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寧）四年春，正月庚午朔，飲屠蘇……立春，晴又陰，從元明步出小南門，訪崇寧道人文慶……（閏二月）二十一日，晴，叔時來對棋，予敗四局……（五月）初八日，雨，陶君送牛脯、雀鲊、蜜梅……（七月）十五日，晴，子溫來，弄琴數曲，全甫、允中、信中月下飲牂柯酒，盡一壺……（八月）十三日，晴……十四日，晴……十五日，晴……二十九日，晴。（《宜州家乘》）

　　 看到上面的文字，我們大概很難想象這是北宋文學家、書法家黃庭堅臨終前一年的日記。這一年，他出游訪友、秉燭探洞，與友人對弈、弄琴、飲酒﹔這一年，他開了肉戒，品嘗著朋友寄來的美味。時間在平淡而安詳中慢慢流動，直到最后的日記中隻剩下一個“晴”字。同樣是在去世的前兩年，歐陽修寫下曠世名作《瀧岡阡表》，一改墓志冷靜客觀的寫法，全用母親鄭氏的話概括父親的生平瑣事，並在母親“汝能安之，吾亦安矣”的平靜回憶中收筆。“有待”是《瀧岡阡表》的關鍵詞，此時的他已經接近自己生命尾聲，沒有多少時間可以再等。可是從文本中，我們卻讀不出任何焦慮感，唯有流淌於平靜與溫情中的與父母正式的告別。在北宋文人臨終的詩文中，我們常能看到類似的淡然，蘇軾的絕筆詩也寫：“大患緣有身，無身則無疾。平生笑羅什，神咒真浪出。”（《答徑山琳長老》）仿佛他們都在平靜無恙的狀態下，安然度過了一生。可是事實真的如此嗎？

　　 欲了解古代文人日常生活的點點滴滴，書信是最佳載體之一。書信的私密性會讓他們願意分享一些真實感受。而宋人的書信中，疾病卻是他們經常談論的話題之一。歐陽修於慶歷八年（1048年）“雙眼注痛如割”，皇祐四年（1052年）“忽患腰腳”，嘉祐二年（1057年）“風眩發作，臥不能起”，嘉祐四年（1059年）“氣血極滯，左臂疼痛，強不能舉”，嘉祐五年（1060年）“兩手中指攣搐”，“藥毒為孽，攻注頤頷間結核，咽喉腫塞”，治平年間“齒牙搖動，飲食艱難”。眼病、腰腳病、眩暈、臂痛、手指抽搐、咽喉腫痛、牙痛，幾乎全身都被病痛長期折磨著。蘇軾也常被疾病所困，元豐六年（1083年）“春夏多苦瘡癤、赤目”，“近復以風毒攻右目，幾至失明”，元祐三年（1088年）“坐處苦一瘡極痛”，元祐四年（1089年）“腰腳蹣跚”，紹聖二年（1095年）“苦痔疾，百藥不效”，這還不算更常見的腹瀉、癤子、咳嗽等小症狀。王安石於嘉祐四年（1059年）言“腳氣已漸平復，殊以為慰”，元豐三年（1080年）“痞喘稍瘳，即苦瞀眩”，元豐四年（1081年）“頭眴多痰，動輒復劇”。黃庭堅也經常敘述“癰方潰，臂作勞輒痛”，“苦腳氣時作，頭眩，脛中痛”，“春來啖苦筍多，乃苦心痛，殊惡”。瘡病、眼病、骨病、痔瘡、腳氣、咳喘……不斷發作的疾病嚴重影響著他們的生活。

　　 於此，我們可以讀出北宋文人與我們刻板印象不同的另一面。我們給蘇軾貼上了“一蓑煙雨任平生”的瀟洒的標簽，也把王安石想象為似乎永遠不知后退的“拗相公”。可是在書信中，蘇軾告訴參寥子自己請求退休致仕只是因為聽說有人“病甚垂死，因致仕而得活”。也是在書信中，王安石坦白自己“年老氣衰”，僅因為暑熱就感到憊頓﹔而同時期的詩歌中，他還刻畫了自己“朝予欲獨往，扶憊強登涉”（《游土山示蔡天啟秘校》）的老當益壯形象。在疾病面前，曠達如蘇軾也會生出對生命強烈的渴望，執著如王安石也會甘於示弱。書信中的他們更加脆弱，卻也更加真實。

　　 患病之際，人們會寄希望於醫藥，可是醫學總有極限。嘉祐、治平年間，歐陽修就開始牙痛，可是一直求醫未果，直到他去世的熙寧五年（1072年），才終於“令醫工脫去病齒，遂免痛苦”。病齒讓歐陽修常年“飲食艱難”，甚至有時說話都困難，他曾在書信中與王拱辰交心，感慨中年以后遭遇疾病，“醫方亦多難得效”，言語之間流露出對求醫的絕望。求人不如求己，宋代文人多有儒醫身份，蘇軾、黃庭堅都精於醫術，也樂於和朋友分享醫方。蘇軾任杭州知州時，就與錢勰分享了自己“惟用溫補藥”治愈腰腳病的經歷，並力勸錢勰不要總用朴消、大黃等性寒之藥。黃庭堅也樂於給別人開藥方，他給王雲開出調養腑臟之方，給鄭僅開河魚丸、桃紅丸來治療痢疾，教王直方艾灸法治療病疽，用托裡散、追風散、雲母膏治療瘡毒，建議逢興文用犀角丸和竹瀝法治療兒子的癰腫……可是作為儒醫的他們最終也不得不與疾病和解，在宜州的歲月裡，黃庭堅似乎終於意識到已不知如何用藥才能治愈自己的疾病。在兩次向子澤判局問藥后，便不見他再提及治療。支撐他們的，想必是醫藥以外的因素。

　　 醫學界有一句名言：“有時去治愈，常常去幫助，總是去安慰。”相較於治愈，慰藉與關愛常常能為病患帶來更多生命的動力，現代敘事醫學就是在這個意義上被開創的。通過在輕鬆的氛圍中與親友傾訴病情，患者獲得了情感宣泄與交流﹔收到來自他人的安慰或者治療方法﹔進而重新審視自己的身體，並獲得哲學思考與心理療愈。宋代發達的交通與郵遞系統正好為文人之間的相互慰問提供了便利，在《宜州家乘》中，黃庭堅幾乎隔三岔五便收發郵件。也是在反復傾訴病情的過程中，他們漸漸對疾病與生死有了深層次的領悟。

　　 紹聖二年（1095年），蘇軾在惠州患痔疾，他分別致書黃庭堅、程之才、王庠、鄧守安等人，敘述自己“百藥不效”，於是斷酒斷肉，每日隻吃淡面兩碗、胡麻、茯苓少許。幾封書信的內容大體一致，編入全集后可能讓人覺得重復乏味，可是反復的交流與傾訴卻讓蘇軾對疾病與生命有了不同層次的體認。蘇軾與程之才講到胡麻、茯苓的藥性、烹飪方法，停留在抵抗疾病的治療層面﹔與黃庭堅、王庠談此事則引申到食戒與枯槁之味，已經上升到修身養性﹔至與鄧守安的信中則上升到“達觀久，一喧靜”的哲學思考，看慣了喧鬧與清靜無別，當然也就理解了生死之間的自然連貫。這樣的書信交往有點類似於“群發短信”，文人在與不同對象的交流中，反復咀嚼病體、審視疾病與治療過程，也形成了從飲食、藥理知識到修身、悟道的多重思考。而那些往來的書信就成為一場漫長的告別。死亡有條不紊地到來，留給文人足夠的時間去理解生命﹔它在友朋的陪伴中到來，讓文人來得及與疾病、與衰老、與他人，也與自己和解。病重之際的蘇軾終於理解了庄子說的“在宥天下”，這種心境既是與世界的和解，亦是在生死面前放下執著，找回謙卑之心。

　　 而在擁有了和解心態，開始正視衰病與死亡的陰影后，文人們反而激發起更多的生命活力。晚年的歐陽修頻頻提及對《新唐書》的牽挂，王安石也一再惦念他的《字說》，這是在學術的毅力中追求生命的價值。他們又堅持把玩物賞美的雅趣貫徹到生命的終點，歐陽修直至去世前一年仍在為金石拓片撰寫跋尾。在《唐韓覃幽林思》中，他列出了一連串故去的友人之名。歐陽修可能意識到，生命的脆弱亦如這些金石碑刻一般，可是他依然迷戀於此。黃庭堅晚年患有嚴重眼疾，卻仍熱衷與人交流書法行筆之意，品鑒、分享《蘭亭禊飲詩敘》等摹本，把對美的熱情保持到生命的最后階段。

　　 由此我們也許可以理解，何以北宋文人總能讓我們看到“光風霽月”般的精神世界。傳統儒家哲學總是講“未知生，焉知死”，其實是回避談論生死問題。而北宋文人之間的書信往來，卻讓他們一次次真實地置身於生死之間的語境中。在一場場漫長的告別中，文人漸漸意識到老病如時序一般不可逆轉，他們唯一能做的是讓生命之花在漫長的四季中更好地綻放。他們的生命態度可以反過來概括為“未知死，焉知生”。在漫長的衰病敘述與交流中，文人理解了死亡，同時更加執著、迷戀於生命。於是，當人們去追問什麼是死亡的時候，北宋文人用其“不朽的生命”回答了到底怎樣才算是“活著”。　　 （作者：諸雨辰，系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副教授）

分享讓更多人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