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峁遺址坐落於陝西省神木市，處於黃土高原的東北區域。從地理位置上講，它處於400毫米降水線的分界區，地理學意義上，這裡是半干旱、半濕潤地區的分界線，是季風區、非季風區的分界線，也是農耕文明和畜牧文明的分界線﹔從時間節點上講，石峁遺址所處的年代是公元前21世紀，處在中國早期文明形成、中國國家形成的核心時間節點上。我們結合了來自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各個領域的學者，將實驗室延伸到考古現場，復原4000年前北方地區以石峁遺址為代表的生活圖景，掀開被塵封的輝煌歷史。

　　 1958年冬天，在陝西省第一次文物普查中，石峁遺址第一次進入人們的視野。四位同志來到了石峁山遺址，建議農業社負責保護，並請求文化部門予以勘察。隨后的1963年、1981年，先后有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等機構的考古人員走進石峁遺址。2010年，我們接到神木市當地文物主管部門的報告，說當地出現了很多專門收藏石峁出土玉器的藏家。這些藏品讓我們極為吃驚，特別是看到在考古學上象征著高等級社會、高等級族群存在的金屬制品和彩繪的陶器。這使我們下決心向國家文物局申報，要求對石峁遺址進行主動的調查和發掘。又經過十余年時間，石峁遺址的格局和性質變得越來越清晰。

　　 石峁遺址的外城呈現半包圍結構的狀態，考古學家最先進行發掘的，就是石峁遺址外城的東門址，並在這裡發現了兩類特殊現象。其一，在建筑過程中，許多玉器被有意地放在牆體裡。據推測，古代有以玉石為聖物的信仰和觀念，玉在歷史上不是普通意義的生產工具，更承載了軍事意義和權力意義。在建筑設施上使用玉器，其最大的功能是要滿足辟邪的神話職能。石峁的統治者以玉示神，祈求風調雨順，展示出對神明的恐懼、崇拜和敬仰的復雜感情。這說明，石峁的外城東門址不僅是一個建筑結構復雜、體量龐大的石體屏障，更是符合用玉辟邪的巨大精神屏障。其二，東門這樣具有象征意義的建筑石體上，曾有大量的人在此被殺，埋藏在地基之下。據測，被殺的人和石峁墓葬裡的人來源不同，體貌特征也有區別，很有可能是來自東北方向的敵對勢力。此外，城外進入城門的牆上有幾百塊殘存的壁畫，這批壁畫盡管圖案簡單，卻是中國歷史早期數量最大的一批壁畫，有重要的學術意義和美術史意義。

　　 內城核心區域是中上層社會主要的生活區域，有大量的石牆，整個石牆的寬度在2.5米左右，蜿蜒曲折、隨山走勢，構成了比較封閉的空間。內城區域存在很多小的聚落，在一處居葬遺址出土了窯洞式排房和墓葬，可以看出當時的石峁普通人住在一室一廳的窯洞房子中，在地面鋪石灰用於防潮和美觀，死后就近埋葬。同時，內城中也發現了一座大型墓葬，旁邊的兩位殉葬人員卑躬屈膝，面朝墓主，這是中上層社會人群的葬儀形態。

　　 石峁遺址最核心的區域是皇城台，其呈現巍峨壯觀的金字塔狀結構，頂部平整。工匠把山削成階梯狀，從遠處運來石頭，壘砌七八十米高的石牆，這本身是建筑史上的難題。這樣大的工程，隻有具備集約政治資源、人力資源、社會資源的強大國家才可能完成。從皇城台和外牆東門址來看，石峁的王國有總規劃師和設計師，在城址的構建過程中起到了引領作用。皇城台上也發現了玉器。這些玉器是掌握佔卜祭祀權力的階層所用的禮儀用器，是服務上層社會的政治工具，也是石峁社會彰顯出的與小聚落不同的重要象征。

　　 石峁遺址處在歐亞草原廊道的南端，這是文化交流的通道，很多其他區域的文明薈萃交融，形成了石峁這樣一支獨大的王國。石峁研究還揭示了一個有意思的現象，就是其與陝西中南部的陶寺遺址的密切關系。有學者通過DNA分析，揭示出陶寺遺址中晚期，一些人是外地來的。此外，陶寺遺址與石峁遺址相距幾百公裡，整個文化面貌卻展示出很多趨同性，發現了很多相似的東西，兩個大型的都邑遺址在城市的規劃、結構、彩繪圖案、祭祀、樂器等方面存在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同時，陶寺又與周邊的二裡頭不同，隻和北方的石峁相同，所以我們有理由相信，陶寺都城的形成很可能是石峁人因氣候變化向南遷徙的結果。在距今4300年前后，整個晉陝高原形成了大一統的政治格局。以石峁為代表的很多區域性政體從涓涓溪流匯聚成了江河大海，形成了中華文明制度性因素的重要組成部分，構建了萬邦林立的社會圖景。

　　 在發掘的同時保護好、利用好遺址，是考古學家、考古工作者向世界、向中國展示中華文明責無旁貸的責任。我們期待石峁在更多學科、更多專家的共同努力下被保護得更好，考古和研究獲得更多發現。石峁遺址的申遺工作已經啟動，我們也期待石峁以它的特殊性、獨特性、完美的保存狀態入選世界文化遺產。　 （光明網記者金凌冰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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