蝸牛鏢

　　箱形前嵴蚌

　　佛州地鼠龜

　　Ⅰ 野生動植物減少

　　 在美國《瀕危物種法案》頒布50周年之際，我們來到距離田納西河流域管理局尼克杰克大壩下游僅500米處尋找蝸牛鏢（snail darter）——它是因《瀕危物種法案》而受益的物種中更為出名的那個。就在幾個月前，美國魚類及野生動物管理局的斯泰爾斯和管理局其他專家決定，和白頭海雕一樣，這種小魚不再屬於《瀕危物種法案》的保護物種。基於此，我們希望能夠捕獲蝸牛鏢作為非瀕危物種的第一個樣本。

　　 田納西河流域管理局生物學家戴夫·馬修斯幫斯泰爾斯把拖網採集到的物質都一一取出來，放在甲板上。除了散落在甲板上的木頭和岩石碎片外，還有一條約15厘米長的俄亥俄小鱸（common logperch），以及一條更小的魚——它長約5厘米，身上交替排列著深褐色和淺褐色垂直條紋，並且每一種顏色的條紋上還分布著另一種顏色的斑點，使得它們在河底礫石的襯托下很難被發現。馬修斯解釋說，這是一條2歲大的蝸牛鏢，還沒有完全長大。

　　 大家都喜歡白頭海雕，但對蝸牛鏢卻褒貶不一。《瀕危物種法案》於1973年12月28日由理查德·尼克鬆總統簽署通過，但圍繞《瀕危物種法案》產生的主要爭議仍然存在：我們能否拯救世界上所有“不起眼”的物種，如果拯救它們會阻止人類完成重要項目，我們還要嘗試拯救它們嗎？在20世紀70年代的田納西河流域管理局看來，答案是否定的。當時，蝸牛鏢成為第一批被列為瀕危物種的生物，它們所處的境況暫時阻止了田納西河流域管理局佔用它們的棲息地修建一座大壩。當美國司法部長在最高法院為田納西河流域管理局辯護時，為了規避法律，他在9位身穿黑袍的法官面前舉起一個裝有蝸牛鏢標本的罐子，試圖說明它們無足輕重、不足為慮。

　　 20世紀70年代末，已知的蝸牛鏢僅存在於田納西河的一條支流——小田納西河——的一個河段內，並且似乎在劫難逃，因為田納西河流域管理局考慮不周而要在這條支流上建造泰利庫大壩。1978年，它們曲折的復蘇之路邁出了第一步，當時美國最高法院出人意料地裁定，根據《瀕危物種法案》，瀕危蝸牛鏢生命的優先級高於一座即將竣工的大壩。“那時美國政府站出來說，‘每個物種都很重要，我們在保護《瀕危物種法案》中的每個物種方面說到做到。’”生物多樣性中心（一個會員制非營利組織）的資深科學家蒂拉·柯裡說。

　　 現在，這條河的主干和多個支流600多千米的地方都能找到蝸牛鏢的蹤影。《瀕危物種法案》的實施已經使數十個其他物種免於滅絕。到2023年年底，有大約60個物種可以恢復到足以降為受威脅物種或是從保護名單中刪除的程度。

　　 然而，美國和全球其他地方一樣，面臨著日益嚴重的生物多樣性危機。隻有不到6%曾被列為受威脅或瀕危物種的動植物被移出保護名單，其余許多則在種群恢復方面進展甚微。更重要的是，這份名單還遠不夠完整：美國野生動物聯合會的首席科學家布魯斯·斯坦表示，美國約有三分之一的脊椎動物和維管植物很容易滅絕。即使是那些無危物種，它們的數量也在下降。“現在全世界飛翔的鳥比上世紀70年代少了三分之一，”斯坦說。例如，我們不太可能看到白喉帶鹀（Zonotrichia albicollis）或紅翅黑鸝（Agelaius phoeniceus），盡管這兩個物種都還沒有瀕臨滅絕。

　　 在美國，野生動植物比50年前少得多，主要是因為人類一直在不停地佔用它們的棲息地，包括森林、草原和河流。《瀕危物種法案》的目的從來都不是為了阻止這一趨勢，更不能應對野生動植物面臨的下一個巨大威脅——氣候變化。

　　 事實上，在1978年最高法院作出裁決后，國會通過了一項針對《瀕危物種法案》的特別豁免，允許田納西河流域管理局完成泰利庫大壩的建造。盡管如此，最終蝸牛鏢還是存活下來了，這主要是因為田納西河流域管理局將一些蝸牛鏢從小田納西河遷出，並且還有一些種群出現在田納西河流域的其他地方，另外在1972年《清潔水法案》頒布后，隨著當地河流和溪流的污染慢慢減少，魚類數量也因此有所恢復。

　　 迫於《瀕危物種法案》執行者的壓力，田納西河流域管理局也改變了對整個流域水壩的管理方式。他們開始向水庫深處注入空氣，有些地方會注入氧氣。他們開始更有規律地從水壩中放水，以便使流量保持在可清除河底淤泥並露出干淨礫石的最低水平，這樣一來，以蝸牛為食的蝸牛鏢就可以在這些礫石上產卵，進而繁衍下去。從根本上說，田納西河流域管理局開始考慮野生生物的需求了，這正是《瀕危物種法案》所要求的。但問題在於，許多動植物並沒有得到相應的幫助。這是因為美國政府提供的資源太有限，也因為《瀕危物種法案》一直沒有鼓勵私人土地所有者參與瀕危物種的保護工作，反而讓他們很抗拒，此外還因為美國從未完全遵循《瀕危物種法案》的理念。相反，半個世紀以來，相關法案一直是造成人們思想兩極分化的一個因素。

　　Ⅱ 利益沖突

　　 如今，我們似乎無法想象1973年政治家會在環境問題上達成共識：美國參議院一致通過《瀕危物種法案》，眾議院也以390票對12票通過了該法案。“有人曾稱這幾乎可以算是國會發表的一份聲明了。”加裡·弗雷澤說，近25年來，這位美國魚類及野生動物管理局生態系統服務方面的副主任一直在監督該法案的實施。

　　 但5年后的“蝸牛鏢案”讓人們開始失去信心。當國會議員通過《瀕危物種法案》時一直考慮的是雕、熊和美洲鶴這樣的物種，但並沒有充分認識到該法案可涉及的物種范圍，直到蝸牛鏢案的出現。最高法院發現，根據這項法案，“無論明智與否……我們都有絕對的職責去保護所有瀕危物種，”首席大法官沃倫·E.伯格在蝸牛鏢案結案后說道。他在這個案件的裁決中寫道，即使是最近發現的小魚（這裡指蝸牛鏢），我們也必須不惜一切代價地拯救它們。

　　 這樣做明智嗎？對於像柯裡這樣的環保主義者和許多非環保主義者而言，答案一直是肯定的。美國《國家地理》雜志攝影師喬爾·薩托表示，《瀕危物種法案》“是除人類之外其他物種的基本權利法案”。目前，薩托正在做一個名為“影像方舟”的項目，目的是拍攝各種動物作為影像記錄，以防一些物種滅絕——到目前為止，他已經拍攝了近1.5萬個物種。但在反對者看來，蝸牛鏢案的判決就是違背常識。他們認為判決結果很“不可思議”，《瀕危物種法案》方面的權威專家邁克爾·比恩（現已從美國環保協會退休）說，“在過去的45年裡，這種非黑即白的思考方式一直存在。”

　　 洛厄爾·E.貝爾是美國華盛頓特區的資深環境保護律師，也寫了一本關於《瀕危物種法案》歷史的書。根據貝爾的說法，在該法案頒布早期，美國魚類及野生動物管理局的外勤探員常把自己看作是執行該法案禁令的戰斗型生物學家。1990年，北方斑林鸮（Northern Spotted Owl）被列入《瀕危物種法案》的保護名單。在此期間，環保主義者與伐木者就太平洋西北部的古老森林爆發了一場激烈的沖突，為了保護這裡的生態系統，環保主義者將北方斑林鸮卷入了這場沖突中。此后，美國魚類及野生動物管理局開始在處理動物保護事務時變得更加靈活。貝爾表示：“但前20年的沖突仍存在於許多美國人的腦海中。”

　　 該法案可能會給土地所有者帶來很大的負擔。在做任何可能“侵擾”或“傷害”瀕危物種的事情（包括改變其棲息地）前，他們需要獲得美國魚類及野生動物管理局的許可，並提交一份“棲息地保護計劃”。

　　 此外，《瀕危物種法案》對美國森林局和土地管理局等聯邦機構——或田納西河流域管理局——提出的要求可能會產生巨大的經濟影響。該法案第7條禁止各機構採取、允許或資助任何可能“危及保護名單中物種生存”的行動。如果某些行動可能會對瀕危物種造成危害，這些機構必須首先與美國魚類及野生動物管理局（或負責海洋物種保護的美國海洋漁業局）協商，並尋求替代方案。

　　 “當人們談論《瀕危物種法案》會如何阻止項目實施時，他們把焦點都集中在法案第7條，”生物保護學家雅各布·馬爾科姆說。北方斑林鸮就是一個有力的例証：一項經濟分析表明，限制伐木消除了數千個木材行業的工作崗位，也助長了保守主義者關於《瀕危物種法案》會損害人類利益和經濟增長的觀點。

　　 但馬爾科姆稱，近幾十年來，這種觀點一直都是基於“傳聞，而非証據”。在2022年之前，馬爾科姆在野生動物保護者組織工作，他曾經和同事分析了2008年至2015年美國魚類及野生動物管理局和其他機構之間磋商的材料。他們發現，“沒有一個項目被叫停，”馬爾科姆說。他的團隊還發現，聯邦機構很少採取積極措施來恢復法案第7條所要求的物種，就像田納西河流域管理局對待蝸牛鏢那樣。對於許多被列入保護名單的物種，美國魚類及野生動物管理局甚至連恢復計劃都沒有。

　　 哥倫比亞大學的埃裡克·K.埃伯哈德和同事在2022年進行的一項研究表明，瀕危物種也可能無法恢復，因為“大多數物種隻有在達到危險的低種群規模時才會得到保護”，他說。大多數情況是，一個環保組織——通常是生物多樣性中心——向美國魚類及野生動物管理局提出請願或起訴后，相關物種才會被列入保護名單。生物多樣性中心稱在其努力下，共有742個物種被列入名單。但從申請到列入名單可能要經過數年時間，在此期間，物種數量會進一步減少。該中心負責瀕危物種保護的主任諾厄亞·格林沃爾德認為，美國魚類及野生動物管理局不將物種列入名單是為了避免爭議——它已經內化了反對《瀕危物種法案》的聲音。

　　 《瀕危物種法案》經常被比作物種急診室：人滿為患，人手不足，它隻能想方設法讓病人活下來，但也就僅此而已。盡管這項法案承認生態保護對野生動植物的數量增長至關重要，但它並沒有強制要求將生態系統恢復到健康狀態。“它的目標是讓事情變得更好，但它所用的‘工具’只是為了防止事情變得更糟，”比恩說。

　　Ⅲ 有待觀察的新策略

　　 目前，棲息地喪失仍是動物所面臨的巨大威脅。斯坦和美國范德比爾特大學的J.B.魯爾都認為，為了保護美國的生物多樣性，真正需要做的是創建一個全國性的生態系統網絡。但這在美國現有政治環境下是不可能實現的。不過，以下兩個倡議可能會有所幫助。

　　 第一個是《恢復美國野生動物法案》，該法案於2022年差點獲得通過，今年再次提交審議。它是以1937年《皮特曼-羅伯遜法案》的成功為基礎建立的，通過對槍支彈藥征收聯邦消費稅為各州野生動植物保護機構提供資金。該法案旨在解決獵物種類減少的問題。

　　 根據這項新的法案，各州和美國原住民每年將分別獲得13億和1億美元的資金，用於保護獵物物種。斯坦表示，它之所以得到兩黨的支持，部分原因是它有助於在《瀕危物種法案》的“監管之錘”落下前阻止某個物種數量的減少。這大大提升了各州野生動植物保護的預算，不過這筆資金只是聯邦支出中的一個零頭。但由於去年國會未能就如何為這項措施撥款達成一致而沒有通過該法案，如果通過，這項法案“對大自然來說將非常重要”，柯裡表示。

　　 第二個用於促進物種保護的倡議已在進行中：讓土地所有者參與其中。落基山脈以東的大多數野生動植物棲息地都在私人土地上，而這裡恰恰是野生動植物消失最快的地方。一些專家表示，除非美國魚類及野生動物管理局與土地所有者加強合作，並在《瀕危物種法案》監管的硬策略上增加軟策略，否則保護工作不太可能成功。長期以來，比恩一直在推廣這一想法，包括2009至2017年年初他在內政部工作期間。他說，這種方法是從紅頂啄木鳥保護開始的。

　　 當《瀕危物種法案》通過時，曾經生活在東南部的數百萬隻紅頂啄木鳥隻剩下不到1萬隻。人類砍倒了樹齡較大的鬆樹——主要是長葉鬆——這種鳥會在這些樹上挖洞來棲息和筑巢。這些活動需要樹足夠大，且至少要有60年到80年樹齡，但如今這樣的樹已經不多了。長葉鬆曾經覆蓋了從弗吉尼亞州到得克薩斯州的36萬平方千米土地，如今卻隻剩下不到約1萬平方千米。

　　 20世紀80年代，《瀕危物種法案》執行效果不佳，因為它幾乎沒有起到激勵人們保護私有林的作用。比恩說，事實是，土地所有者有時會砍掉紅頂啄木鳥可棲息的樹，以避免法律的約束。它們的數量一直在下降，直到20世紀90年代，那時美國環保協會——包括彼時還在那裡工作的比恩——說服美國魚類及野生動物管理局採用“安全港協議”作為一種簡單的解決方案。這項協議向土地所有者承諾，如果他們採取保護紅頂啄木鳥的措施，包括保留長葉鬆作為這些鳥的棲息地，他們將不會受到懲罰，而且他們可以自由決定今后是否將森林數量減少到協議簽署時的基線水平。

　　 事實上，這種適當的軟策略就足以阻止一些私有林所有者砍伐森林。由此一來，“森林面積下降趨勢得到了扭轉，”比恩說，“在像南卡羅來納州這樣的地方，有成百上千平方千米的私有林登記在冊，紅頂啄木鳥的數量也顯著增加。”

　　 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啄木鳥仍屬於瀕危物種，仍需要人類的幫助。因為沒有足夠的老鬆樹，所以土地管理者就在年輕的鬆樹上人工鑿洞，然后時而把這些鳥移到洞裡以擴大種群數量。大部分工作正在進行中，但想要讓紅頂啄木鳥移出保護名單，就必須恢復更多的長葉鬆。這意味著，野生動植物保護部門必須要與私人土地所有者合作才行，因為有80%的紅頂啄木鳥棲息地都位於私人土地上。

　　 利奧·米蘭達-卡斯特羅曾擔任美國魚類及野生動物管理局東南部地區主任，2022年12月退休。米蘭達-卡斯特羅說，2010年這種合作方式在亞特蘭大開始生效。生物多樣性中心已遞交了一份請願書，要求美國魚類及野生動物管理局考慮將404個新物種列入保護名單。這一數量本是“令人不堪重負”，米蘭達-卡斯特羅說，“那時我們就決定，‘嘿，我們不能用傳統的方式辦事。’將這麼多物種列入保護名單的擔憂促使我們”尋找那些因保護得當，而不再需要列入保護名單的案例。比如，佛州地鼠龜（Gopherus polyphemus）。

　　 和啄木鳥一樣，佛州地鼠龜適應於開闊的長葉鬆森林，在那裡晒太陽，以草本植物為食，並在沙質土壤中挖洞。這種龜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物種，因為包括蛇、狐狸和臭鼬在內的300多種動物都會在這種龜的洞穴裡居住。但幾十年來，佛州地鼠龜的數量一直在下降。

　　 城市化是佛州地鼠龜面臨的主要威脅，但通過適當的林地管理，可以為它們留下生存空間。擁有約4萬平方千米森林的一家木材公司急於將這一物種從保護名單上移出。這家名為“資源管理服務公司”的木材公司稱，它將在佛羅裡達州的約15平方千米狹長地帶上對長葉鬆進行恢復，最終有望將面積擴大到約800平方千米。該公司甚至提議把其他瀕危物種遷移到這片土地上，米蘭達-卡斯特羅對此感到很高興：“我以前可從未聽說過這種事。”去年秋天，美國魚類及野生動物管理局宣布，在佛州地鼠龜的大部分活動范圍內，它們都無需被列入保護名單。

　　 現在，米蘭達-卡斯特羅是“無沖突保護組織”的負責人，該組織致力於在《瀕危物種法案》更經常產生訴訟的場合促成對話和磋商。“在最初的50年裡，強硬的策略是最常用的方式。”米蘭達-卡斯特羅說，“在接下來的50年裡，我們將更多地使用軟策略。”他在美國佐治亞州摩爾堡外的自家農場裡種植長葉鬆，佛州地鼠龜也因此受益。

　　 生物多樣性中心對單靠軟策略就能拯救這種爬行動物持懷疑態度。中心指出，美國魚類及野生動物管理局自己建立的模型顯示，在接下來幾十年裡，佛州地鼠龜小規模的亞種群將消失，並且總數量將減少近三分之一。2023年3月，該中心對美國魚類及野生動物管理局提起訴訟，要求將佛州地鼠龜列入保護名單。

　　 今年，美國魚類及野生動物管理局也採取措施，將小草原鬆雞（Tympanuchus pallidicinctus）列入保護名單。長期以來，它們位於美國南部平原的棲息地一直被農業和能源產業侵佔。但參議院很快便投票推翻了這一舉措，不過拜登總統承諾，隻要獲得眾議院通過，他就贊成美國魚類及野生動物管理局將小草原鬆雞加到保護名單裡。

　　Ⅳ 動物保護的價值

　　 這些策略爭論的背后隱藏著一個令人苦惱的問題：我們能夠拯救所有物種嗎？答案是否定的，我們不可能拯救所有的物種，物種滅絕將不斷發生。2021年，美國魚類及野生動物管理局提議將另外23個物種移出保護名單——不是因為它們已經恢復，而是因為它們已經有幾十年沒被看到過，而被推斷已經滅絕。不過，証實某一物種已經滅絕和經過深思熟慮后判定它已滅絕是有區別的。有些人樂意做后者，另一些人則不然。比恩認為，這與不同的人和野生動植物接觸的程度有很大關系，尤其是小時候。

　　 齊格蒙特·普萊特是美國波士頓學院法學院的教授，在1978年的蝸牛鏢案中擔任律師，同時為數百名農民維權，那時他們的土地因泰利庫大壩而被淹沒。在訴訟過程中，法官小劉易斯·F.鮑威爾曾問普萊特：“這些小魚究竟有什麼價值？它們是用來吃的嗎？”普萊特指出，像蝸牛鏢這樣的瀕危物種給我們敲響了警鐘，提醒我們關注人類行為對動物和我們自身構成的威脅，也促使我們思考其他替代方案。

　　 《瀕危物種法案》旨在拯救受威脅或瀕危物種，但要實現這一目標，就必須保護生態系統。舉例來說，我們通過保護北方斑林鸮，至少拯救了太平洋西北地區的一小部分原始森林。現在，對紅頂啄木鳥和佛州地鼠龜的關注也有助於保護美國東南部的長葉鬆森林。實際上，泰利庫大壩修建被叫停主要是為了保護建筑物——這座大壩的修建導致切羅基原住民的歷史古跡和300個農場被淹沒——而不是出於對蝸牛鏢的保護。另一方面，一些瀕臨滅絕的貽貝確實阻止了田納西河流域管理局在田納西州中部的達克河上建設另一座大壩——現在，這條河被認定為北美洲生物多樣性最豐富的河流。

　　 吉姆·威廉斯表示，《瀕危物種法案》迫使各州盤點當地分布的野生生物。威廉斯是美國魚類及野生動物管理局一位年輕的生物學家，負責調查蝸牛鏢和達克河內的貽貝。威廉斯在亞拉巴馬州長大，我現在就住那裡。“過去我們不知道（這裡）究竟有什麼生物，”他說，“隨著人們開始探索，發現了各種各樣的新物種。”其中許多都是貽貝和小魚。

　　 斯坦在2002年的一項調查中發現，在美國各州中，亞拉巴馬州在物種多樣性方面排名第五，同時在物種滅絕方面排名第二——近期因被推斷已滅絕而提議從保護名單中移除的23個物種中，有8個是貽貝，其中有7個曾生活在亞拉巴馬州。

　　 今年春天的一個早晨，在亞拉巴馬州北部淺灘河岸邊的一間小屋裡，我參加了一場當地淡水生物學家的聚會。在聚會活動的中心，薩托坐在二樓甲板陰影處，開始將更多的物種記錄在他創建的“影像方舟”裡，而生物學家（大多數來自田納西河流域管理局）也非常樂意幫忙。他們散開去收集各種生物，然后把它們倒入薩托泛光照明的狹窄水族箱裡。他弓著背坐在水族箱前，把頭伸進黑色的罩布裡，手裡拿著相機，像時尚攝影師一樣捕捉動物格外吸引人的瞬間，偶爾會讓身邊有空的人動一下水族箱裡的動物，促使它們換成一個更好的姿勢。

　　 我看到他拍攝了一條還沒有名字的溝紋鏢鱸（striated darter）、黃狼鱸（yellow bass）和一條美洲鱥（Notropis ammophilus），以及一隻於2011年在淺灘河發現的巨型小龍蝦。薩托的目標是使那些從未見過這些生物的人們受到觸動，認識到防止物種滅絕的重要性，另外，如果其中有些物種真的從地球上消失了，拍下的照片就成了它們留下的寶貴記錄。

　　 我和田納西河流域管理局生物學家托德·阿馬克一起朝著淺灘河的方向走去，然后坐在岸邊。阿馬克跟隨威廉斯的步伐，成為一名貽貝專家。在淺灘河裡，他的同事拎著網在蹚水找動物，另一邊，他給我快速介紹了貽貝繁殖的基礎知識。這類生物奇特的行為讓我開始關注它們，尤其是它們的存亡。

　　 阿馬克解釋說，淡水貽貝有數百種之多，幾乎每一種都會誘使特定種類的魚幫助自己養育后代。例如，一種名為“Lampsilis fasciola”的美麗蚌（Lampsilis）會把它軀體的一部分塑造成米諾魚（minnow）的形狀來引誘黑鱸前來取食，然后在黑鱸張大嘴攻擊時將它的幼體噴射到黑鱸嘴裡，這樣它們就可以附著在魚鰓上，吸取魚的血液為生。另一種貽貝會將它們的幼體懸挂在它們產生的約一米長足絲的端點處。此外，一種名為“Epioblasma ahlstedti”（目前它們僅分布在達成河內）的前嵴蚌（Epioblasma，該屬的大多數物種已滅絕）會先引誘一條不幸被選為寄主的魚，然后用殼緊緊夾住魚伸到殼裡的頭，接著便將幼體注入其中。阿馬克表示：“這些例子你編都編不出來。”不過，這些動物之間的每一種關系都是在某一地點隨時間推移演變而來的。

　　 現在，有一小群生物學家嘗試在實驗室裡培育瀕臨滅絕的貽貝，他們必須弄清楚某種貽貝生存所依賴的寄主魚類。這需要那些保護生物學家不厭其煩地反復試驗，正是這些他們認為艱苦卓絕的工作，幫助拯救了加州神鷲和美洲鶴。有所不同的是，這些要拯救的貽貝是無眼無腦、體型較小的棕色生物，且很少有人知道。

　　 阿馬克說，大多數貽貝的現狀都比半個世紀前有所好轉。但有些物種非常罕見，想要得到拯救是很難的。我問阿馬克，這樣做是否值得，我們是否需要接受我們隻得放任一些物種滅絕的事實。他回答時聲音哽咽，讓我有點后悔問了這個問題。

　　 “我要說的是，並不是這些物種不值得我們拯救，”他說，“更重要的是，它們沒有生存下去的可能了。”然后，他定了定神，接著回答道：“但它們（在地球上）生活了很久，我們有什麼權利剝奪它們的生命？”他表示：“我不是在以一位生物學家的身份回答，而是作為一個人。說實話，人類憑什麼決定其他物種的命運？”〔撰文 羅伯特·孔齊希（Robert Kunzig） 翻譯 林 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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