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陵出土的坐姿俑。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副院長周萍供圖

　　2012年，秦始皇帝陵園東南部內外城間的K9901號陪葬坑出土了一件坐姿俑，陶俑上身赤裸，下身穿彩繪短褲，短褲的右側附有一條類似裙擺的飾件。陶俑身上殘留白色彩繪。陶俑殘高141.5厘米，頭部殘缺。由於同坑出土的俑多定性為百戲俑，所以大家認為這件俑也應該屬於百戲俑。

　　不過，引起我興趣的，是這件俑的坐姿。

　　著名考古學家李濟在《跪坐蹲居與箕踞——殷墟石刻研究之一》一文中，將人類的坐姿概括為四個階段：坐地、蹲踞、跪坐、高坐。他認為，“事實上人的身體皆好逸而惡勞：坐具發明以前，就人的身體構造來說，蹲踞比箕踞吃力，跪坐比蹲踞吃力。”

　　箕踞，類似現代人的席地而坐，臀部著地，雙腿自然平放，像簸箕一樣。荊軻刺秦失敗，臨死之前，荊軻箕踞以罵，表示對秦王的輕蔑。《韓詩外傳》記載：“孟子妻獨居，踞。孟子入戶視之，白其母曰：婦無禮，請去之。”孟子有一次回家看見他的妻子“踞坐”，直接就要把妻子趕回娘家。

　　古人對“坐相”的禮儀要求之繁復，遠超今人的想象。古人席地而坐，正常情況下的坐姿是兩膝著地，臀部壓在腳后跟上，這種坐姿又稱跪坐、正坐、端坐、安坐。商周時期，跪坐是供奉、祭祀和招待賓客的禮儀。

　　李濟說跪坐時代的結束“大概起源於胡床之輸入”，胡床是類似馬扎的坐具，清人王鳴盛曾指出“漢末三國坐始有胡床”。漢末興起一陣胡風，漢靈帝喜好“胡服、胡帳、胡床、胡坐、胡飯、胡空侯（箜篌）、胡笛、胡舞，京都貴戚皆競為之”。但這種現象被譏為“服妖”，認為是后來董卓擁胡兵劫掠長安的不祥之兆。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楊泓進而考証“胡床傳入中國，大約是在東漢末年”“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其使用范圍相當廣泛，幾乎在社會生活的各種場合都可以尋到它的蹤影”，在北齊楊子華所繪《校書圖》中就有一人坐在胡床上的清晰圖像。

　　對坐姿之於禮儀制度的關系，學者多有論述，可參考的文章很多，此不贅述。K9901號陪葬坑出土的這身坐姿俑，不論是坐於凳子、胡床還是椅子之上，其坐著的特征都是顯而易見的，因此，可以作為高坐具的早期事例加以討論。

　　秦漢時期高坐的例子，還有如1983年在廣州發現西漢時期的南越王墓，其中一件銅提筒的腹中間刻著4組相近的羽人和船紋圖案。每艘船上都有5位“戰士”，他們大都戴著高高的羽冠並身著羽衣，威風凜凜。其中一位“戰士”坐著敲鼓，坐具上有明顯的靠背，不知道是不是椅子一類的坐具。學界沒有對此展開深入的討論。

　　凳子、胡床還是椅子的制作其實都不復雜，選擇什麼樣的坐姿更多是一種文化的選擇。宋代理學家張載就說：“古人無椅卓（桌），智非不能及。聖人之才豈不如今人？但席地則體恭，可以拜伏。”

　　筆者曾經發表過《試論唐宋時期椅子在中原地區的傳播》專門討論這個問題。椅子發源於西方，其實不止一次地傳入過中國，但是未能夠很快地在中原地區傳播。楊泓認為，“自先秦至漢魏，中原地區人民生活習俗是席地起居，室內鋪筵，其上再鋪席或低矮的床、榻，供人們日常白晝時坐臥和夜間安眠。正確的坐姿是跪坐，蹲坐、箕踞皆屬不恭，不合禮數。待人接物的許多禮節，也都與席地起居的習俗相聯系，並進而形成制度。因此，通過絲路傳來的高足的域外家具，僅能在新疆地區的遺址尋到一些蹤跡，但無法通過傳統禮俗的關隘，東傳到中原地區”。

　　楊泓提到，“僅能在新疆地區的遺址尋到一些蹤跡”，是指新疆尼雅遺址出土的木椅，見《斯坦因西域考古記》，斯坦因在此書的第五章和第六章都提到了椅子。過去，學者們討論椅子的時候，經常用到的材料還有敦煌石窟第285窟西魏壁畫中的椅子，是中國目前發現的時代最早的椅子圖像，畫面中一個僧人跏趺坐於椅子之上。但現在看來，這個問題還有進一步討論的必要，因為這種禪椅雖然與現在的椅子樣式很像，但用途和宋代以后走入尋常百姓生活中的椅子還不一樣。

　　日本學者藤森照信所著《妙趣橫生的日本建筑學》一書中，講到日本戰敗，美日在東京簽署協議的時候，因為生活習慣的不同而鬧出的一場外交風波：“在日本世代相傳的直接在榻榻米上坐臥，和從歐美傳入的椅、桌和床，在這兩種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的第一回合對決中，以歐美方佔優勢而告終。具體地說，就是日本人作出妥協，在榻榻米上蓋上深紅色的毛氈，把它裝扮成地毯，不知道如何擺放桌子，也勉強擺上，至於椅子，將寺廟裡中國式的椅子臨時拿來湊合使用了。”

　　顧濤在《魏晉以降的禮俗與觀念變遷——從<北齊校書圖>中的坐姿說起》中，認為中國古代社會的禮俗與制度結構，在魏晉至唐宋間發生了巨變。從坐姿上看，秦漢以前可稱為“跪坐時代”，唐宋以后則為“桌椅時代”，這一轉變的中間狀態便是“踞坐”的出現。他認為在禮教主義者的觀念中，按照膝蓋/腳底是否著地為標准，有“跪-跪坐-跏趺”和“蹲-箕踞-踞坐”兩個系列的坐姿。這種細分有助於我們理解坐姿與禮儀之間的關系，這也是秦始皇陵出土的坐姿俑帶給我們的新思考。（杭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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