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三角區域一體化”作為重要的國家戰略，既出於現實需要，也具有深厚的歷史文化依據和基礎。具體可從三個方面來看。

大致相同的自然—生態條件。長三角地區是江南的核心區域。江南作為一個區域概念，在歷史上有一個演變過程。從先秦至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江南，包括了長江中下游以南、嶺南以北的廣闊地域。長江下游南部地區雖然也屬江南范圍，但更多時候被稱作江東或江左。這是因為，長江在安徽蕪湖與江蘇南京之間驟然改變流向，呈西南—東北狀，而歷史上的蕪湖曾是兩岸往來的主要渡口，北方人視渡江為向東，而非向南。所以以這一段長江為標准確定東西和左右（周振鶴：《釋江南》，《中華文史論叢》第49輯，1992年）。

隋唐以后，江南地區的概念逐漸明朗化，大致包括自今湖南西部東至大海的長江南部地區。由於區域內部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形成了幾個區域亞塊。以今天江蘇南部和浙江北部為中心的太湖周邊地區，自然—生態環境大致相近，氣候溫潤，水網密布，魚米豐饒，經濟發展最為迅速，文化事業蒸蒸日上，加上山川秀麗、風物清嘉，備受矚目，江南的內涵隨之變化。明清時期，江南地區的范圍大致包括太湖流域的蘇州、鬆江（今上海）、常州、嘉興、湖州、杭州六府以及太倉州，或加進江寧（今南京）、鎮江二府，成八府一州之地（李伯重：《簡論“江南地區”的界定》，《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1年第1期）。這是學術界的主流觀點。但筆者認為，這八府一州應是江南的核心區域，從經濟、文化聯系角度而言，其邊緣區域應該包括浙東地區、蘇中地區、皖南區域。而這一劃分就基本與現今所說的長三角地區重合了。所以，盡管長三角內部也存在地理情況、經濟發展程度的差別，但相對於中國的東部與西部、南方與北方的差別而言，這種內部差異就不明顯了。

歷史發展的共同基礎。從歷史發展脈絡來看，長三角地區的文化具有共同源頭。大致而言，浙東地區的原始文化一般可追溯至七千年前的河姆渡文化，而差不多同一時期在太湖流域則有馬家浜文化。這兩個新石器時代的文化，盡管存在不少差別，但由於地理環境相近，表現出的文化面貌有很多相似之處。距今五千年前后，今天的江、浙、滬地區大都處於良渚文化范圍，表現在人們的生產、生活方面的文化面貌基本相同。從良渚文化的空間分布和發現遺址看，當時良渚古國隻有一個中心，即良渚古城。遍布江浙各地的良渚文化遺址中，普遍發現了大型玉器琮與璧。按照《周禮》中的說法，“蒼璧禮天”“黃琮禮地”，祭祀天地是一種特權，隻有掌握權力的人才能進行。日本學者在比較了這些地方出土的玉器，尤其是作為權力象征的玉琮后認為，它們絕大多數由居住在良渚古城的玉工們制作，由良渚的貴族集團派送、饋贈給各個地方，以這樣的方式承認各地貴族的地方治權，換取他們對“中央”的認同和支持，從而達到對各地方實行某種程度統治的目的（趙輝：《良渚的國家形態》，《中國文化遺產》2017年第3期）。

在良渚文明的故地后來出現了吳、越兩個國家。大致在夏朝的中前期，夏禹的后人在浙江的會稽地區（今紹興）建立了越國，這是當地出現的第一個國家政權，故后世將浙江的地域文化概稱為越文化。大約在3000年前的商代末年，西北地區周族的太伯、仲雍“南奔荊蠻”，得到土著民眾的支持，建立了號稱“勾吳”的國家。由於這是蘇南地區出現最早的國家政權，故后世將蘇南的地域文化（含上海地區）稱為吳文化。吳、越兩國經過長期發展，在各自開疆拓土的過程中發生了沖突，終於在春秋時期上演了吳越爭霸的活劇。公元前496年，吳王闔閭帶兵進攻越國，遭到大敗，自己也因傷勢過重而亡。其子夫差繼位后，經過三年的勵精圖治，攻克越國都城，僅給越國保留了浙東地區的一小塊土地，越王勾踐親自來到吳國服役三年。此后吳國把主要精力放到北上中原的爭霸戰爭中。當時吳國的大臣伍子胥多次反對北上中原，主張滅掉越國，其理由主要是吳、越兩國“同氣共俗”，吳國得其民可以驅使、得其地能夠使用。與此不同的是，北方的諸侯國耕作方式不同、語言不通、風俗不同，很難統治。可見，吳、越地區環境相同、土壤相同、語言相同、風俗相同，雖處於兩個政權的統治之下，實際在地域上是一體的。然而吳王夫差沒有接受伍子胥的勸諫，一心北上爭霸。而歸國以后的越王勾踐臥薪嘗膽，經過近二十年的休養生息、勵精圖治，終於在公元前473年滅了吳國。吳地處於越國的統治之下，越國的地域范圍大致上相當於現在的長三角地區。

秦始皇統一全國后，在長江下游地區設立會稽郡，領有吳、越兩國大部分的地域。東漢末年，群雄並起，孫堅父子據有江東，建立吳國，使天下形成魏、蜀、吳三足鼎立局面。當時的江東包括了長江中下游及其以南地區。以后政權都大力經營江南地區，使得江南經濟得到快速發展，開始了中國經濟重心南移的歷程。在此過程中，長三角地區經濟、文化高度融合，頻頻以“江南”概念出現在文人筆端和史書之中，如唐代著名文人韓愈曾說，“當今賦出於天下，而江南居十九”，說明江南地區逐漸成為全國的經濟重心所在。尤其隨著大運河的開通，運河成為連接南北的主要交通動脈，使得南方與北方之間的聯系得到加強，而長三角地域內部的整合也在加速，經濟文化一體化的趨勢得到進一步加強。而長三角地域內部的互動與整合，可用以下例子說明。

其一，邊緣與中心的互動——以徽州與蘇南為例。相對於太湖流域而言，安徽徽州處於江南地區邊緣。明清時期，蘇南地區商品經濟發達，吸引了全國各地的商人前來淘金，其中以徽州地區的商人人數最多、勢力最大、活動最為頻繁。他們以從事棉布業、絲綢業、糧食業、木材業、典當業等為主要生業。以典當業為例，不僅南京、蘇州等大城市的典當業由徽商把持，甚至各個縣城、市鎮亦是如此。史書記載，清初江陰縣的典當鋪，大半由徽商所開﹔清初常熟縣城有38家徽州典商。范金民教授斷言，“遍地徽商之語用之於明清江南是最符其實的”（范金民：《國計民生：明清社會經濟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年）。因為徽商人多勢眾，財力很強，在蘇南地區的城市、市鎮創建了很多同鄉會性質的工商業組織——會館，如南京有新安會館、徽州會館、新歙會館、安徽會館等，蘇州有徽郡會館、安徽會館等。即便是在縣城、市鎮也有不少，如吳江縣盛澤鎮有徽寧會館等。據《明清蘇州工商業碑刻集》所收《徽寧會館碑記》所說：“凡江浙兩省之以蠶織為業者，俱萃於是（指盛澤）……皖省徽州、寧國二郡之人服賈於外者，所在多有，而盛澤尤匯集之處也。”徽商等商幫將江南核心地區的絲織品和棉布等商品運銷各地，將外地商品如糧食等運往江南各城鎮，既加強了江南地區內部的商品流通和經濟整合，也促進了全國統一市場的逐漸形成。

其二，中心地域內的互動——以上海與蘇南為例。明清時期，蘇州不僅是江南地區的經濟文化中心，也是全國的重要經濟中心。時人稱，“人間都會最繁華，除是京師吳下有”。京師指北京，吳下即指蘇州。而當時的上海，不過是僻處海濱的一個小鎮。上海的崛起，先是因為被選為通商口岸，繼而在太平天國時期獲得快速發展。上海被選為通商口岸，與蘇州作為經濟中心的地位密不可分。據記載，清朝嘉慶末年，英國東印度公司為了擴大對華貿易，曾設想在廣州以外另辟一個通商口岸，但公司內部對於開設地點發生了嚴重分歧。東印度公司的著名中國問題專家塞繆爾·鮑爾（Samuel Ball）曾專門撰文，分析指出蘇州是中國貨物最大的市場，而上海是蘇州的門戶，力主將通商口岸設在上海，認為“上海作為一個貿易口岸，其重要性取決於蘇州府”，“對進口貿易來說，蘇州府或許是全中國最適宜的地點”（李榮昌：《上海開埠前西方商人對上海的了解與貿易往來》，《史林》1987年第3期）。正因為有這樣的前提，鴉片戰爭后上海成為“五口通商”城市之一就順理成章了。1860年前后，太平天國軍隊從南京一路向東，開辟蘇福省，佔蘇南及浙江一部分地區，迫使官僚富豪、地主士紳攜家逃往上海，帶來大量資金，為上海的近代化奠定了基礎。在上海的帶動與影響下，周邊城市如寧波、無錫、蘇州、常州等也積極發展近代企業，使得長三角地區成為中國近代化的中心地區。

由上可知，長三角地區的內部整合早已開始，經濟聯系不斷加強，中心與邊緣、中心城市與周邊城鎮乃至鄉村腹地之間存在著密切互動，一體化的趨勢事實上早就啟動。

相通的地方語言。從歷史上來看，長三角地區的語言以吳語為主，還有北方語言系統的江淮官話以及南方地區的閩南話、閩東話和少數民族語言等。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應與歷史上的多次移民密切相關。吳語分布的區域，大致包括江蘇南部，上海及其轄區，浙江全境，浙江與江西、福建毗鄰地區，以及安徽皖南一部分地區（傅國通等：《吳語的分區（稿）》，《方言》1986年第1期）。可以看出，其地域范圍基本與長三角地區重合。雖然由於時空條件的不同，形成了吳語區內部的空間差異，但總體而言，吳語區的地域文化可以用吳越文化概括。而吳越文化的區域范圍也大體上是長三角的范圍。 （作者：王衛平，系蘇州大學社會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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