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隱藏的文脈：北京書院述微》書封。出版社供圖

　　書院的歷史源遠流長。最早的書院出現在唐代，距今已有千余年的歷史。早期的書院相當於一個功能多樣的綜合文化機構，不單單是讀書、教書的場所，還承擔著刻書、印書、藏書、校書、修書、著書等功能，是文化積累、研究、創造、傳播的重要方式。

　　北京的書院最早出現於五代時期，至元代才形成一定規模，有了較為成熟的模式。而兩宋書院的創造性開拓已為后世書院的生存和發展奠定了基礎。於是，書院遂成為兩大歷史性任務的承擔者。其一，韓愈所謂傳道，也即張載所言，“為往聖繼絕學”﹔其二，表現為移風易俗，教化鄉裡，“欲一鄉興起為善之心焉”。

　　元代北京的兩家書院，在這兩個方面都是很好的踐行者。太極書院自創辦之始，就把承續道統當作自己的使命，奉程朱理學為正統。書院初建很簡陋，卻也“立周子祠，以二程、張、楊、游、朱六君子配食”，故有“北方知有程朱之學，自復始”的說法。復即趙復，人稱江漢先生，是主講太極書院的教授。

　　另一家即文靖書院，位於大都城郊外房山縣西南七十裡一個叫抱玉裡的村內。創辦人是趙密和賈壤，他們都是本地人，曾在元代經學大師劉因那裡求學，回鄉后致力於創辦書院。多年后，元朝末代皇帝元順帝為了表彰這家書院尊師重教，推廣程朱理學於北方鄉野村社，專門為之題寫了匾額，取劉因的謚號，賜名曰“文靖書院”。

　　這家書院區別於太極書院之處，一是遠離都市，地僻民窮，二是主持書院者，既非碩儒，亦非名士，而是兩位一心向學的普通士子、鄉紳﹔三是他們所處的房山一帶，金元易代之際，曾是金戈鐵馬縱橫馳騁的戰場。

　　戰后，元朝統治者“詔拔降民三千七百為獵戶，別置鷹房總管府司之”，職責為發辦稅糧皮貨，採捕野物鷹鷂，以供內服，是一個服務於內廷和貴族的機構。這片土地亦成為皇家狩獵的場所，戰爭雖然結束了，但這裡的民風民俗依然豪橫。

　　趙密最初從父親那裡繼承了鷹房總管的職務。當他二十一二歲時，臨縣容城劉因以傳道授業而名於世，周圍很多人都拜在他的門下。於是，趙密也動了到他那裡求學的心思。入學后，“劉公告以聖賢之訓，歲余盡去豪習”。時間雖然短暫，但學習的效果相當顯著。一個山野豪強，經儒學一番洗禮，舊貌換新顏，說明儒家的聖人之教確實厲害。回到家鄉后，趙密便立志以劉因所授“聖賢之訓”，改變鄉風民俗。

　　賈壤是趙密的同鄉兼同學。賈家是當地鄉紳，父輩繼承祖業，行醫為生，在房山、涿州、易縣一帶名氣很大。賈壤與趙密同時在劉因處求學，后因老師應召入都，二人雙雙把家還。他們雖出身不同，但志向相同。作為劉因學說的實踐者，無論是辦書院，還是在日常生活中踐行孝親、敬祖、守禮、重道、修己、愛人的德行倫常，他們都希望以其行為影響、感化周圍的民眾。他們在家鄉辦學，最初也許是為了家族內部的子弟有個讀書之所。漸漸地，波及周邊的鄉民，“遠近學徒恆百余人”。

　　文靖書院的辦學主張和實踐，此后遂成為北京書院的突出特點。這或是因為元、明、清三代都以北京為都城，天子腳下，往往容不得離經叛道、特立獨行之人。在這裡，書院的另一功能被發揚光大，那些有情懷的州縣官員要辦書院，看重的往往是移風易俗，教化鄉裡，比如，密雲白檀書院的創建。

　　京城東北的密雲，多山，是防范北方、東北方草原游牧民族侵擾的天然屏障，也是華北通往東北、內蒙古的必經之地。自周秦以來，這裡一直是漢文化與胡文化相互沖突、交融的邊緣地帶。在漫長的兩千年間，這裡從來都是各種勢力“你方唱罷我登場”的角逐征伐之疆場，戰火硝煙似乎從未消散。特別是明代，蒙元雖退回大漠草原，對明的威脅卻始終不減，這裡依然處於兵氛未靖的前線，由此影響到此地的鄉風民俗，便有了一些卓然獨特之處。

　　明萬歷初年曾做過一任密雲縣縣令的張世則，寫過一篇《風俗論》，其中提到密雲鄉風民俗中的“四弊”。他說：“惟逼近邊鄙，是以民多悍勇而輕生，游俠而惰農，浮奢而疏於治產，酣恣而略於別嫌，此四弊風，至今存焉。”

　　如何使這種現狀有所改善呢？張世則是一位很有責任感的地方官員，他初到任所，下車伊始，便著手整葺年久失修的縣城，給此地帶來些許新氣象。密雲最初無志，他提議編寫密雲縣志。他在《創修縣志原序》中說：“嘗聞邑之有志，猶國之有史，余謂邑之有志，猶家之有籍。”也就是說，修志是保存當地歷史文化傳統的一件大事，必須引起重視。城南民眾集資要建一座佛塔，經他勸阻，人們改變了主意，用建佛塔的錢造了一座橋，並命名為“永濟橋”。他還在縣城東門外建了一所文昌藝苑，祭祀唐宋以來為官於此而為百姓做過實事的人。這些舉措，目的都是要在密雲強調儒家教化的傳統。

　　張世則對民間疾苦亦有很深刻的認識，總結歸納為“六害”，包括了衣食住行各個方面，而官府的勞役、賦稅更為民眾難以承受。

　　張世則感嘆：“大抵風俗有利弊，政治有緩急，思以維風，存乎起弊，然必害除利興，而后風移俗易，機固有漸焉者耳。譬則義方以訓子，其撫摩之愛得宜，即吾之法行，法行教亦行矣。蓋養子而后教子，父道也﹔訓民必先利之，王道也。慮及此者，謂之軫民瘼，諳治體矣。”

　　張世則所言，表達了一個儒家士大夫的社會政治理想。這也是管子所謂 “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的翻版。如果說儒家把教化民眾、淨化鄉風民俗作為自己應盡的職責和義務，那麼，前提和條件是要求必須首先改善其生存環境。

　　張世則沒有來得及創辦書院，就被調離密雲。直到萬歷十九年，王見賓出任密雲兵備道副使，來到此地。有人向他抱怨，“士不舉於鄉三十年矣”。30年沒出過一個舉人，說起來確實不太光彩。密雲是有武學、縣學的，但沒有書院，王見賓於是建議：“宜別求所以養之者。”這或許可以視為密雲白檀書院問世的先聲。

　　數年后，戶部主事梁祖齡奉“欽差總理密雲等處糧餉”，得知王見賓的建議並未得到落實，亦有所感而“相顧嘆息，乃屬邑侯康令”，操辦此事。這位“邑侯康令”，即密雲知縣康丕揚，是萬歷二十二年自寶坻遷密雲的。

　　據《雍正密雲縣志》所載：“二十二年，邑令康丕揚建魁星樓於學宮東南隅。又奉按察王見賓、戶部梁祖齡，建白檀書院，前有堂，后有亭，東有春華館，西有秋實館。又建社學齋房以時訓課士子童蒙，講誦游息，身自課之，邑人向化。”

　　尤為難得的是，他還親自到書院執教，為士子童蒙授課，很有點孔夫子“風乎舞雩”之樂。顯然，白檀書院的創建給重武輕文的密雲增添了一道亮麗的文化色彩。（解璽璋 作者系文化學者，《隱藏的文脈：北京書院述微》作者）

分享讓更多人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