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是詩國，歷代詩人層出不窮，貢獻了大量絕美詩篇。

　　詩人一多，人們自然就產生了誰水平更高、哪首詩更好的想法。梁山好漢聚在一起不也得排座次？

　　於是，《詩品》一書應運而生。作為“百代詩話之祖”，《詩品》是我國第一部詩論著作。作者鐘嶸，是南朝齊梁時期人。

　　該書與同時代的《文心雕龍》並稱“雙璧”，對我國文學理論、詩歌理論的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具有奠基詩學的意義。書中追溯了五言詩的起源，說明了詩歌的功用、源泉和表現手法，提出了評詩的標准，並對南朝梁代之前各個時期的詩壇主流作者加以評述。

　　一開篇，《詩品》就回答了“人為什麼要寫詩”這個問題。

　　鐘嶸的答案是“氣”：“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形諸舞詠。”意思是，人的性情受氣的感召、物的觸動，就會形成獨特細膩的內心感受。用吟詠的形式把這種感受表達出來，就形成了詩歌。這裡的“氣”，抽象又具體，既是充盈天地間的蓬勃生氣，還是大自然的變化。正如他在《詩品序》裡說的：“若乃春風春鳥，秋月秋蟬，夏雲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諸詩者也。”

　　這種四季感蕩人心的詩歌發生論，是西晉以來文論家的共識。比如劉勰說：“物色之動，心亦搖焉。”但詩歌的發生，不光是因為季節的變遷，社會生活中的不幸、人際關系的觸動，也是詩歌發生的重要原因。首次明確提出這一點的就是鐘嶸。

　　他在《詩品序》中自“楚臣去境，漢妾辭宮”以下，列舉了人的6種痛苦遭遇，例如屈原的放逐、班婕妤的失寵、邊關戰士的犧牲，這些現實遭遇給人帶來的痛苦，都要用“陳詩”“以展其義”、借“長歌”“以釋其情”。如此才能使“窮賤易安，幽居靡悶”，才能在苦悶的環境中獲得內心的解脫與慰藉。這其實就是后來韓愈“不平則鳴”文學主張的濫觴。

　　從這裡可以看出，鐘嶸認為詩歌的本質是吟詠性情，是人內心情感的自然流露。因此，《詩品》特別推崇那些直抒胸臆、不加修飾的詩句。比如徐干《室思》中的“思君如流水”，曹植《雜詩》中的“高台多悲風”，謝靈運《歲暮》中的“明月照積雪”等。

　　接著，《詩品》品評了從漢至齊梁的123位詩人，定上品12人（古詩算1人），中品39人，下品72人。全書結構嚴謹，橫向以上中下三品論詩，縱向先追溯流別，再逐一品評詩人。《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認為：“（這些品評）皆妙達文理，可與《文心雕龍》並稱。”通過這種形式，橫向可看出歷代詩人之優劣，縱向可看出五言詩歌之發展。

　　鐘嶸對詩人作品的品評，形式多樣，別開生面。比如評山水詩人謝靈運：“然名章迥句，處處間起﹔麗典新聲，絡繹奔會。”評“女郎詩人”張華：“猶恨其兒女情多，風雲氣少。”評田園詩人陶淵明：“古今隱逸詩人之宗也。”評曹操：“曹公古直，甚有悲涼之句。”

　　評江淹時，鐘嶸講了個故事。說大詩人江淹有一天晚上做夢，夢見一大帥哥，自稱是兩晉時期的文學家、方士郭璞。郭璞說：“我有支筆在您那裡很多年了，現在想要回來。”於是江淹從懷中掏出一支五色筆給了他。往后，江淹再寫詩，語句不通，文採盡失。江郎才盡這個成語就是從這裡來的。

　　《詩品》在后世也受到一些批評，比如把曹操居然列為下品，陶淵明才列為中品，不少詩歌評論家覺得太離譜了，認為他們都應該是上品。后來文學史都做了糾偏，但鐘嶸的貢獻還是主要的，《詩品》不失為珍貴的文學遺產。

　　正史裡記載，鐘嶸曾請求文壇領袖沈約為他傳播聲譽（跟劉勰想到一塊了），沈約沒答應。等沈約去世后，鐘嶸在《詩品》裡把他列為中品，並批評他的作品說，當時因為新的大家還未出現，舊的名家逐漸衰落，所以沈約才能獨霸文壇，其實他的詩的意蘊比才盡的江淹還淺。《南史》作者李延壽認為，這是追念舊時的怨恨，以此來報復沈約。

　　對此，明代胡應麟、清代姚鼐等學者均認為，沈約的詩確實差，缺乏風神，就算換個人來評，地位也不會高。他們說得很有道理，今天誰還記得沈約的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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