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華五千年文明的歷史長河中，二十四節氣紀年法是一顆璀璨的明珠。《漢書·律歷志》記載了“黃帝、顓頊、夏、殷、周及魯歷”6種歷法，秦代及漢初使用的顓頊歷，已經出現了很多誤差，從而促使漢武帝進行歷法改革。在漢武帝太初改歷（公元前104年）以前的漫長時間裡，淮南國的八公及3000多名天文、歷法、數學、音律、制造等領域的英才，在前賢歷法研究基礎上，通過持續的天象觀測、推步運算與儀器驗証，於漢武帝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成功研制出二十四節氣紀年法，至今已有2163年。二十四節氣紀年法科學、完整的歷法體系，為后世提供了更為精准的時間參照並惠澤至今，在國家治理、農業生產、社會生活及文化傳承等方面，發揮著巨大的作用。

　　西漢淮南王劉安主持編撰的《淮南子·天文訓》，第一次科學、完整地記載了二十四節氣紀年法。安徽大學文學院教授陳廣忠深耕《淮南子》研究45年，出版相關著作36部，憑借深厚的學術積澱，在其新作《二十四節氣紀年法》（中國文史出版社）中，以《淮南子·天文訓》為核心，以歷代文獻典籍為驗証，揭示了二十四節氣紀年法創立的科學依據，填補了中國歷法史研究的空白。

　　二十四節氣紀年法歷法體系創立的主要依據是：太陽運行的周期規律、根據月相變化設置閏月、北斗斗柄的方位指向、二十八宿的星象坐標定位、十二音律的氣聲共振、七十二候的生態觀測。這6個維度構成相互對應的協同關系：以天體運行規律為基准，結合科學有效的觀測方法、數據推算和生態觀察，將天體運行規律轉化為可量化的時空坐標，這一歷法體系的科學性與多維度的融合，呈現出令人驚嘆的嚴密邏輯。

　　《淮南子·天文訓》中記載：“日月運行，周而復始。”即當太陽、月亮運行至“冬至”點交會，這時北斗斗柄指向正北方，二十四節氣計時開始，四季接連，陰陽變化，周而復始。以此為據，《二十四節氣紀年法》以“冬至”為起點，依照節氣排序，對每個節氣的命名、制定的科學依據，結合民俗、農事、養生、節慶等方面，展開了體系化的闡釋。書中蘊含的豐富知識與研究洞見，系統呈現出二十四節氣紀年法“觀象授時”的科學原理與“天人相應”的文化內涵。

　　自2016年“二十四節氣”被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以來，圍繞其進行的傳承與保護工作不斷展開，媒體的報道持續升溫，由此更需厘清其科學本質與文化內涵，建立正確認知。《二十四節氣紀年法》詳細考辨了“二十四節氣以冬至為首”的科學依據，指出立春因缺少太陽、月亮合朔等關鍵條件，無法取代冬至作為二十四節氣紀年的起始點，只能作為夏歷正月、春季6個節氣的開始。同時，書中還糾正了《淮南子·時則訓》《大戴禮記·夏小正》《禮記·月令》等諸多歷史文獻中，對5個物候現象的錯誤認知，充分體現了作者嚴謹的治學態度。

　　文獻考証作為學術研究的根基，是一項浩大而精細的工程。全書以《淮南子·天文訓》為核心，從甲骨文、金文的字詞考釋，擴展至對歷代典籍及相關文學著作的文化挖掘，構建起兼具深度與廣度的立體文獻網絡。尤為可貴的是，作者並未囿於傳統文獻考據的窠臼，而是將二十四節氣紀年法置於中華文明的整體脈絡與全球視野，通過透視二十四節氣與農耕文明的共生關系、哲學思想的內在呼應、民間習俗的深度關聯，揭示其“天—地—人”結合的哲學智慧，並對這一紀年法走向海外，納入不同文明語境中的傳承發展情況加以考察，呈現其在不同地域文化中的接受情況。

　　《二十四節氣紀年法》以考據之實與義理之思並重的研究路徑，為中華文明的時空認知體系鑄牢了科學、嚴謹的理論根基，在古今對話中激活了古老智慧的生命力，通過解讀天地經緯中的時間密碼，破譯其中所蘊含的宇宙觀、世界觀、自然觀，為構建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當代文明提供了歷史鏡鑒與理論指引。（作者單位：中國藝術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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