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建於5世紀的雲岡石窟，是中國乃至世界石窟藝術史上的經典，記錄下多元文明交流互鑒的歷程。在雲岡石窟中部區域，北魏皇家洞窟第16窟的前壁東側，有一處凸出於壁面的小窟（編為第16—1窟），開鑿年代在5世紀末北魏遷都洛陽前后。駐足仰望，可以在西壁上層發現一支由5名商人和兩匹馱馬組成的域外商隊。東漢以降，中亞商人經由絲綢之路大量東來，貿易活動及文化習俗與中原文化交相融合，影響深遠。通過這幅畫面，我們可以遙想北魏時期東西文化交流的燦爛景象。

　　雲岡石窟中的“粟特商人”

　　佛教石窟中，商隊題材大多表現釋迦成道后商人供奉佛陀的場景。在第16—1窟這幅佛龕左側的商隊畫面（見圖，雲岡研究院供圖）中，5名商人頭戴尖頂帽，身穿窄袖長袍，腰部系帶，雙手合十，縱向排列，似錯落跪於佛龕一側。這些商人樣貌各異，上方第二名商人深目高鼻，面頰清瘦，蓄長髯，目光看向前方。其余4名商人或目光低垂，或望向前方。畫面下方雕刻兩匹向前行進的馬匹，背馱貨物，右足抬起，動態十足。這些商人與傳統中原人物的樣貌、穿著明顯不同，應是《北史·西域傳》所記“深目、高鼻、多髯，善商賈”的西域商人。這樣的場面，在雲岡第12、17窟中也有發現。

　　在西域諸國中，粟特人以善於經商聞名。粟特位於中亞阿姆河和錫爾河之間的澤拉夫珊河流域，大約在今烏茲別克斯坦境內，地處歐亞大陸交通樞紐。得天獨厚的地理優勢，令粟特人成為絲綢之路上的重要貿易者，推動中原與西域交流互動。十六國以來，粟特商人曾活躍在涼州（今甘肅武威）一帶。太延五年（公元439年）北魏太武帝平定北涼后，粟特商人及親屬隨民眾一起遷至平城（今山西大同）。從商人的形象及文獻中對粟特人善於經商的記載來看，這支商隊或許便來自粟特。

　　雲岡研究院研究員趙昆雨指出，除了這支西域商隊，第16—1窟一些造像的佛衣也借用了粟特貴族的“翻領式”披覆方式。如西壁上層龕佛像的佛衣胸前衣緣為對稱的三角形翻領，東龕坐佛佛衣為雙肩翻領式，北壁上層中央龕內交腳菩薩的披帛也為翻領式。這一樣式在佛像、菩薩像服飾中非常少見，多見於中亞地區嚈噠或粟特貴族的服飾。

　　藝術創作源於現實，從這些跡象來看，西域商隊在5世紀中葉已經來到平城，在當時的皇家石窟寺中留下印跡。

　　絲路貿易繁榮的見証者

　　西域商隊主要通過西北地區的絲綢之路進入中原。商人們長途跋涉，沿途歷經艱難險阻。為保運輸順利，商隊往往由多人組成，甚至有幾十至數百人的規模。但小型商隊也不鮮見。一則唐代吐魯番文書中，記載著外商追討絲綢訴訟的經歷，其中商隊就由兩頭駱駝、四頭牛和一頭驢組成，這與雲岡石窟第16—1窟描繪的商隊規模相近。

　　西域商隊的圖像廣泛出現在絲路沿線的石窟中。在位於新疆阿克蘇地區的克孜爾石窟，最早開鑿的第38窟有一則“商主燃臂引路”故事畫：閻浮提500名商人行路經過一段黑暗的山谷，商隊首領用白布纏臂，澆上酥油，點燃雙臂照亮道路。畫面中可以看到中間舉起雙臂的商隊首領，以及兩位頭戴尖帽、身著窄袖長衣的西域胡商與馱物的駱駝。敦煌第296窟頂部繪制的《福田經變》故事畫“安設搭橋”中，橋梁兩側分別有牽著駱駝、馬匹的北周漢人商隊與深目高鼻的西域商隊，再現了中外商隊相遇的場景，印証著絲路貿易的繁榮。

　　北魏平城的文明互鑒印記

　　如果說漢代和唐代絲綢之路的東端是長安、洛陽，那麼北魏絲綢之路的東端，便是平城。通過這條道路，西域各國使節、僧侶、商人、移民源源不斷地向平城輸入各類珍寶、香料、農作物等特產。

　　在大同北魏遺址與墓葬中，考古工作者們發現大量精美的西域金銀器與玻璃器。最引人注目的是封和突墓出土的狩獵紋鎏金銀盤。這件銀盤以錘揲法將主題圖像制為淺浮雕，畫面中狩獵者深目、高鼻、長髯，頭戴橢圓形頭飾，頸部佩戴聯珠紋項圈，雙手持矛刺向野豬前額，同時回望身后，單腿抬起以御野豬靠近。相似的狩獵圖銀盤在波斯薩珊王朝非常流行，封和突墓中出土的銀盤應是來自這一地區。

　　北魏時期，西域玻璃器亦為備受珍視的外來器物。《洛陽伽藍記》曾記載河間王元琛“常會宗室，陳諸寶器”，酒器中便有“水晶缽、瑪瑙杯、琉璃碗、赤玉卮數十枚。作工奇妙，中土所無，皆從西域而來”。《北史·西域傳》記載大月氏人善於制作琉璃器，曾在平城採礦、制作。這樣的技術交流深深影響著當地工匠，發展出與漢代以來仿玉玻璃完全不同的玻璃制品：漢代玻璃多用鑄造法，追求玉器般的色澤﹔北魏玻璃多用吹制法，追求透亮之美。

　　隨著5世紀北魏國力的強盛，西域各國使者、僧侶、商人、工匠及其親屬沿絲綢之路到達平城。他們和漢、鮮卑等民族共同發展了這一地區的農牧業、手工業和商業，各種文化碰撞融合、相得益彰。絲路上穿梭往來的商隊和使團不僅帶動了商業貿易的繁榮，更帶來了物質、思想、藝術、技術的交流，在塑造北魏多元一統的文化面貌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雲岡石窟第16—1窟的西域商隊圖，正是這段歷史的生動注腳。（作者為山西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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