豐子愷（1898—1975年） 資料圖片

　　豐子愷漫畫《茅店》 資料圖片

　　豐子愷第一部散文集《緣緣堂隨筆》，1931年開明書店版 資料圖片

　　豐子愷紀念館坐落於浙江省桐鄉市石門鎮，由豐子愷故居“緣緣堂”和豐子愷漫畫館組成，圖為館中豐子愷生平陳列展廳。豐子愷紀念館供圖

　　 【追光文學巨匠·紀念豐子愷誕辰125周年】

　　 豐子愷是中國現代文學藝術舞台上一個響亮的名字。他以卓絕的藝術修養和堅忍不拔的創作意志，一生涉及美術、文學、音樂、書法、翻譯等領域，並且都取得杰出成就，是不可多得的全才。人們從他的作品中領悟到藝術的精妙之處，並由衷贊嘆他作為藝術家的真率，以及對世間萬物豐富、細膩、溫熱的愛。他強調文藝之事都要與生活相關聯，都要是生活的反映﹔他在繪畫中尋找文學的真諦，又在文學創作中營造畫趣﹔他要求藝術追求“曲高和眾”。這些都是今天文藝界應該汲取的寶貴經驗。

　　身為“兒童崇拜者”，以藝術目光打量世界

　　 有漢學家說豐子愷是“現代中國最像藝術家的藝術家”，這是針對他的散文創作而言的。

　　 豐子愷的散文創作，一開始就十分注重藝術性。《青年與自然》是一篇美育隨筆，他在文章的開頭引用華茲華斯的一句話：“嫩草萌動的春天的田野所告我們的教訓，比古今聖賢所說的法語指示我們更多的道理。”可以想見，豐子愷是要談自然之美，文章充滿了藝術的氣息。散文《山水間的生活》也很有特色。他寫道，有人說：“山水間雖然清靜，但物質的需要不便之外，住家不免寂寞，辦學校不免閉門造車，有利亦有弊。”但生活告訴他，山水間的生活是有意義的，大都市雖然熱鬧，但實是寂寞，山中雖然清靜，實是熱鬧，讓人不覺得寂寞。大都市是“騷擾的寂寞”，山中是“清靜的熱鬧”。豐子愷將生活與藝術聯系在一起。

　　 隨著豐子愷的散文藝術趨於成熟，風格特征也進一步顯現。他具有濃重的人道主義色彩，向往“天下如一家，人們如家族，互相親愛，互相幫助，共樂其生活”的理想世界。而一旦這種理想在當時社會中屢屢受挫，他又有了《漸》《秋》等感傷的作品。他的筆下還有眾多描寫兒童趣味的作品，如《從孩子得到的啟示》《華瞻的日記》《兒女》《憶兒時》等。他在《兒女》一文中寫道：“近來我的心為四事所佔據了：天上的神明與星辰，人間的藝術與兒童。這小燕子似的一群兒女，是在人世間與我因緣最深的兒童，他們在我心中佔有與神明、星辰、藝術同等的地位。”他又在《漫畫創作二十年》裡說：“我向來憧憬於兒童生活，尤其是那時，我初嘗世味，看見了當時社會裡虛偽驕矜之狀，覺得成人大都已失本性，隻有兒童天真爛漫，人格完整，這才是真正的‘人’。於是變成了兒童崇拜者，在隨筆中、漫畫中，處處贊揚兒童。”這個人，已經進入一個“純真”的兒童世界。

　　 豐子愷的散文，內容充實，風格鮮明，講求藝術的表現性。在《吃瓜子》一文裡，他列舉了瓜子的種種吃法，從似乎漫不經心的閑談中點出文章的主旨：“而能盡量地享用瓜子的中國人，在消閑一道上，真是了不起的積極的實行家！試看糖食店、南貨店裡的瓜子的暢銷，試看茶樓、酒店、家庭中滿地的瓜子殼，便可想見中國人在‘格，呸’‘的，的’的聲音中消磨去的時間，每年統計起來為數一定可驚。”他寫《楊柳》，說楊柳的美與別的花木不同，楊柳美在其下垂，花木大多是向上發展的，枝葉花果蒸蒸日上，似乎忘記了下面的根，但楊柳“不是不會向上生長。它長得很快，而且很高﹔但是越長得高，越垂得低。千萬條陌頭細柳，條條不忘記根本，常常俯首顧著下面，時時借了春風之力，向處在泥土中的根本拜舞，或者和它親吻。好像一群活潑的孩子環繞著他們的慈母而游戲，但時時依傍到慈母的身旁去，或者扑進慈母的懷裡去，使人看了覺得非常可愛”。他感慨：“當春發芽的樹木不知凡幾，何以專讓柳條作春的主人呢？隻為別的樹木都憑仗了春之力而拼命向上，一味求高，忘記了自己的根本。其貪婪之相不合於春的精神。”

　　 豐子愷散文成就的取得，跟他成熟的文藝思想有關。他在《版畫與兒童畫》一文裡明確指出：“文藝之事，無論繪畫，無論文學，無論音樂，都要與生活相關聯，都要是生活的反映，都要具有藝術形式，表現技巧，與最重要的思想感情。”這種文藝觀不僅對他自己受用，也對今天的文藝創作具有指導和借鑒意義，即他希望藝術作品是藝術形式、表現技巧與思想感情完美的結合。

　　繪畫與文學“握手”，注重藝術的興味

　　 豐子愷又是一位漫畫家。對他而言，漫畫和散文猶如一對孿生姊妹。他的漫畫創作與文學創作同時起步。他在《作畫好比寫文章》裡說過：“綜合起來，我對文學，興趣特別濃厚。因此，我的作畫，也不免受了文學影響。”

　　 豐子愷的漫畫，不少與古詩文有著密切的關聯，或以畫題點明，或有古詩文意韻，文學性強。他往往只是選取古詩文中的一句，甚至只是幾個字來作畫。他以為古人的詩詞，全篇都可愛的極少。而他所愛的，往往只是一篇中的一段，甚至一句。每遇不朽之句，諷詠之不足，輒譯之為畫。他重視文學與繪畫的融通之關系，專門出版過一本叫《繪畫與文學》的書。他認為：“各種藝術都有通似性。而繪畫與文學的通似性尤為微妙。探究時頗多興味。”豐子愷漫畫題材常常取自文學，而其畫也就有了更濃的文學味。俞平伯認為，欣賞豐子愷的漫畫，應該是去“讀”，而不是去看。

　　 在《漫畫創作二十年》裡，豐子愷回顧自己的漫畫創作，大略可分為四個時期，分別是描寫古詩句、兒童相、社會相、自然相的時期，“但又交互錯綜，不能判然劃界，只是我的漫畫中含有這四種相的表現而已”。這種分期其實也是他散文的分期。他又在《漫畫淺說》裡寫道：“漫畫之道，是用省筆法來迅速地描寫靈感，仿佛莫泊桑的短篇小說，捉住對象的要點，描出對象的大輪廓，或僅示對象底一部分而任讀者自己悟得其他部分。這概略而迅速的省筆法，能使創作時的靈感直接地自然地表現，而產生‘神來’妙筆……憑觀者的想象其未畫的部分，故含蓄豐富，而畫意更覺深邃。”豐子愷把中國古代畫論中的“意到筆不到”美學思想與自己的創作實踐糅合在一起，進而形成屬於他自己別具一格的漫畫風格。他以為詩是最能體現“意到筆不到”的美學思想的，“古人雲：‘詩人言簡而意繁。’我覺得這句話可以拿來准繩我所喜歡的漫畫。我以為漫畫好比文學中的絕句，字數少而精，含意深而長”。他用簡潔的幾筆，就能將詩句詞句的主旨表現得別有韻味。

　　 豐子愷有不少散文猶如抒情畫。《山中避雨》寫得極有詩趣，一如他的抒情漫畫，初讀十分清淺，像清茶，然細細玩味，竟余味無窮，如米酒。作品開頭就描繪了一幅煙雨朦朧的山村小景。為了避雨解悶，作者向茶博士借了一把胡琴，拉奏了各種西洋小曲。至此，苦雨荒山開始活躍起來，散文的意境也從古山水畫般的氛圍進入現實民間的世俗人情。作者寫到兩女孩和著西洋小曲歌唱時，作品的調子開始溫暖起來，仿佛把游山遇雨的寂寥心情遠遠地拋到腦后。而當寫到一個女孩唱著《漁光曲》，並引得三家村裡的青年們一起合唱時，作品進入高潮，作者本人也情不自禁大動感興，體會到了音樂的親和力，更重要的是體會到民族音樂對中國普通百姓的陶冶效果。

　　 這種發自內心的感悟，在任何民族或許都是相同的。日本學者谷崎潤一郎在讀了這篇散文后就表示他“不禁想到從前音樂師葛原氏乘船上京，在明石浦彈琴一夜，全浦的人皆大歡喜的故事來”。音樂的這種親和力確實在年輕人當中引起共鳴，以致在他離開時，彼此竟在茫茫的雨中依依惜別。整篇作品仿佛就像一幅風格淡雅的寫意畫，將山色、茶肆、雨景、琴聲、小曲、人情，統一融入畫幅之中，很有余韻。

　　重視藝術的普及，主張藝術的大眾化和現實化

　　 鑒於現代中國的藝術教育狀況，豐子愷重視藝術的普及。他以音樂為例，認為“在理論上，音樂是最易感動人的﹔但在實際上，藝術中要算音樂最不一般。……音樂是最易感動人的心靈藝術，照理應該普及，而現狀恰好相反對，這是什麼理由呢？”他以為原因在於音樂難於理解、樂器難於上手。

　　 豐子愷對“曲高和眾”有精彩的論述。他認為：“曲高和寡是古代的話，這種彌高的曲，是象牙塔裡的藝術，已不適於現代的大眾了。現代要曲高和眾。”他論述了“曲高”與“和眾”間的辯証關系，要求兩者達到高度的統一：“我們必須把曲的高低，難易，與和者眾寡的關系分別清楚：須知高的曲不一定難，低的曲也不一定易﹔反之難的曲不一定高，易的曲也不一定低。故高低與難易是不相關的兩事。又須知和‘寡’不是為了曲‘高’之故，乃為了曲的‘難’之故﹔和‘眾’不是為了曲‘低’之故，乃為了‘易’之故……我們不貴‘陽春白雪’及‘流水高山’，不排除‘孟姜女’及‘五更調’等，而要求兼有‘陽春白雪’與‘流水高山’之高，與‘孟姜女’和‘五更調’之易的音樂。”

　　 “曲高”並非主張藝術的艱深，而是追求其淺易而優美。這和低劣的藝術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兩回事。他認為某些流行於民間的音樂之所以廣為流傳，是“因為這類的樂曲，性質極優秀，而構造極簡易……大眾藝術所要求的音樂，非這一種不可”。他甚至還認為：“今后世界的藝術，顯然是趨向著‘大眾藝術’之路。”

　　 豐子愷“曲高和眾”的藝術主張，與他要求藝術的大眾化與現實化是一致的。隻有做到“曲高和眾”，才能從根本上實現藝術的大眾化與現實化。因為隻有“和眾”才是真正的大眾化、現實化。而作為陶冶情操、提高修養、振奮精神手段的文學藝術，也隻有“曲高”才能真正具有藝術的感染作用。所以，“曲高”與“和眾”是不可分割的統一體。沒有“曲高”便起不了藝術的作用，缺乏藝術性，而沒有“和眾”同樣也談不上美，道理很簡單：它喪失了大眾，沒有時代感，缺乏時代精神。　　 （作者：陳星，系杭州師范大學弘一大師·豐子愷研究中心主任）

分享讓更多人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