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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

學人小傳

陳伯吹（1906—1997），上海寶山人。兒童文學作家、翻譯家、理論家、出版家，中國兒童文學創作和理論研究的開創者和奠基人，被譽為“東方的安徒生”。曾任中華書局、人民教育出版社編審，上海作協書記處書記。著有兒童文學作品《阿麗思小姐》《波羅喬少爺》《一隻想飛的貓》《駱駝尋寶記》及理論研究著作《兒童故事研究》《兒童文學簡論》《作家和兒童文學》等。1981年創立了“兒童文學園丁獎”（現名“陳伯吹國際兒童文學獎”）。

從1927年發表第一部兒童文學作品開始，一直到1997年辭世，陳伯吹先生的文學生涯持續了70年。在這漫長的文學生涯中，他在兒童文學創作、理論、出版、教學等多個領域作出了全方位的貢獻。其中，他對兒童文學教育的思考、研究和實踐尤為后人矚目。

壹

陳伯吹，原名陳汝塤。1906年生於江蘇省寶山縣（今上海市寶山區）羅店鎮。他的父親陳文喬是一家布店的小職員，雖然文化不高，但十分開明，母親張秀珍出身木匠家庭，溫柔慈愛。陳家祖上以種桑養蠶為生，經濟條件還算寬裕，但到了陳伯吹這一代，家中人口眾多，經濟趨於困頓，甚至每年除夕，一家人都要提心吊膽——債主往往會來上門討債。父母面皮薄，不好意思面對債主，都躲開了，每每讓汝塤和汝寬兩兄弟給債主賠不是、說好話。一直挨到半夜，討債人散去，他們才能安心過個年。

陳伯吹的文學啟蒙是從私塾開始的。在私塾學了三年《千字文》《三字經》等蒙學讀物后，陳伯吹進入寶山縣立第二高等小學讀書。校長李墨濃知道他家的經濟情況，免除了他的學費，還給他取了一個別名陳伯吹。陳伯吹知道自己求學不易，想方設法爭取讀書機會。有一次，一個學長拿著一本兒童書《無貓國》給同學們講故事，陳伯吹讀書心切，聽完故事后還想仔細閱讀，便開口借閱，學長有點舍不得，半是刁難半是玩笑地提出，讓陳伯吹磕三個響頭。沒想到，陳伯吹毫不猶豫，當眾跪下磕了頭，成功借到了書——這次借書經歷讓陳伯吹印象深刻，后來被他寫進了《窮孩子》這篇小說裡。除了新興的兒童讀物，陳伯吹還從另一位同學家裡借閱了《東周列國志》《三國演義》《水滸傳》等古典小說。這些閱讀給他打下了一定的文學基礎。

小學畢業后，父親想讓陳伯吹經商，讓他做了三個月學徒，但熱愛讀書的陳伯吹，最終還是說服了父親，重新求學。1919年，陳伯吹考入寶山縣甲種師范講習所，這所學校屬於公益性質，招收的都是像陳伯吹這樣的鄉村貧寒子弟。在這裡，陳伯吹接觸到了新思潮和新文化，開闊了眼界，也初步展現了在想象力和文字表達上的天賦。有一次，他在日記裡寫下了這樣一個科學幻想：“如果在喜馬拉雅山的頂峰上，用最強烈的電燈光，打出一亮一暗、一長一短的信號，要是火星上也有人，就會和我們地球上的人通訊、打交道，說不定他們還會到地球上來呢！”教國語的先生看到，十分驚喜，點評道：“小時候有理想，大起來有希望。”（蘇叔遷《陳伯吹傳》）

1922年，16歲的陳伯吹從師范學校畢業，到楊行鄉朱家宅小學任教。朱家宅小學不大，隻有幾十名學生，而教員、校長、校工都由陳伯吹一人擔任。這位還是個半大孩子卻充滿了熱情的少年教師，開始施展自己的教育夢想。他白天在課堂上教課，傍晚在田頭給孩子們講故事，天黑了就回到臥室繼續講，孩子們也會把從村裡村外聽來的民間傳說講給陳伯吹聽。夏收時，為了幫助村裡的農民照顧年幼的孩子，陳伯吹免費授課兩個月。在此期間，他察覺到鄉村兒童課外讀物的匱乏，自己動筆撰寫適合他們需求的講義。以這段教書生活為素材，陳伯吹后來寫出了兒童小說處女作《學校生活記》。和鄉村孩子朝夕相處，陳伯吹奉獻了自己的愛心，也收獲了孩子們的愛戴，這段經歷成為他兒童文學之路的起點。

1925年，因教學成果顯著，陳伯吹被調到寶山縣立第一小學當初級部主任。在新的小學，陳伯吹繼續給孩子們講故事、推薦課外讀物，同樣受到孩子們的愛戴。這期間，父親和二弟相繼離世，家庭的重擔都壓到了陳伯吹身上，為了賺錢養家，陳伯吹開始大量撰稿，給《婦女雜志》《兒童世界》《小朋友》《學生雜志》《少年雜志》等刊物投稿。1928年，陳伯吹來到了上海，先是在上海私立幼稚師范學校任教，后又通過大夏大學高等師范專修班的考試，開始了半工半讀的生活。為了賺錢貼補家用，在學習和工作之余，陳伯吹繼續拼命寫作，雜文、詩歌、小說，都有所嘗試，文風上也有意識地向當時流行的新文學作家學習。因為愛情詩很火，為了爭取刊發機會，戀愛經驗不多的陳伯吹開始寫起了愛情詩。

陳伯吹的兩首愛情詩被《小說月報》採用了，讓他沒想到的是，主編鄭振鐸專程約他談話。鄭振鐸提醒陳伯吹，要發揮自己的優勢和長處，兒童文學對他才是適合的路。可以說，這是陳伯吹人生之路上最重要的提醒，陳伯吹感激不已，開始將重心轉向兒童詩的寫作。幾個月后，他就編成了兒童詩集《小朋友詩歌》，交由北新書局出版。在出版《小朋友詩歌》的過程中，陳伯吹遇到了人生的另一個貴人——趙景深。作為一個很有眼光的兒童文學作家和編輯家，趙景深敏銳地發現了陳伯吹的才華。在趙景深的大力舉薦下，北新書局老板李小峰邀請陳伯吹編輯一套給小朋友看的叢書，此后又邀他創立了兒童刊物《小學生》。編輯《小學生》，是陳伯吹的一個重要轉折點，這讓陳伯吹得以結識一批熱心兒童教育和兒童文學的教師和作家，如陶行知、陳鶴琴、沈百英等，這也讓他和更多的兒童有了接觸，從大量小讀者的來信、來稿中了解了他們的生活、思想、感情和閱讀興趣，加深了他對兒童文學和兒童教育關系的思考。從此，陳伯吹的事業步入了更開闊的天地。

在后來的戰亂中，陳伯吹顛沛流離，從事過多個職業，但不論是做期刊編輯、當大學老師，還是做出版社領導，他都沒有偏離兒童文學這個大方向，兒童文學成了他為之奮斗一生的事業。

貳

在創作文學作品的同時，陳伯吹對理論研究也有著濃厚興趣。他曾這樣闡述兩者之間的關系：“在‘繁榮創作’的同時，必須要並肩齊進地‘建設理論’。而建設理論的目的，仍然是為了繁榮創作。也隻有在創作繁榮的景氣中，積累經驗，總結經驗，成為有條理性的、系統性的經驗教訓，上升轉化為理論。理論研究指導創作，創作以自己的實踐証明理論，並修正理論。從而理論愈豐富愈完整，創作也就愈繁榮愈提高，它們在兒童文學事業上具有內在的聯系，起著相互影響的作用。”（《談兒童文學工作中的幾個問題》）正是在這樣一種良性的“左右互搏”的關系中，20世紀30年代初，他先后出版了《兒童故事研究》和長篇童話《阿麗思小姐》﹔50年代，在《兒童文學簡論》《漫談兒童電影、戲劇與教育》《在學習蘇聯兒童文學的道路上》三本專著出版的同時，兼具藝術性和教育性的當代中國兒童文學經典名篇《一隻想飛的貓》也橫空出世。

陳伯吹的兒童文學工作，幾乎總是伴隨著教育工作開展的，兩者密切聯系，互相配合，不論在創作還是研究之際，他都十分注意教育兒童的需要，認為兒童文學應該是文學性、思想性和教育性的統一：“兒童文學作品應該被認為是十分道地的藝術品。它要求注意力還不專、認識力還不高、領悟力還不強的兒童，能夠在讀完作品后起著共鳴、獲得感染，因而必須要求有著高度的藝術性﹔而高度的藝術性往往體現了高度的思想性，它們也往往是存在著有機的聯系。”（《談兒童文學工作中的幾個問題》）這種兒童文學觀讓他數次遭受批判或質疑，但終其一生，陳伯吹“固守己見”，用束沛德的話說，“在堅持兒童文學的教育方向性上，他的態度一以貫之，極其鮮明，斬釘截鐵，毫不含糊”。

強調兒童文學的教育性是陳伯吹兒童文學觀的核心內容。他認為兒童文學區別於成人文學的特殊之處便在於它具有教育的方向性。為了寫出更好的兒童文學作品，為了達到更好的教育效果，就要了解兒童的心理狀態和年齡特征，為此，他要求作家在創作時要心有兒童，要願意和兒童站在一起，善於從兒童的角度出發，以兒童的耳朵去聽，以兒童的眼睛去看，特別是要以兒童的心靈去體會，他還要求兒童文學期刊編輯要有童心童趣，要從“兒童觀點”出發，懷著一顆童心去欣賞鑒別來稿。

長篇童話《阿麗思小姐》是新中國成立前陳伯吹出版的幾個長篇童話裡藝術性比較強的一部，也是比較明顯地體現了他文學教育觀念的一部作品。這是陳伯吹受英國作家劉易斯·卡羅爾的名作《愛麗絲漫游奇境記》影響寫的“仿作”。雖然最初他是為《愛麗絲漫游奇境記》神奇的想象、生動的故事情節、高妙的藝術表達而著迷，但等到動筆之際，因為“九一八事變”受到的震撼，陳伯吹在童話裡融入了不少阿麗思抵抗侵略的內容，這導致文本出現了割裂感，用他本人的話來說，一些地方“生吞活剝，藝術性不成熟，不免是有‘圖解’之譏”。但《阿麗思小姐》的教育性不僅體現在反抗侵略，他的知音趙景深在《〈阿麗思小姐〉初版書前》一文中體貼地代作者給小讀者暗示，此書可以教給孩子們很多東西：自然的知識、思辨的習慣、認真學習的態度、作文的示范、修辭的方法。《阿麗思小姐》的出版在文壇引起了一定反響和關注——1936年春，陳伯吹在內山書店買書時偶遇魯迅，魯迅還主動和他談起這本《阿麗思小姐》。

與《阿麗思小姐》幾乎同時的《兒童故事研究》，則更為完整而翔實地呈現了陳伯吹的文學教育思想。這是他的第一本理論著作，是多年來閱讀、創作、思考兒童文學和在鄉村學校進行文學教育實踐的理論總結。

我國兒童文學在誕生之初便和兒童教育有著密切的關聯。20世紀二三十年代，隨著教育界對兒童文學重要性認識的深入，出現了蓬蓬勃勃的兒童文學熱潮，“教師教，教兒童文學，兒童讀，讀兒童文學，研究兒童文學，演講兒童文學，編輯兒童文學”（魏壽鏞、周侯予著《兒童文學概論》）。兒童文學作品普遍被當作小學國語課的課文，研究兒童文學與教育的關系成為一時風氣，涌現了許多探討兒童文學教育價值、兒童文學課程標准、兒童文學教材編寫、兒童文學教學實施等話題的文章。這階段也出現了有影響力的專著，如1924年朱鼎元編寫的《兒童文學概論》、1927年趙景深撰寫的《童話概要》、1928年張聖瑜編寫的《兒童文學研究》等，這些著作大都因教學的需要由教師的授課講義發展而來，十分重視兒童文學教學和兒童閱讀內容的研究。

《兒童故事研究》的寫作也受到了這個風氣的影響，但其視野的開闊、分析的精深，又在前人著述的基礎上大大推進了一步。全書共六章，分別討論了兒童故事的價值、趣味、選擇、講述、教學、領域六大議題。一方面，陳伯吹明確指出兒童故事的多種教育價值：滿足兒童游戲的精神、給兒童精密的觀察、增進兒童智慧與想象、擴大兒童與社會的聯系、培育兒童品性、培養語文能力等。另一方面，他十分強調“故事”的趣味性，認為“趣味是兒童故事的基礎”“趣味在兒童故事的材料中，是最低限度的需求，必要的條件”。

該書最精彩的章節是對故事講述和故事教學的論述。陳伯吹借助兒童心理學和教育學的相關理論，用豐富的兒童文學作品作案例，詳細分析介紹了故事講述的藝術、要點和方法，既包括故事內容、情節設置方面的技巧，也包括教師講述故事之際表情、提問方式、語言表達、實物利用、聲音語調等方面需要注意的事項。如他以安徒生的多個童話為例來說明給兒童講故事“要理解兒童的語言，要模仿兒童的語言，要將自己的語言合理地兒童化”﹔又如討論“講述的方法”之際，他指出有“重述法”和“改作法”兩種，論及“改作法”，他又舉《金河王》《丑小鴨》為例，分析了改作故事的幾個通常做法：刪除多余的人物、刪除多余的情節、刪除多余的主旨等。此書出版后，被列為“上海幼稚師范學校叢書”。《兒童故事研究》既有理論闡釋，又有嫻熟的教學經驗總結，對我們當下的兒童文學閱讀和學校文學教育依然有指導作用。

1934年，陳伯吹受邀擔任大夏大學暑假講習班和“附設女子幼稚師范科”的兒童文學課講師，授課的教材就是這本書。從這本書的寫作開始，陳伯吹的兒童文學之路由創作、編輯拓展到了理論研究領域。

值得一提的是，為了寫好這本書，陳伯吹閱讀了大量作品，如《天方夜譚》《伊索寓言》《土耳其寓言》《北歐神話》《希臘神話》《王爾德童話》《托爾斯泰童話》等，這些他讀過且書中提到的各類“故事”（在陳伯吹的這本書裡，“兒童故事”基本上屬於比較廣義的“兒童文學”范疇）都附在了書后的書目（《兒童故事的參考》）裡。陳伯吹這份列舉了110本書的書單大概是中國最早的童書書單。

三

陳伯吹的研究領域涉及兒童文學研究的多個方面。其中，他對幼兒文學的重視，對動物故事、科學文藝的倡導，都走在了時代前列。而他之所以重視這些問題，教育價值是其考慮的重要因素。

早在1962年，陳伯吹就呼吁發展幼童文學。在《談幼童文學必須繁榮發展起來》一文中，他提倡發展“圖畫讀物”（實則就是現在流行的圖畫書或曰繪本），認為“愈是小的兒童，愈應該運用‘直觀教學法’去幫助、促進兒童智力的發展”。他充分意識到了圖畫讀物的教育價值：“圖畫只是文學憑借它來作為一種表現的形式，正像憑借文字來作為表現的形式一樣，它的實質是個有目的、有組織、有思想、有藝術，經過精心構思的文學故事，不但有動人的情節，還有深刻的教育意義。圖畫在幼童文學書籍中當然並不是‘裝點門面’，也不僅是幫助‘說明內容’，而是作為主體來表達思想的，它比文字更形象地直接訴諸幼童的感官。”歷史上不乏有人強調兒童讀物裡插圖的重要性，如魯迅就強調插圖可以“補助文字之所不及”“不但有趣，且亦有益”。但陳伯吹將圖畫的重要性提升到和文字相同的地位，將圖畫本身當作“主體”“一個完整的故事”來強調，可以說是十分超前和有創見的。此外，他還對幼童文學的語言、題材、裝幀設計都提出了建設性的意見，強調“幼童文學作品應該是地地道道的藝術品”。這些論述，在當年可謂“空谷足音”。60多年過去，以圖畫書為代表的幼兒文學的創作和出版，已呈一片繁榮之勢。

至於作家作品研究領域，陳伯吹撰寫了《王爾德和他的童話》《馬克·吐溫和兒童文學》《斯蒂文生和他的〈金銀島〉》等一系列外國作家作品論。此外，他還以序跋的形式寫了數百篇國內外作家作品評論。其中，評論外國文學作品的有《〈快樂王子〉序》《〈小老鼠斯圖亞特〉序》《〈小夏蒂〉序》《〈綠野仙蹤〉跋》《〈獸醫多立德的冒險故事〉跋》等，評論國內作家作品的有《〈老鼠看下棋〉序》《〈圓圓和圈圈〉序》《〈苗苗的故事〉序》等。對這些作品的評價，陳伯吹一如既往，既關注它們的藝術特色，又關注它們的教育意義。如他在評價《小夏蒂》藝術表現上“風物描寫富麗，飽含著詩意”的同時，又指出該書“對培養兒童熱愛大自然、熱愛生活、熱愛老人、熱愛一切美好的事物，都具有深刻的教育意義”。他在夸贊《圓圓和圈圈》“語言流利順口，寫來很有點兒童情趣，能贏得幼兒們的歡心”的同時，也不忘提醒“老師在教學時，運用這作品，生發開去，可以進一步擴展幼兒們的視野，一個更廣闊、更美好的世界”。

尤為難得的是，陳伯吹對鄉村兒童的文學教育投入了相當多的關注。雖然成年后長時間工作、居住在城市，但他一直挂念著鄉村兒童的成長和發展。1947年，在《兒童讀物的編著與供應》一文裡，陳伯吹很痛心地呼吁出版界關注鄉村兒童的讀物編著問題：

中國的兒童，正在慘痛的內戰中長大起來，貧窮、飢餓、失學、流浪、犯罪、疫病，重重壓迫著新中國幼苗的成長，而這些幼苗，絕大多數散處在全國農村各地。那些地方也正是世界上最落后最黑暗的角落，編著一些什麼樣的讀物給他們看呢？是不是寫述一些都市的足以炫耀夸張的豪奢的生活與新奇的事物？是不是寫述一些封建的歌功頌德的言詞，鼓勵並且引誘他們盲目地奮斗成為獨裁的奴役人民的“偉人”？是不是寫述一些人雲亦雲的歪曲的言論去欺騙他們，因而讓他們沒有了是非正義的感覺……不是的，不是的，不論哪一個現代的中國兒童都不需要這種庸俗的編書匠給予他們的“渣滓”。他們所需要的是——正確的認識與思想，科學的智識與技能，藝術的欣賞與創作。前提決定了，隨后依照著選擇題材，隨后動手編著。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有博愛之心的陳伯吹，直到晚年還牽挂著鄉村兒童讀書的難題，他曾對出版界的同事說：“現在出版的兒童讀物，都是為城市中小學生寫的。我們的作家隊伍中，很少有人為工人、農民的孩子寫書，書價又很貴，一年有多少本送到農村、工廠、礦山去？可憐得很！領導上不下決心、不重視、不多投入，就沒有解決中國孩子的讀書問題，我們也就沒有盡到自己的責任！”（陳模《陳伯吹——中國兒童文學的“祖師爺”》）

如今，中國鄉村兒童的文學教育狀況已經有明顯改善，陳伯吹憂慮的問題得到了相當大程度的緩解，但鄉村兒童讀物仍然存在“書少”“無人編”“太貴”等問題和困境，需要各方面共同努力，多管齊下，才能逐步縮小城鄉兒童讀物出版的差距。

肆

陳伯吹溫和謙遜，自稱為“大時代中的小人物”“文藝大軍中的一個小兵丁”，實則，他是難得一見的通才，是中國兒童文學史上一座難以跨越的高峰。

終其一生，陳伯吹對兒童文學教育投入了巨大的熱情和心力，形成了系統的兒童文學教育思想，並且知行合一，用實踐驗証著他的理論和倡議，成為兒童文學教育理論和實踐的“集大成者”和“先行者”：作為作家，他心系兒童，努力創作藝術性和教育性兼備的作品，希望給孩子們提供最好的精神食糧﹔作為研究者，他對童話、故事、寓言、兒童小說的教育意義和教育價值都有過詳盡的論述，並且結合自己的教育經驗，給出了詳盡的教學方法和課程策略，《兒童故事研究》就是給家長、教師和圖書管理員看的文學教育指導書﹔作為教師，他身體力行，在小學裡給孩子們講故事、朗誦詩歌，在大學裡講授兒童文學課，培養文學教育后備人才﹔作為編輯，他曾在多個重要的兒童文學期刊和出版社任職，編輯過《小朋友》《大公報·現代兒童》“小朋友叢書”等兒童讀物，還倡議編寫以優質兒童文學作品為主的小學教科書，呼吁採用一流作家、一流畫家、一流紙張和一流印刷，讓孩子們打開書來就能看到名家名篇﹔作為翻譯家，他精挑細選，向國內小讀者推介了不少國外經典兒童文學作品，像《綠野仙蹤》《漁夫和金魚的故事》《小夏蒂》（今譯《海蒂》）《獸醫歷險記》（今譯《杜利特醫生非洲歷險記》），這些我們今天耳熟能詳的童書經典都是他譯介的。

陳伯吹選擇了最適合自己的兒童文學之路，將畢生心血奉獻給了兒童文學事業。不論是早年默默無聞的小學教師、初露鋒芒的文學期刊編輯，還是后來的知名作家、著名學者，他一直奉行“敬業而愛人”這個准則，不畏艱難、堅忍執著地奮斗在每一個崗位上，一如他筆下童話裡那頭尋寶的駱駝，不尋到可以帶來綠洲的百花種子，絕不放棄。

因為成長路上受過他人的熱情扶植，也為了建設兒童文學的作家隊伍，以更好地對兒童進行文學教育，陳伯吹在自己奮勇前行的同時，還熱誠鼓勵、團結、幫助兒童文學新人成長。20世紀40年代后期，他在上海主編《小朋友》雜志和《大公報·現代兒童》副刊之際，親自寫約稿信、給作者回信，甚至登門拜訪年輕作者，鼓勵他們積極從事兒童文學創作，魯兵、聖野、任大霖、方軼群等兒童文學作家都得到過他的指點。方軼群曾感慨地說，自己是被陳伯吹“攙扶著跨進兒童文學百花園”的。1981年，為了推進熱愛的兒童文學事業，勤儉了一輩子的陳伯吹捐出自己的稿費55000元，設立“兒童文學園丁獎”（2014年更名為“陳伯吹國際兒童文學獎”），借此獎勵、扶持兒童文學新秀。晚年的陳伯吹還應邀撰寫了大量序文，光是結集成冊的就有《他山漫步》《火樹銀花》《蒼鬆翠柏》《天涯芳草》四本。對那些請他寫序的作者，不論親疏，他總是熱心地而且十二分認真地閱讀他們的作品或研究著作，然后給予誠懇的推薦和品評。

詩人聖野曾寫過一首詩《巨人手上的燈光》獻給陳伯吹：

一盞燈亮了/百盞燈亮了/點亮了郭風的《小野菊的童話》/點亮了聖野的《小燈籠》/點亮了魯兵的《火的主人》/點亮了任大霖的《百支光和五支光》/一盞燈亮了/百盞燈亮了/那照亮黎明前的黑暗的/巨人手上的燈光呵

陳伯吹點亮的這盞燈，溫暖了許多年輕的作家，也溫暖了無數的孩子們，還將在中國兒童文學的百花園裡繼續發光發熱。 （作者：費冬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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