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是《威尼斯憲章》誕生60周年。這一憲章對全球及中國的文化遺產保護理論與實踐皆產生了深遠影響。

　　1964年，“第二屆歷史古跡建筑師及技師國際會議”通過了《國際古跡保護與修復憲章》，即《威尼斯憲章》，為全球文化遺產保護設定了基本准則和方法。該憲章明確了保護工作中的“真實性”和“完整性”原則，為之后《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的制定奠定了基礎，對全球文化遺產保護理論與實踐產生了深遠影響。在《威尼斯憲章》原則基礎上，更多的文化遺產保護國際合作得以實現，先進的保護技術和方法得以交流共享，文化遺產的價值在世界范圍內得到更廣泛的認識和尊重。

　　作為一個文化遺產保護領域的從業者，我曾親歷多個國際合作項目，也見証了《威尼斯憲章》精神在中國文化遺產保護事業中，從研判、討論，到融合、發展的過程，也深刻體會到中國在全球文化遺產保護中角色的轉變。

　　《威尼斯憲章》在1986年被譯介到中國，引發了廣泛的學術討論和實踐關注，尤其是保護文化遺產真實性和完整性的理念，為中國的文化遺產保護工作提供了新的視角和方法。人們開始重新審視和思考以往的文化遺產保護工作：從依賴於傳統工藝、看重修復后的完好程度，轉向關注可識別性方法、歷史痕跡的去留問題等保護技術問題。

　　與此同時，面對新的機遇和挑戰，我國積極組織培養具有國際視野的專業人才。通過參與相關國際合作項目，不僅引進了國際先進的文化遺產保護理念和技術，也培養了一批視野開闊、理論扎實的文化遺產保護專業人才。

　　《威尼斯憲章》的理念在國際文化遺產保護的專業領域中被不斷討論和反思，也促進了中國的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積極探索適合自身國情的“本土化”保護方法。例如，戈父己鼎的修復過程，就採取了選用中國傳統澆鑄技術制作素面型件，在型件上用固件安置原有殘片的方法。又例如在對承德避暑山庄和外八廟地區的保存狀況進行評估與制訂整體保護規劃時，通過引入地理信息系統和文物風險地圖等現代技術手段，加強了對該遺址的保護管理。

　　與此同時，中國的文化遺產保護力量也在國際舞台上嶄露頭角。中國援助了柬埔寨吳哥古跡保護、尼泊爾文物建筑群震后修復等項目﹔積極參與了對文化遺產“真實性”的討論，通過《西安宣言》等文件進一步推動了對文物古跡“完整性”保護的理解。通過分享中國的文化遺產保護經驗和案例，不僅促進了我國文化遺產保護的多方位發展，更提升了中國在國際文化遺產保護領域的影響力。中國的文化遺產保護不僅僅是遵循國際規范的簡單復制，而是在實際操作中融入了中國的歷史文化特色和現代社會需求的探索，是在理念與實踐、國際標准與本土化層面的“雙向奔赴”。可以說，我們不僅是《威尼斯憲章》的學習者，也是其理念的貢獻者。

　　伴隨文化遺產保護事業的發展，文化遺產通過各種形式進入公眾生活，融入到文旅、教育、社區發展等諸多方面，不知不覺間，成了連接過去與現在、促進文化交流與理解的重要橋梁。文化遺產的社會價值得到了肯定和重視，有助於進一步督促我們更好地保護和傳承文化遺產。

　　盡管《威尼斯憲章》在中國的推廣和應用帶來了諸多積極影響，但在文化遺產保護的實踐中，中國仍面臨著一系列挑戰。這些新挑戰包括：如何進一步利用好公眾的參與熱情，特別是在年輕一代中培養對文化遺產的責任感和使命感，如何培養具有國際視野的復合型人才﹔面對新的自然環境、社會環境，如何開展具有可持續性的文化遺產保護﹔尤其是在數字技術等現代技術應用於文化遺產保護領域時，如何平衡創新與保護原則的關系，再比如如何合理配置有限的資源，尤其在面對眾多保護項目時做出等級排序與最優選擇等。

　　總的來說，《威尼斯憲章》作為一項國際文化遺產保護的基礎性文獻，不僅在全球范圍產生了廣泛影響，而且也激發了中國文化遺產保護事業的全新思考和實踐。通過不斷的學習、創新，中國不僅成功融入了全球文化遺產保護體系，還在多個層面上為這一領域作出了顯著的貢獻。（作者為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原副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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