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日，四川省高級人民法院開庭審理該行政確認案件。圖片來源四川省高級人民法院網站

　　2018年7月25日，綿陽市安州區人民醫院為羅義開具的病情簡介。受訪者供圖

　　2018年12月，羅義家屬交給綿陽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的說明，描述獲取職業病診斷証明之困難，“補正不能”。受訪者供圖

　　2019年1月25日，綿陽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作出不予認定工傷決定。受訪者供圖

　　2022年4月28日，羅義取得職業病診斷証明書。受訪者供圖

　　6年前的7月19日下午，羅義在四川省綿陽市安州區一個建筑工地上中暑暈倒。

　　這是他來這個工地打工的第三天。他的工作環境，是一個幾米深、約100米寬的基坑，頭頂太陽直射。這個住宅區項目正在打地基，他負責支模，搭建建筑框架。入院時，羅義體溫超40攝氏度，被診斷為“熱射病”——中暑最嚴重的一種，馬上被推進重症監護室。中暑暈倒時，他頭部著地，產生挫傷，這和高溫一起導致他顱內壓升高，醫生為他的頭骨開了小孔減壓。6天后，羅義還是搶救無效去世。

　　這位農民工當時51歲，是一個農村家庭的頂梁柱。雖然羅義沒有勞動合同，但暈倒前一天，項目剛剛給他買上工傷保險，這使他順理成章擁有工傷理賠的權利，隻需按流程去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門進行工傷認定。

　　可這條路走得艱難。直到今年5月15日，家屬才拿到75.6萬元的工傷死亡賠償款。

　　近6年間，至少兩位檢察官、7位律師為此奔波。今年4月2日，該案在四川省高級人民法院（以下簡稱“四川省高院”）開庭，四川省人民檢察院（以下簡稱“四川省檢察院”）檢察長出庭支持抗訴，四川省高院院長任審判長。

　　四川省檢察院工作人員告訴中青報·中青網記者，“兩長同庭”的設置不常見，目的是宣告案件重要性，強化社會對這一事實的認識：職業性中暑屬於職業病，可以認定為工傷。該案也被納入最高檢印發的典型案例。

　　不予認定工傷

　　2018年夏天是那時“有史以來最熱的夏天”。當年7月14日至8月15日，中央氣象台首次連續發布33天高溫預警。四川升博律師事務所距離羅義工作的工地不過100米，律師程蟒在那裡工作，他知道事發那幾天有多熱。

　　但是，他對高溫致傷致死的情況還很陌生。他從1998年開始執業，這是第一次聽說熱射病——一種發病快、死亡率較高的疾病。

　　他接下這個案子時沒多想。從傳統工傷認定思路來看，羅義在工地暈倒后死亡，倒地時還挫傷了頭部，這很符合“三工”因素認定工傷的條件——在工作時間和工作場所內，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傷害。

　　通俗地說，工傷分為事故工傷和職業病工傷。在工傷保障體系中，這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情形。前者多為外傷，由一次事故造成，后者與長期職業環境有關。程蟒想走的就是第一條路。

　　從這個思路來看，“應該是很平常的一個案件。”程蟒回憶。考慮到家屬手裡不寬裕，他甚至沒收代理費，告訴羅曦，“如果官司打贏了再給錢，如果官司沒打贏的話就算了”。

　　其實，勞動者工作時中暑，走“職業病”的路來認定工傷，是一個在制度設計中早就被確定的、清晰的路徑。根據《工傷保險條例》第十四條，患職業病的應當認定為工傷。現行的《職業病分類和目錄》發布於2013年，其中，在物理性因素導致的職業病中，第一項就是中暑。甚至我國2002年、1987年公布的職業病名單中，中暑已然在列。

　　但包括程蟒在內，許多人對此並不熟悉。據長江網消息，截至2019年9月4日，武漢市當年高溫中暑報告病例572例，隻有一名木工向武漢市職業病防治院申請了職業病診斷。

　　更重要的是，相比職業病工傷，事故工傷的認定環節更少。頭部挫傷也是羅義的死因之一，如果能認定事故工傷，對程蟒和當事人來說更好。但后來的司法鑒定和工友証言，使得這一思路無法被嚴密論証。司法鑒定報告上寫道：熱射病、日射病成立﹔倒地過程中頭部著地並顱內損傷的可能性較大。“可能”一詞意味著討論空間。工友的証言提到：“下午7點左右，羅義正在往工地外走時，突然發生中暑，倒在地上。”其中也沒有提到“頭部著地”。

　　2018年10月29日，羅義家屬向綿陽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以下簡稱“綿陽市人社局”）申請工傷認定，11月9日，綿陽市人社局通知要求補交職業病診斷証明書。

　　這意味著，程蟒隻能回到職業病這條路上來。團隊的當務之急是取得一份關鍵証據：具有職業病診斷資質的醫療機構出具的職業病診斷証明書。

　　和醫院的普通診斷不同，職業病診斷要在專門機構進行。我國有132種法定職業病，截至2018年年底，全國有職業病診斷機構478家。每家診斷機構擁有的診斷資質不同。職業病診斷醫生隻能對自己考取資格証的職業病類別進行診斷，除了要確認病情、死因，還要建立職業史與疾病之間的因果關系。

　　綿陽市人社局給了15天補正（法律用語，指補充修正——記者注）期限。程蟒和同事開始尋找診斷機構。

　　當時，他們發現，綿陽市有幾家職業病診斷機構，卻沒有職業性中暑的診斷資質。四川省隻有兩家有職業性中暑診斷資質的機構，都在成都。程蟒說，團隊裡幾個律師打了很多通電話，醫院表示，要病人本人來才可以受理。律師挂號來到成都的醫院后，醫生說可以憑當時醫院開具的病例和尸檢報告來診斷，但需要用人單位配合出具職業史証明。

　　職業史証明信隻有一頁紙，要寫有“工種、工作時長、接觸職業危害因素”，蓋上用人單位公章。就羅義的情況，要在危害因素這一欄寫上：高溫。

　　這是最難的一步。起初向人社局申請工傷認定，該建筑公司還在申請表上蓋了章，但后來不願再配合。事故發生后，該公司曾和家屬簽署補償協議，補償家屬30多萬元（除醫藥費外）。公司提出，要把錢退回，他們才配合。其實工傷保險賠償款由工傷保險基金承擔，單位不需出錢。但根據現行法規，用人單位可能會因為未提供足夠勞動保護措施而受到行政處罰。

　　而且，公司與家屬簽署的只是“補償協議”。一位法律人士解釋，補償與賠償不同，補償只是“出於同情”，不代表家屬放棄了任何工傷賠償的權利，雙方協議中也明確提到，不會以任何理由將這筆錢索回。

　　補正期限已到，職業病診斷証明沒能開出。很快，綿陽市人社局作出不予認定工傷的決定。

　　父親去世后，羅曦吃不下、睡不著，一周瘦了10斤。壓力大，她哭也哭不出來。那幾年，她除了上班就是在跑維權的事。她不想放棄：“這個事情最后要有個結果。”

　　檢察官介入

　　案子來到綿陽市人民檢察院（以下簡稱“綿陽市檢察院”）檢察官吳洋面前時，又過了兩年，是2021年2月了。

　　吳洋看到的是一份幾百頁的案卷。裡面有法院一審、二審、再審被裁定駁回的材料——一個案子要充分嘗試了法院的救濟渠道，才能最終走到檢察官面前。從業以來，程蟒代理過上千起案子，走到申請檢察院監督這一步的隻有個位數。

　　這份幾百頁的案卷，顯示著家屬與律師的又一段努力：

　　由於不服綿陽市人社局認定結果，2019年5月，家屬向綿陽市安州區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法院判決，綿陽市人社局認定結果錯誤，限期重新認定。

　　當時的法院意見與程蟒最初的思路一致：在工作時間和工作場所內，因工作原因（高溫環境中連續工作）受到事故（中暑后突然暈倒，致頭部著地）傷害。

　　綿陽市人社局不服一審結果，又向綿陽市中級人民法院（以下簡稱“綿陽中院”）提起二審訴訟，二審意見指出一審的漏洞：羅義摔倒時頭部著地一事，沒有充分証據﹔他雖患有熱射病，但沒有職業病診斷証明，不能証明這是“職業病”。

　　二審法院判決綿陽市人社局勝訴。家屬向四川省高院提起再審請求，很快被駁回。

　　檢察官吳洋干了20多年檢察監督了，看到案卷，他覺得，由於缺乏証據，人社局的認定結果、法院二審判決都沒錯。客觀上說，他反而覺得一審判決有點“同情弱者”了，証據弱。而人社局也有保護國家資金安全的義務，“這是天然的職責”，他們按照現有証據作出決定，吳洋認為沒問題。

　　這位檢察官說，這種案子如果簡單處理，可以結案了，作出“不支持監督”的結論。

　　“這樣做我們也沒有錯的，法院也沒有錯，人社局也沒有錯。但我們始終在想一個問題——老百姓怎麼感受到公平？”吳洋說。

　　“給他一個診斷的機會，這個對他是最公平的。”吳洋還是繞回職業病診斷這個關鍵証據上。

　　律師整理了一份四川省內具有職業性中暑診斷資質的醫療機構名單，吳洋照著名單，在地圖上搜出醫院咨詢電話，以家屬名義，說明羅義的情況，一層層轉機到對應的科室咨詢電話。他打了十幾個電話，有德陽的、廣元的，包括成都的省級醫院，電話中答復都是不受理，原因大多是“沒在這裡就醫”。

　　由於在電話中被輪番拒絕，在當地新冠疫情嚴重的2021年9月，吳洋開了檢察院的介紹信，和律師一起到了成都的四川大學華西第四醫院（以下簡稱“華西四院”）。他和當時坐診的醫生談了很久，醫生沒有拒絕受理，但還是提出需用人單位出具職業史証明。

　　回到綿陽，吳洋以檢察官身份去過兩次用人單位，甚至拉上安州區檢察院的領導一同前往。公司老總來接待他們，但仍“找各種理由”不出具材料。

　　根據2018年12月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職業病防治法》，用人單位不配合出具職業史証明，職業病診斷醫療機構可以請當地衛生行政部門介入。吳洋記得，華西四院給綿陽市安州區衛生健康局發了函，他自己也去該局問過，遭到了拒絕。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看到一份該衛生健康局給華西四院的蓋章書面回函，時間落款為2022年3月22日。回函表示：此事發生於2018年7月，應適用2017年第三次修正的職業病防治法。當時，承擔該職責的是“安全生產監督管理部門”，而非2018年12月第四次修正的職業病防治法中規定的“衛生行政部門”。

　　這條路還是走不通，無奈之下，吳洋和華西四院提出一個“變通的方法”，由檢察院來出一份証明給醫院。

　　吳洋說，羅義的職業史，在法院一審二審中，屬於“已經查明的事實”，他把案卷中能夠証明他工作內容、接觸高溫的內容摘出，寫了一份証明。“我們檢察院負責任的，我們檢察院蓋章的。”這是綿陽市檢察院第一次向醫療機構出具這樣的材料。

　　華西四院最終接受了這份破例得來的証明。2022年4月28日，3位醫生共同為羅義出具了《職業病診斷証明書》，診斷羅義為“職業性中暑（熱射病）”。此時，距離羅義死亡已近4年。

　　據此新証據，綿陽市檢察院向綿陽市中級人民法院提出再審檢察建議，建議啟動再審。但証據未被綿陽中院採納。后來，吳洋聽說，法院內部存在爭議，有人認為這份証據出現太晚，需要推敲。

　　對檢察官來說，這又是一個可以放棄的時刻，大多數案子走到這一步就停了。但吳洋想不通，他覺得証據效力足。經集體討論，2023年2月13日，綿陽市檢察院提請四川省檢察院向四川省高院抗訴。

　　后來吳洋對中青報·中青網記者回憶：“我們要感謝省檢察院，我們的路也隻有提請省檢察院抗訴，如果省檢察院不支持，我們也就沒有任何辦法了。”

　　激活睡眠條款

　　2023年2月，四川省檢察院接手該案，啟動了新一輪調查。案件承辦人魏薇到綿陽七八次，走訪綿陽市人社局、用人單位、律師、檢察官、家屬，所有的細節從頭去問。2023年11月14日，根據調查結果，四川省檢察院最終向四川省高院提出抗訴。

　　案件也得到四川省高院重視。魏薇說，進入抗訴階段后，兩院就細節問題分歧不斷，最終他們達成的一致是：“死者家屬最初不能提交職業病診斷証明是客觀原因造成的，不應該讓當事人承擔不利后果。”

　　2024年3月29日，兩院少見地聯合向綿陽市人社局制發司法（檢察）建議書，建議綿陽市人社局重新啟動工傷認定程序。魏薇解釋，以前往往是一家來出，叫司法建議或檢察建議。此前，四川省檢察院也提出過向人社部門制發檢察建議，綿陽市人社局表示，綿陽中院二審判決仍在生效，不能僅依據檢察建議重新啟動認定。

　　4月2日，四川省高院的法庭上，綿陽市人社局當庭表示將根據新証據重新啟動工傷認定程序，當事人表示，願意撤回向四川省高院的再審請求。法官准許，終結再審程序。5月15日，家屬收到了76.5萬元工傷賠償款。

　　這場庭審旁聽者中，來自四川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衛生健康委、華西四院、四川大學法學院的代表受邀旁聽。魏薇告訴中青報·中青網記者，四川省檢察院將和四川省高院制發社會治理建議，建議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衛生健康部門完善工作，不讓該案暴露出的問題重復出現。

　　回顧案情，檢察官吳洋和律師程蟒總覺得，制度設計存在問題：這條路是被堵住的，當事人沒有獲得診斷的機會，是“死循環”。

　　而華西四院一位參與羅義職業病診斷的醫生告訴中青報·中青網記者，他認為，職業病診斷流程是比較完善的，“大家能夠按照國家的規定來自覺負起自己的責任，整個應該是沒有什麼阻礙的”。

　　我國現行的職業病診斷管理制度，主要由一部法律和一份文件寫就：2018年修訂的職業病防治法與2021年發布的《職業病診斷與鑒定管理辦法》（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第6號令）（以下簡稱“6號令”）。兩者多數條款相似。

　　其中，對診斷流程中可能出現的問題，確有豐富的制度設計。

　　職業病防治法與6號令都明確：勞動者依法要求進行職業病診斷的，“職業病診斷機構不得拒絕勞動者進行職業病診斷的要求”。

　　吳洋和程蟒都告訴中青報·中青網記者，在2018-2021年間，他們以家屬名義，撥打省內十幾家具有職業性中暑診斷資質的醫療機構咨詢電話，包括成都的省屬醫院，都曾因“患者本人要來”“沒在這裡就醫”被拒絕過。

　　前述華西四院參與羅義診斷的醫生告訴記者，醫院其實沒有這樣的要求，隻要病歷、診斷等資料完整，不是必須患者本人前來。濟南醫院職業病科副主任醫師王焱向中青報·中青網記者說，濟南醫院也沒有這種要求，這類針對熱射病的回顧性診斷一直可以做。

　　律師管鐵流專業代理職業病案件多年，他說，他還從未遇到過診斷機構以“沒在這裡就醫”拒絕的情況。但是近兩年，他在工作中確實至少了解到10個案例，勞動者都遇到診斷機構的拒絕，“想不到的一些理由”。2022年一次噪聲聾患者的咨詢中，患者強調深圳市一家診斷機構要求必須有單位出函才受理，而要用人單位先出函醫院才能受理，其實是2002年的制度了。

　　2022年，山東崇辯律師事務所律師朱曉凱也代理過一起熱射病認定工傷案。他的經驗是，診斷機構受理還是較為通暢的，案子還是卡在下一步：用人單位向診斷機構出具職業史証明信。

　　前述6號令提到：職業病診斷機構進行職業病診斷時，應當書面通知勞動者所在的用人單位提供職業病診斷資料，用人單位應當在接到通知后的十日內如實提供。

　　實際工作中，王焱向記者介紹，醫院接診后都會給用人單位去函，以EMS形式郵寄，要求在規定期限內提供資料。但朱曉凱說，他的感覺是，其實這種函“就像銀行發的催還賬單一樣”，效力不大。

　　如果醫院的公函起不到作用，6號令第二十四條規定：職業病診斷機構可以依法提請衛生健康主管部門督促用人單位提供。

　　朱曉凱辦理的案子經歷過這一環節。雖然后來各種原因促成下，該案成功拿到了職業史証明信，但他的感知是：“大部分這種監督只是起到一個調解作用。無非就是去給喊一喊，企業不配合他也沒辦法。”相比之下，他覺得勞動關系確認環節中，勞動監察的執法力度要強得多，有罰款有公示。

　　如果衛生健康部門介入后，依然獲取不了職業史証明，6號令第二十八條規定：職業病診斷機構應當結合勞動者的臨床表現、輔助檢查結果和勞動者的職業史、職業病危害接觸史，並參考勞動者自述或工友旁証資料、衛生健康等有關部門提供的日常監督檢查信息等，作出職業病診斷結論。

　　職業病防治法中也有相似條款。2011年，修正案草案中首次出現這一條款，當時，北京義聯勞動法援助與研究中心主任黃樂平發表意見稱：“可參考勞動者自述”是修正案草案的一大亮點，如果能夠實施到位的話，對於化解職業病診斷難的問題是往前邁出了一大步。

　　但2022年，黃樂平接受中青報·中青網記者採訪時曾提到，實踐中，“職業病鑒定機構很少依據勞動者的自述進行職業病診斷”。管鐵流對此的感受相似，“我們的診斷鑒定機構包括衛生部門，都不敢”。

　　程蟒能理解醫生的處境，在他看來，在沒有用人單位証明下作出診斷，醫院會“把自己置於風險之中”，有被用人單位起訴的風險。

　　探路

　　“大家都不懂。都沒有見過，都是在探路。”朱曉凱說，熱射病認定工傷，這是一條“少有人走過的路”。

　　受全球氣候變暖影響，2023年，我國全年平均氣溫比2018年又上升了0.41攝氏度。

　　職業性中暑分為熱痙攣、熱衰竭、熱射病三型，嚴重程度依次升高。王焱告訴記者，近幾年來到濟南醫院做職業病診斷的中暑病人中，屬熱射病型的最多。王焱說，熱射病治療過程花費高，經常要住院一個月，還要用到昂貴醫療器械，花20萬元是常有的。認定工傷后，勞動者至少能報銷這筆巨額醫藥費。

　　有律師此前對媒體提到，熱射病認定工傷過程之難，主要來自兩部分。一是確認勞動關系難，大學生暑假工、層層分包的工人，很難確定勞動關系。二是職業病診斷難。因為熱射病屬於疾病，不能認定事故工傷，而要走職業病診斷流程。

　　在羅義案中，第一個環節的難被跳過。他雖沒有勞動合同，但項目為他購買了工傷保險，這使他不需要大費周折去証明勞動關系。這和一項政策有關，2014年后，多地明確“先參保，后開工”原則，有工傷保險參保証明，才能核發施工許可証。

　　羅義案難點主要在下一環節，職業病診斷。

　　程蟒也有疑問：既然職業病診斷過程如此繁瑣，跳過職業病診斷直接按照事故工傷認定，是否行得通？熱射病發病急，在主觀上給人感覺像“事故”。

　　我國現行《職業病分類和目錄》中有132種職業病，多為慢性病，急性中暑和急性中毒較為特殊，發病急、發病快。此前也有對急性中毒的討論稱，急性中毒是否可跳過職業病診斷環節，簡化步驟。律師管鐵流介紹，現實中，大部分急性中毒還需要職業病診斷，但諸如氨氣急性泄漏事故，患者可能不需要職業病診斷，可直接去認定工傷，“作為安全生產事故”。

　　但實踐告訴他，簡化流程並不就是萬全之策。

　　事故工傷多為外傷，治療往往是一次性的。而職業病是疾病，多有后遺症，就醫需求在后續緩慢出現。管鐵流介紹：“直接讓他去做（事故）工傷認定的人，他本身是一片好意，因為這個（職業病）診斷費時費力。”但是，繞過職業病診斷直接認定工傷后，后遺症的后續治療費用報銷會出現麻煩。

　　律師朱曉凱看到的是另一重矛盾。他說，工傷案，尤其是職業病工傷案走下來，程序很多，如果每個環節都充分博弈，起碼要七八個訴訟。這些流程的設計有合理之處，例如勞動仲裁前置，本是為了保護勞動者。但現實中，用人單位會用盡所有法定程序去拖時間，家屬等著用錢治病，往往就無奈和用人單位“和解”了。他代理的那起熱射病認定工傷案，在勞動關系確認環節已經花了很久，走到用人單位出具職業史証明信這步時，用人單位還在拖，當事人都快過了工傷認定的申請時效。

　　有時，漫長的維權路也考驗著人性。朱曉凱觀察，奔波維權的主要是患者子女。朱曉凱說，有時候，越是懂法的子女，越容易畏難，放棄維權，選擇吃點虧，和用人單位“私了”。

　　4月28日，最高人民檢察院印發《檢察機關依法維護勞動者合法權益典型案例》，羅義一案入選。

　　回顧近6年的維權路，羅曦說，她感到“很慶幸”，“要是遇到一個稍微不負責任的律師或是檢察官，這個事情根本就走不到頭”。她正從父親去世的陰影中走出。她和父親關系一向很好。電話裡，父親總是說開心事，但羅曦還是觀察出父親打工辛苦。他曾在青海打工兩年，被晒得很黑。

　　他們的最后對話是在事發兩天前。電話裡，羅義說他從外地回來了，在綿陽找了活兒，工地就在羅曦租的房子不遠處。羅曦很高興，讓父親來她這住，父親說“好”。

　　維權成功后，羅曦制作了6面錦旗，吳洋一面，綿陽市檢察院集體一面，律所兩面，四川省檢察院兩面。最終一面也沒有成功送出去。四川省檢察院檢察長回復，這只是他們的本職工作。　（記者 郭玉潔   為保護當事人隱私，文中羅義、羅曦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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