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篇嶺南——尋跡古南越國》書封。作者供圖

　　“羅浮山下四時春，盧橘楊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長作嶺南人。”蘇東坡的這首《惠州一絕》，至少出現了3種嶺南佳果：盧橘（枇杷）、楊梅、荔枝。之所以說“至少”，是指明面所寫，我們看到內中還隱現著紛繁的嶺南水果景象。這是900多年前一個流貶嶺南的名士眼中的景象，隨著時光流轉，這一景象從未消失，到今天愈加琳琅。

　　關於這首詩，大多數人津津樂道的是后兩句，我卻格外注意其中的一個詞語：次第新。次第是次序、時序，新是新鮮，就是眾多水果在時序中相繼成熟。就我看來，這才是本詩的點睛之筆，是“不辭長作嶺南人”的最佳前綴。寄身嶺南的東坡學士，面對眼花繚亂的各種珍果，肯定不會隻對荔枝情有獨鐘，否則就沒有“盧橘楊梅次第新”這樣的漸進之句了。

　　嶺南的水果品種，據說多達500種以上，有不少都是在水果王國中獨佔鰲頭或出類拔萃的。例如荔枝，自古以來就被喻為“水果之王”，無可替代﹔其次還有龍眼、香蕉、木瓜、菠蘿、芒果、楊桃、楊梅、柑橘、黃皮、橄欖、番石榴、菠蘿蜜、三華李等，不勝枚舉。

　　嶺南佳果與產地的對應，還包括水果名稱對地名的嵌入，就我所知，嶺南各地從村落到城鎮，以水果命名的地方有不少，還有以同一水果命名多個地方的。如廣州增城的派潭鎮，古稱楊梅都，廣東化州、陽山以及廣西容縣，下邊也各有一個楊梅鎮。廣東東莞虎門鎮有一個始建於元代的古村落，叫作龍眼村。

　　關於嶺南佳果的種植歷史追溯和典籍文獻記錄，早在西漢司馬遷的《史記·貨殖列傳》中，便有相關記載：“番禺亦其一都會也，珠璣、犀、玳瑁、果布之湊。”東漢韋昭注釋說：“果謂龍眼、離支（荔枝）之屬。”

　　晉代嵇含在其著作《南方草木狀》中，專門分一卷記載果類，列出了17種果類植物。還有東漢楊孚的《南裔異物志》、南宋陳大震的《南海志》、明末清初屈大均的《廣東新語》等，都對嶺南水果作了很多記錄和描述。甚至還有對馳名水果品種的專門記錄，如清代吳應逵的《嶺南荔枝譜》、清代趙古農的《龍眼譜》等，堪稱農業科普式的水果書。

　　歷代文人畫家以嶺南佳果入詩入畫，多不勝數，尤以荔枝為最，蘇軾、杜牧、張九齡、杜甫、白居易、歐陽修、黃庭堅、楊萬裡、陸游等大詩人，都有荔枝名作傳世。宋元以來有不少涉及荔枝題材的畫作，宋徽宗趙佶很喜歡用荔枝和雀鳥布局畫面，如《寫生翎毛圖》。

　　粵西高州根子鎮的荔枝名園“貢園”，於隋唐時期就已成園，相傳曾向唐朝皇宮進貢荔枝，因而得名。荔園目前還留存著30多棵樹齡超過500年的荔樹，其中9棵樹齡達到1300多年，被喻為“荔枝的活化石”“荔枝的博物館”。

　　漢代劉歆在他的歷史筆記《西京雜記》中，提到南越王趙佗在嶺南建立南越國后，向漢廷進獻奇珍異寶，其中就包括荔枝、龍眼等南方特有的水果。南越國是嶺南地區出現的第一個封建政權，與中原互通，經濟迅猛發展，農業方面在作物增長之外，苗圃業也開始走向興盛，出現不少人工培植的瓜果蔬菜，如柑桔、桃、李、荔枝、龍眼、橄欖、烏欖、人面子、甜瓜、木瓜、黃瓜、葫蘆、姜、花椒、梅、楊梅、酸棗等，奠定了嶺南佳果千載以來的美名。

　　20世紀七八十年代之后，在廣州南越王墓發掘以及今兩廣地區發現的南越國墓葬中，出土了大批水果殘骸，品種多樣，有些樣貌仍存，証實早在2000多年前就有種類較多的水果在嶺南出現，嶺南人初步實現“水果自由”。

　　而在1974年對廣州秦代造船工場遺址的發掘，出土了28枚橄欖核，由此打破了先前學界認為的“橄欖出波斯，自漢代由西域傳入”的說法。廣州素來是橄欖的重要產地之一，尤其以出產烏欖聞名，還由此衍生了今天的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欖雕。

　　這幾年，為了寫作《開篇嶺南——尋跡古南越國》一書，我屢屢出入廣州南越王博物院。在書中，我不但追溯梳理了這些瓜果和稻、黍、薏米芋等農作物在嶺南的來源，同時對嶺南早期的地方面貌、水土風物以及人們的生活、居住、行為、習俗等，都作了盡可能深入的梳理，涉及南越國時期的農業生產、水利建設、手工制造、漁獵造船、商業經營、文化藝術等各個方面，有很多都具有開端的意義。

　　嶺南佳果次第新，不但是各種各樣的水果依次以豐盈、鮮明的姿態呈現，構成美好而怡人的圖景﹔由水果帶來的各種事物、感受，那些上升到風景、人文的嶺南水果文化，也不斷沉澱，推陳出新，飄散出另一種芬芳。（安石榴  作者系作家，著有《開篇嶺南——尋跡古南越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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