與益州郡的“萬裡同風”。河泊所遺址出土的5萬余枚簡牘，不僅是漢代在西南邊疆推行郡縣制的龐大檔案庫，更是中華文明早期“多元一體”格局在西南地區形成與發展的生動見証。

　　目前，石寨山國家考古遺址公園的建設正在積極推進中。規劃包括遺址博物館、標本庫房、滇王墓群展示區、考古工作站、漢代益州郡展示區及文化體驗村落等。雲南省相關部門計劃充分依托深厚的滇文化資源，打造集考古發掘研究、文物展示、學術研習、文創開發與休閑旅游於一體的古滇文化IP。此舉旨在彰顯滇文化在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及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形成進程中的獨特地位與貢獻，致力於將這裡建設成為雲南面向南亞東南亞的文化保護傳承與人文交流中心。

　　“考古是連接古今的橋梁，貴在久久為功。”蔣志龍說，“當前我們正專注於持續的發掘、精心的保護與深度的解讀——努力辨讀簡牘上跨越千年的墨跡，追問那些尚未解答的歷史之謎，這不僅需要嚴謹的專業精神，更承載著為民族解碼文明基因、為未來守護歷史根脈的崇高使命。”

　　河泊所的考古征程仍在延續，那些沉睡於滇池之濱地下的未解之謎正靜靜等待著今人與后來者持續不懈的叩問與探尋。（記者 張雁群 王瓊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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