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40年代下半葉制作的司母戊方鼎拓本。　　上海博物館供圖

　　商代晚期涂朱刻辭牛胛骨拓本。　　上海博物館供圖

　　金石是中國歷史上一種重要的文獻載體，記錄著先秦以來的大量珍貴史料。為保存、研習、傳播金石上的內容，古人發明了一種簡便高效的“復印”技術——傳拓技藝，將紙張緊覆於金石器物之上，用墨拓手法將器物圖形、紋飾、銘文等印到紙上。

　　上海博物館日前舉辦的“與時偕行——金石傳拓技藝”特展，通過37件（套）精心挑選的文物，讓觀眾感受中華吉金樂石之美，領略古老傳拓技藝之妙。

　　此次展出的文物以上海博物館藏品為主，亦有從上海圖書館借展的6件文物，其中不乏流傳有緒的名品佳作。展覽中可以看到中國古代最大、最重的青銅器——后母戊方鼎（原稱“司母戊方鼎”）20世紀40年代的拓本，這是此鼎1939年出土后制作的第一批完整拓本之一﹔“青銅器海內三寶”大盂鼎、大克鼎、毛公鼎3件全形拓本同台亮相﹔部分珍稀拓本與館藏原器對照展出，吉金墨影交相輝映，讓人深度體驗中華傳統文化的魅力。

　　展覽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文化傳承的實用技藝”追溯傳拓技藝的起源與發展，探討其對於文化傳承的作用。此部分的重點展品為北宋《集王羲之書三藏聖教序》拓本。原碑由沙門懷仁歷時20余年從王羲之書法中集字，於唐咸亨三年（672年）刻制成碑，立於長安弘福寺，現藏西安碑林博物館。本冊系北宋內府之物，經專家鑒定為淡墨擦拓本。因擦拓法利於凸顯細微的用筆細節，不少宋代帖版皆以擦拓制成。此碑流傳至今的北宋拓本多為濃墨所拓，淡墨擦拓甚為罕見。晚清書畫家何紹基贊其“望而知為神物”。

　　第二部分為“拓墨入畫的藝術表現”，展示傳拓技藝的創新和吉金傳拓的藝術表現。隨著全形拓等新技法的出現，傳拓擺脫了在平面上難以展現立體器形的局限，傳拓作品不再只是內容復印的載體，也成為藝術創作的主體。傳拓與繪畫等方式結合，產生了獨特的藝術效果。

　　此部分展出的西漢雁足燈，造型生動，制作精巧，燈盤外底刻銘文40字，從銘文可知此燈制造於竟寧元年（公元前33年），為皇后中宮之物。

　　清代道光年間，收藏家程洪溥多次邀請僧人六舟為其所藏千余件青銅器傳拓，久負盛名的《剔燈圖》便誕生於此期間。《剔燈圖》由六舟施拓、陳庚繪畫，卷中央為竟寧元年雁足燈全形拓，一倒一正並置。倒立的燈身上有縮小的六舟像，俯身於燈盤底部剔洗銘文。正立燈身上六舟小像立於燈足上作摩挲狀。此圖創造性地將全形拓與人物繪畫融合在一個場景內，仿佛真人置於其中，惟妙惟肖。

　　吉金供花的圖式盛行於明代博古圖中，清代全形拓出現后，一改過去用畫筆描繪青銅器的傳統，通過傳拓使得銅器圖像更為逼真古雅。《杞菊延年圖》為清代書畫家趙之謙與程洪溥之子程守謙合作而成，圖中扦插杞菊的彝器由程守謙拓制，趙之謙繪花卉，古色古香。

　　穎拓是指用毛筆繪畫模仿出拓片效果的技法。1939年書畫家蘇澗寬穎拓《博古圖》共有四軸，分別為斝、甗、卣、盉四器。器物整體輪廓線描清晰，器內紋飾均為繪制，器身邊緣和素面處採用不同墨色表現光影效果。穎拓的墨色風格已脫離傳統墨拓，明暗光影表現近似全形拓和西方素描。

　　第三部分為“金石傳拓技藝的傳承保護”，展出商代晚期涂朱刻辭牛胛骨、秦代橢升、大克鼎全形拓等文物，體現上海博物館自20世紀50年代初建立以來對金石傳拓技藝的傳承與保護。展覽中的牛肩胛骨系商王佔卜所用，殘存上部，正反兩面均刻有甲骨文，內容為卜辭，字中涂有朱砂。據介紹，甲骨出土后往往碎裂四散，甲骨文刻劃纖細，肉眼難以辨識，墨拓可使字口黑白分明、纖毫畢現。利用拓片，學者可對甲骨進行拼綴復原。

　　據悉，展覽將持續至10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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