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平頂山市葉縣縣衙的官箴碑。紀錄片截圖

官箴，是古代官員士大夫用來警示自己以及同僚、繼任者們的文體。一般讀者更熟悉家訓，家訓存世量也很大，注重的是治家之道，講求的是家族精神的傳承和個人修養。與家訓不同，官箴注重的是為官之道和士人精神的塑造與傳承，代表的是古代官員士大夫的精神，是歷史上一個又一個堅定的文明腳步。

近日，七集系列文化微紀錄片《中國官箴》（第二季）播出，讓大眾的視線聚焦到傳承千年的官箴文化。節目透過官箴典籍、文物實証、歷史人物故事，梳理古代官箴發展脈絡，講述官箴經典的緣起、發展和對后世的影響。

當這些書之典籍的道德訓誡，穿越千年叩響新時代時，一場關於精神標杆的跨時空對話就此展開。我們清晰地看見：古人的精神標杆正在當代人的修身實踐中完成創造性傳承。

官箴起自何時已經不可考，我們隻知道這種文體在西周就已存在。《左傳》說：“昔周辛甲之為大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所謂大史，史官之長。辛甲曾是商紂王之臣，深知商朝的腐朽敗壞始自從王到臣下的精神墮落，希望新興的周王朝汲取教訓，樹立為政的道德規范，於是百官皆作箴。

官箴在中國歷史上延綿不絕，它不是法律，不是強制性規范，那麼是否可說是一紙具文呢？

不能。

它是歷代官員們的精神標杆，更是修身立德的指引燈塔。“取法於上，僅得為中﹔取法於中，故為其下。”這句話就出自唐太宗李世民寫給后世的《帝范》十二篇，堪稱最高等級的官箴。

我們為什麼始終要樹立榜樣？我們為什麼始終要有精神標杆？因為隻有有了榜樣和標杆，才知道方向在哪裡。每個時代都有墮落的人、“現實”的人，但歷史不是他們推動的，每一個歷史進步都是“胸中有光明、眼前有標杆”的人推動的。官箴和家訓的存在，就是告訴我們——理想尚在，目標尚在，讓我們取法於上，知道方向，知道對錯，哪怕僅得其中，也是朝著正確方向邁出的一步。從善如登，從惡如崩，善在哪裡？官箴就是其一。

它是中國人的精神高地，亦是砥礪品行的精神基因。紀錄片其中一集講述了這樣一個故事——東晉吳隱之在前往廣州履新的途中，路過一處泉水，當地傳說喝了此泉之水就會變得貪婪無比，故名“貪泉”。吳隱之認為，人有貪欲才有行為，與水無關，毅然喝下此水，並在秉政期間堅持廉潔。這個故事展現了有操守者的自信，代表著士大夫的精神訴求。

在古代的生產力和教育背景下，民族精神的突出表現就是官員士大夫的精神面貌。官員們奮發有為、朝乾夕惕，是民族精神昂揚向上的標志。官箴體現著君子之風，體現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的持守，體現以民為本的拳拳之心。

托名漢代馬融的《忠經》中說：“為國之本，何莫由忠？”漢賈誼《新書》：“政莫大於信，治莫大於仁。”宋陳襄（傳）《州縣提綱》：“事惟公平可以服人心。”宋呂本中在《官箴》中提出“清、慎、勤”為當官之要。明薛瑄《從政錄》：“大丈夫以正大立心，以光明行事。”清張伯行《卻贈檄文》說：“取一文，我為人不值一文。”《戒石銘》說：“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易民虐，上天難欺。”這句句箴言，體現著忠、仁、信、廉、公，它標志著我們整個民族抵達的精神高地。

它是治政得失的經驗積累，恰為當代人的處世指南。歷代官箴，除了為官原則的表述，還有很多為政經驗的傳遞。例如交友，“君子不黨”曾是中國古代士大夫的行為准則。清石成金《謹身要法》：“居官惟以寡交為第一法。”

在《中國官箴》（第二季）的《擇交》一集中，包拯的故事為我們提供了生動的例証。包拯在年輕時便展現出極高的道德標准。當他與同學在廬州興化寺苦讀時，面對當地富家翁的多次邀請，他堅持拒絕，認為與其交往可能會帶來日后的麻煩。這種謹慎的態度，使他在人際交往中始終保持著清醒的頭腦。同樣，在科舉入京時，盡管與宰相呂夷簡住在同一裡巷，包拯沒有主動攀附，而是選擇離京赴任。古今為官墮落者，很大一部分始自於交友不慎。寡交、慎交，這是防患於未然的不二法門。

回望歷史長河中的一個個官箴，它展現的是民族“來時路”上的一個個腳印。它不是具文，某些條文也許已經過時，但其精神內核，永遠是民族的精神瑰寶。提煉精神，指導方向，這恐怕才是我們現在重拾官箴的意義所在。青少年時期正是價值觀養成階段，正是樹立標杆、攀登精神高地的時候，官箴不僅能給青少年展現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積極元素，更能傳遞一種昂揚向上的精神氣質。（於賡哲 作者系陝西師范大學教授、《百家講壇》主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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