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巷人家》劇照。出品方供圖

　　飯搭子、運動搭子、學習搭子、旅游搭子……如今，年輕人之間盛行“搭子”關系，主打一個精准陪伴。很多關注和言論言必稱“這屆年輕人”，但誰又不曾經是個年輕人呢？“搭子”這個東西，其實有一個初代版本，那就是工友兼鄰居。

　　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也就是我的父輩還青春正好的時候，18歲進“大廠”當工人，是當時年輕人最流行的選擇之一。那時候，工友是一種穩定的社交關系——能一直維持到退休﹔與此同時，工廠還分房或給宿舍，年齡相近的一批工友成家后，往往會住在同一片小區。

　　他們一起上班、一起下班，一起做飯、一起吃飯，有了孩子，又成了“育兒搭把手搭子”“親子游搭子”……現在看來，這是一種脫離了血緣和地緣的關系，具有鮮明的“自我選擇”的色彩。

　　我的父母是20世紀60年代初生人，在革命友誼升華之后，和另外幾戶同樣剛組建的小家庭，住到了同一個“牆門”。“牆門”是一個吳語詞，類似北方的四合院，古代是一個家族聚居的宅院，后來慢慢成為幾家人一起居住的小院。“牆門”的要義在於，裡面沒有親緣的若干戶人家，關上大門，幾家人就成了一家人。

　　“牆門”是一個在我記憶中模糊不清——畢竟我家在我3歲時就搬離了，但在相冊和父母的回憶中熠熠生輝的地方。最近，他們追一部熱播劇《小巷人家》，又打開了這段塵封記憶，劇中的主人公還是他們年輕時的模樣。

　　《小巷人家》講述了20世紀70年代末，蘇州某棉紡廠改造了一條小巷，分配給職工做宿舍。溫婉的黃玲和潑辣的宋瑩，兩家人分到了同一個小院，開始了幾十年的鄰居生活。劇中沒有驚濤駭浪的大起大落，但在細水長流的娓娓道來中，觀眾眼淚的滑落可以在任何不經意的瞬間，並不是因為悲傷，而是回憶涌上心頭又堵在喉嚨。

　　我在記事之后，聽父母回憶起“牆門”的生活，被反復提起的並不是純粹的喜劇或悲劇，而是那些苦中作樂。據說，我出生的那一年，暴雨不止，錢塘江的水漫了出來，處在低窪地的“牆門”也進了水，於是幾家人先在大門口筑起“堤壩”，再用上最大的臉盆，拼命往外舀水﹔還據說，當時幾家人共用一個廚房，那個衛生條件簡直不宜細說，但不妨礙其中一家的男主人練就一身廚藝，后來改行成了大廚……

　　我們總是希望在一個屋檐下，找到與自己十二分投契的人，但好的關系，是可以始於“相同”而能包容乃至學習“不同”的。在《小巷人家》中，黃玲和宋瑩的性格和家庭關系截然不同，但在初印象的“看不慣”后，兩個智慧的女性很快就發現了對方的閃光點。

　　黃玲的丈夫庄超英愚孝，外人也給黃玲貼上了“賢妻良母”的標簽，但和宋瑩做鄰居后，黃玲開始有了拒絕的勇氣，而且她發現，拒絕后，事情也沒有變得多麼糟糕。宋瑩夫妻原本對兒子林棟哲的學業不管不問，黃玲一家規勸鄰居：“今非昔比，時代在變化，國家政策也在變。”宋瑩一家聽進去了，兒子硬是從“學渣”考進了上海交大。

　　現在有一個流行詞——附近，是人類學家項飆提出的概念，他還希望年輕人能夠“重建附近”，重新認識周邊和安頓自身。

　　當我們沉醉於虛擬世界的信息繭房時，從更加真實的附近找到生活的存在感，與鄰居的相處其實是一個很好的開始。不知道從何時起，與鄰居有關的新聞往往不太愉快：“鄰居家門安裝電子貓眼侵犯隱私”“鄰居上門挑舋丟刀進屋”“鄰居欠電費小區集體停水”……零星個例被集納就顯得充滿了戾氣。

　　然而在城市中，尤其是對獨自到異鄉打拼的年輕人來說，鄰居其實是離你最近的人。我剛畢業時，獨自租住在北京北五環外的一個小區，有一天穿著睡衣出門丟垃圾，風吹上了虛掩的門。沒帶手機沒帶鑰匙，我思慮再三，用最傳統的方式，敲開了從未謀面的隔壁鄰居的門。對方是一個姐姐，我說明情況，她毫不懷疑，幫我叫了開鎖師傅，還主動借了我開鎖費，問兩百夠不夠。那一刻，她是電她是光她是唯一的神話。

　　鄰居之間的溫情，曾有過很多值得記入民間歷史的故事，是文藝作品的富礦。我們需要大江大河，也需要小巷人家，不同視角的敘事，其實共同構成、一起指向同一個主題，就是美好生活。而尋找生活的“搭子”，不妨從“附近”開始。

　　后來，父母所在的工廠經歷了私有制改革，“牆門人家”也到了離別的時候﹔再后來，小城日新月異，“牆門”也被高層樓盤取代。但很多年過去了，每年過年，父母“那屆年輕人”仍然會聚會，仍然會說起那場大水、那個廚房，老花的眼睛裡閃閃發光。

　　就像《小巷人家》的主題曲《消失》中唱的：“記得那個地址，我們仍是那個樣子。”（蔣肖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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