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與旅行，是美好人生體驗的重要組成。我們耳熟能詳的“讀萬卷書，行萬裡路”，最早出自明代畫家、書法家董其昌《畫旨》一書。一個是遍覽書中人生，一個是游歷大千世界，這對看似平行的活動，實則從古至今都緊密關聯，它們在歲月的長河中不斷演變，共同詮釋著人類探索自我與世界的永恆主題。

　　古代文人的行旅講求“以文錄景”，他們用文字摹寫風景，並和有過相近觀景體驗的先賢謀求對話，這在古典文學中綿延不絕，形成了穩定的傳統。陸游的《入蜀記》，記錄詩人赴蜀沿途看到的自然景觀和人文萬象，還不斷引用李白、杜甫等前代詩人的詩文，結合現實的所見所聞，將閱讀經驗同旅行體驗加以比照考証，堪稱“讀行合一”的典范。

　　在“以文錄景”之外，還有“以書尋景”。元代地理學家周達觀遠涉真臘（今柬埔寨境內），以8000余字凝練的《真臘風土記》為墨，將高棉古國的文化歷史悉數鐫刻。神奇的是，500多年后，法國生物學家亨利·穆奧正是循著該書的指引，在熱帶雨林中重新找到了吳哥窟遺跡。他為此撰寫了《暹羅柬埔寨老撾諸王國旅行記》，將柬埔寨文明第一次完整地呈現在讀者面前，向世界打開了吳哥窟神秘而華麗的大門。一次旅行引發出另一次旅行，一本書引出另一本書，跨時空、跨文明的神奇對話，印証了讀書和旅行彼此之間的觸發與轉化。

　　“以書尋景”不僅是文人和探險家的專利。對普通人而言，一次旅行的沖動，很可能緣於一本書甚至是一個詞語、一個微小而閃光的意象。書籍好比是風向標，一旦標明美的位置，它就化為一枚磁針，強勢而持久地吸引著一顆顆萌動的心，讓他們透過文字，洞察世間的精彩，產生親自走一走、看一看的沖動。帶上老舍的《濟南的冬天》，到泉城體驗它的活潑與鮮明﹔帶上史鐵生的《我與地壇》，立足古跡之上揣度作家的生命感思……此刻，書籍便化作了連接風景與心靈的橋梁。

　　最近，我讀到很多非虛構的旅行文學作品，比如羅新的《從大都到上都：在古道上重新發現中國》、楊瀟的《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驛道上尋找西南聯大》等。作者不僅在背包內特意放置與旅行地相關的圖書，還依靠豐沛的思辨能力，將自己置於風景的歷史文脈之間，從漫長的歷史信息中尋找同路人，讓先賢的文字記憶同旅行者的個人經歷實現對話。

　　這便帶出了一個問題：帶一本書出行的目的究竟是什麼？很多人會說，帶上一本書，旅途便不孤單，書籍能夠增強場景的代入感，讓旅行更具深度。更重要的是，帶上一本書去旅行，可以看清風景的每一寸褶皺，更能清晰地洞察自己的內心，使精神與想象得以澄明。精神的成長，正是讀書和旅行給予人的豐盈收獲。

　　今天，“帶一本書去旅行”已經從個人情懷演變為熱門的文化現象，構成了“文旅熱”的重要驅動力。尤其是2024年，改編自李娟同名散文集的短劇《我的阿勒泰》在央視一套黃金檔播出，帶火了新疆旅游，彰顯出文藝作品對地方文旅經濟的強大影響力。以書籍為媒，越來越多的人嘗試把抽象的文化基因注入具象的風景坐標，使旅行從“看風景”升華為“讀風景”乃至“塑人格”，在文字與實景的互文中實現了對“詩和遠方”的雙重奔赴，完成了對世界與自我的深刻理解，這正是“讀萬卷書，行萬裡路”衍生出的時代新意。

　　（作者為南開大學文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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