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發現的最早關於雲南地名文字記載的簡牘。

蔣志龍介紹河泊所遺址出土的珍貴文物。

開篇語

近日，國家文物局揭曉2024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終評結果，昆明市晉寧河泊所遺址憑借一系列重大考古發現和重要學術價值成功入選。為展示昆明歷史文化名城建設最新進展，講好昆明推動中華文明保護、傳承和發展的鮮活故事，生動呈現近年來河泊所遺址考古取得的積極成果，今日起，本報連續刊發“河泊所遺址背后的古滇文明系列報道”，為讀者解密河泊所遺址背后的文明歷史。

4月29日，春日的滇池東南岸，目之所及，一片安然景象。當雲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館員蔣志龍穿著紅色馬甲出現在河泊所遺址上蒜鎮第一小學考古發掘點時，天空飄起了一陣春雨，但是他臉上洋溢著笑容，似乎雨水帶來的不是麻煩，而是“接風洗塵”的溫馨。

就在不久前，國家文物局揭曉2024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終評結果，蔣志龍負責的晉寧河泊所遺址憑借一系列重大考古發現和重要學術價值成功入選。

“河泊所遺址所在的雲南滇中地區，是石寨山文化（俗稱滇文化）的核心分布區。河泊所遺址發現於上世紀50年代，是一處商周至漢晉時期的大型聚落遺址，總面積約12平方公裡，主要分布在梁王山、左衛山、金砂山、天女城山、龍潭山圍繞滇池形成的相對獨立的地理單位內。河泊所村至上蒜鎮第一小學區域為遺址核心區，面積約3平方公裡，是石寨山遺址中文化堆積最厚、遺存最豐富的區域。核心區北側為出土著名的‘滇王之印’的石寨山墓地。”蔣志龍對河泊所遺址的一切可謂了若指掌。

說起河泊所遺址，自然避不開古滇國。那是一個以神秘著稱於世的神奇國度，常以“神秘而短暫”來形容，但是，蔣志龍從上世紀90年代就認定，古滇國一定在晉寧。而這個堅定的信念，從一個個出土的實物中得到了証實。

一枚印章 回應一個質疑

“元封二年……滇王始首善，以故弗誅。滇王離難西南夷，舉國降，請置吏入朝。於是以為益州郡，賜滇王王印，復長其民。”這是司馬遷《史記·西南夷列傳》中關於古滇國的記載。

雖有文字記載，但是古滇國是否存在，因缺少實物佐証而一直存疑。

1955年3月，在省政府支持下，雲南省考古工作隊赴晉寧石寨山做第一次試探性發掘，基本確認石寨山屬於一片青銅時代墓群。伴隨著一些精美青銅器的發掘出土，古滇國由此揭開了一層神秘面紗。

真正的轉機發生在1956年11月。當時，考古工作隊在石寨山進行第二次大規模發掘。隨著發掘工作持續展開，各種奇珍不斷出土，一個古代王國的輪廓逐漸清晰起來。在第六號墓底的漆器粉末中，一枚金印被清理出來時，考古隊員們歡騰雀躍起來。當一名考古隊員捧著金印，小心翼翼地刷去印痕填土，“滇王之印”四個典型的漢篆明白無誤地映入眼底。

金印背上蟠著一條蛇紐，回首逼視，兩眼熠熠放光﹔印身四邊完整無損，光彩奪目。雖然印的體積不過方寸，但作為歷史的見証，這方寸之印確乎比千斤還重，它在學術上的意義是顯而易見的。

有了它，古滇國的傳說完全被証實，沉睡了兩千多年的古滇國神秘面紗被揭開。而考古研究也表明，現在的河泊所村可能就是古滇國的都邑所在。

一枚封泥 開封一個國度

要証明一個“古國”的存在，除了墓葬，還需有城池、大型建筑、村庄、聚落和生活痕跡予以佐証。

蔣志龍還記得，上世紀90年代參加考古工作時，他就有了一個理想：一定要找到古滇國的都邑。

但是，因為種種原因，系統考古工作一直沒能實施。很多年過去，蔣志龍已從青年步入中年，他的理想還沒有實現。

2008年，雲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與美國密歇根大學人類學系合作，在滇池盆地發現了70多個滇文化和漢文化遺址。其中，河泊所遺址是規模最大的一處遺址。

2014年，“石寨山古墓群考古工作計劃”獲批實施，圍繞石寨山古墓群和河泊所遺址持續開展考古工作。蔣志龍作為雲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泊所遺址考古項目負責人，一直帶隊工作在考古一線。

時光不負有心人。2019年1月，蔣志龍帶領考古隊員在清理90號灰坑時，驚喜地發現了滇國相印、王敞之印、田豐私印等封泥。

“知道‘滇國相印’封泥出土的意義嗎？它與‘滇王之印’相互印証，不僅彌補了古代文獻關於古滇國史跡記載的缺失，還從實物資料上進一步証實了古滇國的存在﹔更表明漢武帝在設立益州郡、賜滇王王印的同時，也設立了‘滇相’，建立起一套行政管理體系。”蔣志龍說，與封泥一同出土的還有瓦片、陶罐、陶釜以及其他銅質和石質的文物。

一枚簡牘 証實一段歷史

隨著河泊所遺址的考古工作越來越深入，古滇國的樣子也越來越清晰。

文字簡牘的發現，為古滇國描繪了最清晰的輪廓。

“2022年以來，河泊所遺址出土簡牘5萬多枚，其中有字簡牘14000余枚，但多數為殘片。”這些簡牘上清清楚楚地寫著“滇池”“雲南”“成都”等字樣。

河泊所遺址考古工作隊工作人員蘇東曉介紹，有幾枚簡牘記有年代信息，如漢昭帝始元四年（公元前83年）、七年（公元前80年）和元鳳四年（公元前77年），漢宣帝元康二年（公元前64年）。還有一片記有“永建五……”，如果永建是指年號，則是東漢順帝時期（永建五年為公元130年）。結合內容分析，河泊所簡牘屬於兩漢時期。

更加引人關注的是，有兩件文書傳遞使用的封檢均題寫著“滇池以亭行”。相關研究表明，這是秦漢時期封檢題署的常見格式，“滇池”指文書發送目的地為滇池縣，“以亭行”指按亭傳遞（大致十裡設一亭）。這表明漢朝在益州郡建立了郵傳制度。

從“滇王之印”到“滇國相印”，再到有滇池字樣的簡牘，一個個具體的實物証明了古滇國的存在。“短暫而神秘的古滇國，很可能在后來演變為了益州郡。”蔣志龍說，考古發現益州郡郡治與古滇國都邑比鄰，就是最好的証明。（記者趙書勇攝影報道）

來源：昆明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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