豐子愷《村學校的音樂課》中的兒童，沒有眼睛和鼻子，隻有一個個張大的嘴巴。資料圖片

　　 藝術來源於現實生活，但又不等同於現實生活。所謂“不等同於”，即意味著藝術不是對現實寸步不移的刻板模仿。將生活原型反映到藝術作品中時，為了達到預期目的，取得最佳效果，藝術家既可以虛以實之，做“加法”，也可以實以虛之，做“減法”。其中，顧愷之所做的加法與豐子愷所做的減法很有代表性，值得今人揣摩與玩味。

　　 顧愷之，字長康，是東晉杰出的畫家和繪畫理論家。劉義慶在《世說新語》“巧藝”門中記載：“顧長康畫裴叔則（裴楷表字），頰上益三毛。人問其故，顧曰：‘裴楷俊朗有識具，正此是其識具。看畫者尋之，定覺益三毛如有神明，殊勝未安時。’”中國人普遍信奉“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蘇軾在《傳神記》一文中說，可以傳神的人體部位，除了眼睛之外，“其次在顴頰”，所以，顧愷之為裴楷畫像時在他臉頰上平添三根毫毛，不為無因。那麼，為什麼“頰上益三毛”就能表明裴楷有識具呢？推究起來，這個問題和中醫學理論有關。春秋時期秦越人（扁鵲）在《難經》中說：“心重十二兩，中有七孔，三毛，盛精汁三合，主藏神。”所以“三毛七孔”，就成了有心思、有心機的體現。據《晉書》列傳第五記載，裴楷“風神高邁，容儀俊爽，博涉群書，特精理義，時人謂之‘玉人’。”為有貌有才的裴楷畫像，凸顯其儀容俊爽不難，難在凸顯他有識具，因為前者具體而后者抽象。為了凸顯裴楷有識具，總不能在他臉上畫“七孔”吧，所以平添“三毛”自然就成了顧愷之的選擇。顧愷之根據中醫學理論，對裴楷的原型做加法，盡管是無中生有，卻達到了以形寫神、神形兼備的效果。

　　 無獨有偶，蘇軾在《傳神記》中記載：“吾嘗見僧惟真畫曾魯公，初不甚似。一日往見公，歸而甚喜，曰：‘吾得之矣。’乃於眉后加三紋，隱約可見，作俯首仰視眉揚而額蹙者，遂大似。”由於只是單純追求形似的效果，僧惟真為曾公亮畫像時於眉后加三紋，與中醫學理論無關，但明顯受到了顧愷之“頰上益三毛”典故的影響。可見畫家表現人物的風神與個性，不但要善於觀察，還要善於發揮創造性想象，而做加法就是其中重要的一環。

　　 如果說，在繪畫中顧愷之善做加法，那麼豐子愷就是做減法的大師。豐子愷在《隨感十三則》一文中說：“有一回我畫一個人牽兩隻羊，畫了兩根繩子，有位先生教我：‘繩子隻要畫一根，牽了一隻羊，后面的都會跟來。’我恍悟自己閱歷太少，后來留心觀察，果然看見：前頭牽了一隻羊，后面數十隻羊都會跟去。”這個故事在豐一吟筆下有另外一個版本。她在《我的父親豐子愷》一書中說：“記得抗戰前在故鄉時，他曾畫過一個人牽著幾隻羊，每隻羊的頸上都系著一根繩子。畫好了挂在牆上，正好被幫我家挑水的青年農民看到了。他笑著說：‘牽羊的時候，不論幾隻，隻要用一根繩子系住帶頭的那一隻，其余的都跟上來了。’”兩則記載略有差異，假如此事確如豐一吟所說的話，豐子愷尊挑水的農民為“先生”，無疑更能凸顯他從善如流的謙遜品格。豐子愷藝術創作時做減法，去掉了多余的繩子，使得畫面更加簡潔和空靈，又符合物種屬性和生活真實。須知繩子去不去掉，藝術效果大不一樣：不去掉，“有畫處多屬贅疣”﹔去掉了，“無畫處皆成妙境”。

　　 豐子愷畫作《村學校的音樂課》，呈現了鄉村教室裡一位拉二胡的先生和一群唱歌的孩子。畫面上的孩子既沒有眼睛，也沒有鼻子，隻有張大的嘴巴。鄉村學校雖然簡陋，但是孩子們對音樂的熱愛以及在歌唱中感受到的歡樂，卻充分地表現了出來。豐子愷在創作中大做減法，省去了許多筆墨，卻有力地凸顯了“村學校的音樂課”這一主題。據劉繼興考証，印度大詩人泰戈爾曾稱贊過豐子愷這幅畫，他說：“這種畫法用寥寥幾筆，寫出人物個性。臉上沒有眼睛，我們可以看出他在看什麼……高度藝術所表現的境地，就是這樣。”

　　 藝術創作時做加法或做減法，須有內在的道理。顧愷之做加法，是為了以形傳神，凸顯人物有識具。豐子愷做減法，則因筆不到而意已到，無須再畫蛇添足。無論做加法還是做減法，都要處理好實與虛的關系，做到恰當呈現與恰當留白。這樣生成的藝術作品，既符合格式塔心理學，不影響人們對圖畫的理解﹔又如取神龍一鱗半爪，“而龍之首尾完好固宛然在也”。　　 （作者：朱美祿，系貴州財經大學文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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